首页 -> 2004年第4期
符号的角逐
作者：南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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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犀利地解剖了经济领域的剥削和压迫。剩余价值学说披露了资本主义机器轴心巧妙地隐藏的秘密。然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鲍德里亚的杰出命题——远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如同资本的秘密运动产生出惊人的效果一样，符号领域的不平等也在多种表象的掩护之下悄悄地进行，例如堂皇的美学运动、令人钦佩的表演技巧或者普遍实行的明星制。浪漫的诗人和落拓不羁的艺术家往往倾心于某种超凡脱俗的气质，符号经济学时常隐没在他们的迷人风度背后。多数读者仅仅对一部名著的情节概要感兴趣而对于印数和版税一无所知。符号生产的经济价值无意地成为一个忽略不计的问题。诗人或者艺术家只能偷偷地躲在某一个角落数钱——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他们生产的符号也可能是抢手的商品；诗人或者艺术家可以为这些商品讨价还价，他们如同企业家一样生财有道。引进资金，控制大众传媒，动用宣传机器豪华包装，端足了架式待价而沽——符号的生产和出售复制了资本运作、企业、市场之间的众多伎俩。印刷文化之中，报纸发行与广告的联盟造就了一种新的运行模式，广告商成为市场的重要代理。这种模式在电子传播媒介扩张为一个成功的流通网络。众多偶象明星将他们的形象制作为商品，这些商品通过电视发射台或者计算机互联网输送到每一台终端屏幕。与通常的市场销售相异的是，公众对于这些形象的消费将由广告商付账。为了让偶象明星的形象夹带商品广告，广告商支付的数额令人咋舌。广告商下在屏幕背后的赌注是，这些费用将由成功的商品销售回收。这个循环系统如此神秘，以至于没有人说得清一个偶象明星拍摄几秒钟的广告有没有理由收取如此之高的报酬。报道显示，耐克公司某个年度付给迈克·乔丹的广告费比二万二千名亚洲工人的总工资还要多。这时，人们还有勇气认为这是平等的吗？(9)
当然，更为常见的现象是，符号的大规模占用赢得的是布尔迪厄所说的象征资本。如何把象征资本转变为经济资本，现代社会提供了名与利的兑换率。一举成名天下闻，这始终是一块无比诱人的蛋糕。多数社会通行的法则是，社会名流高踞于默默无闻之辈的头上。如果符号的占用不仅限于数量，而且炼制出一种达官贵人所独享的文本结构，那么，符号本身就可能制造放大、抬高一批人或者压抑、流放另一批人的功能。这种符号可能自动删除那些下贱的身份，封锁异端分子，并且为权贵者预订充裕的空间。如同韦勒克和沃伦所说的那样，古典主义时期，史诗或者悲剧是国王和贵族活动的符号区域，市民或者资产阶级则屈居喜剧之中，至于平民百姓只能逗留在讽刺文学和闹剧的地界。(10)现今，各种文本结构与不同身份级别之间仍然存在不成文规定。通常，头条新闻的主人公不会进入相声遭受调侃，历史著作之中的领袖人物也无缘跨入逗乐的小品出丑。韩少功的《暗示》发现，各种地图——一种表示空间结构的符号体系——隐含了迥异的价值观念：农业时代的地图周详地标明了河流和渠堰塘坝；工业时代的地图热衷于火车和汽车的交通线，星罗棋布的矿区和厂区以及沿海的贸易港口；美洲和非洲许多国界是一条生硬的直线，这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杰作，他们根本没有耐心考虑殖民地的农业、矿藏、河流、山区以及族群分布对于划界管理的意义；消费时代的旅游地图充斥高级消费场所，星级宾馆、珠宝店、首饰店、高尔夫球场、别墅、美食是这些地图的要点。高速公路和喷气客机出现之后，一种新型的隐形地图浮现在一批人的心目中。