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符号的角逐
作者：南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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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任何一种控制和垄断的冲动都不会对新型的符号袖手旁观。更大的传播范围不仅可以转换成更为理想的统治性能，同时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商业可能。因此，愈有活力的符号体系就会愈为迅速地为国家机器和经济大亨接管