他们那里，地理上的远和近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重要的是现代交通工具能否顺利抵达。这个意义上，从北京到洛杉矶可能比从北京到大兴安岭林区的某个乡镇还要快，近在咫尺的渔村或者需要爬进去的小煤矿开采面可能变得遥不可及。当然，这种隐形地图仅仅是为某一个收入阶层而绘制。高速公路或者喷气客机对于一个一文不名的流浪汉没有任何意义。的确，这就是韩少功从符号体系背后发现的生活等级，或者说，这种生活等级是由经济、政治和符号体系联合产生的种种分割、封闭、确认边界而形成的——这是一种社会地位派生的符号学。如果近似的隐形地图进入传媒或者社会决策机构，那么，那些满脸皱纹的农夫或者表情忧虑的失业者就会从记者和官员的视野之中彻底失踪。
符号的生产包含了如此巨大的利益以及深刻的政治意图，那么，符号的控制与垄断就会成为不可遏止的冲动。某一个群体在符号领域耀武扬威，先声夺人；另一些群体仅仅在符号领域占据一个不成比例的区域，甚至销声匿迹——这种局面的维持需要一系列强大的符号技术保证。这个意义上，国家机器对于符号生产的管辖与监控从来没有松懈。古老的封建社会，高下尊卑的首要形式即是严格的符号等级制度。从服饰、住宅格式到坟墓的规模，从婚葬仪式、历史著作的撰写到公文规范，众多符号制造的繁文缛节一丝不苟。这是既定秩序的基本体现，甚至可以说，符号即是秩序本身。现代社会从来没有废除符号的管理，差别仅仅在于重点的转移。例如，现今的权力部门已经将服饰设计或者家具的款式转交给工艺美学，它们更乐于管理的是电视或者广播信号的发射、政治性标语口号的拟定或者社会事业统计数据的颁布。
作为另一种控制与垄断的形式，经济的介入通常是软性的，隐蔽的。经济不是强硬地标榜什么，或者封杀什么，经济更多的是使某种符号体系升值，或者使另一种符号体系丧失市场。由于“文以载道”的不朽事业，诗仅仅是一种雕虫小技；相对于诗的正统，词又贬为“诗余”——总之，每一种符号体系均隐然地拥有既定的座次。然而，资本与市场的联手时常刷新历史的记录，重新定位。迄今为止，利润的大小与符号体系座次成为两条相互映衬的曲线。诗的萧条、电视肥皂剧的兴盛或者随笔的骤然崛起无不可以追溯到经济。当然，经济的控制和垄断时常遭遇到各种抵抗——这种抵抗出自文学场的判断准则。按照布迪厄对西方文学各种文类演变的考察，经济与文学场之间可能形成“双重结构”。十九世纪末，各种文类的市场排名一目了然：戏剧利润丰厚，诗穷困潦倒，小说处于中间地带——但条件是将读者扩大到小资产阶级甚至部分有文化的工人。但是，回到文学场内部，这个名次必须加以修改：
……可以从大量迹象看到，在第二帝国统治时期，最高等级被诗歌占据了，诗歌尤其受到浪漫主义传统的尊崇，保持了它的全部威信……戏剧受到了资产阶级公众、它自身的价值和陈规的直接认可，提供了除钱以外的学院和官方荣誉的固有尊崇。小说位于文学空间两极中间的中心位置，从象征地位的观点来看，它表现了最大的分散性：它已经得到了贵族的认可，至少在场的内部是这样，甚至超出了这个范围，这得益于斯丹达尔和巴尔扎克，特别是福楼拜的功绩；尽管如此，它仍旧摆脱不掉惟利是图的文学形象，这类文学通过连载小说与报纸联系起来……(11)
相对地说，另一种抵抗控制和垄断的能量未曾得到足够阐述：技术的突破。否认技术决定论并不等于否认一个重要的事实：现代技术不断地制造各种新的、更具活力的符号投入运行。从平装书、报纸、广播、电影、电视机到互联网，每一种新型符号的出现都力图拥有更大的传播范围，构建更为广阔的视听空间。这个意义上，现代技术的逻辑时常与朴素的民主倾向同声相应。这不仅是信息的解禁和知情权的扩大，同时还催生了种种新的符号生产方式和生产人员，例如长篇叙事和长篇小说的作者，报纸专栏和专栏作家，播音和播音员，影像和导演、演员、摄像，多媒体符号和网站主持人，如此等等。传统的符号生产因为持续的禁锢而日益僵化的时候，新型的符号生产对于符号领域的不平等秩序给予猛烈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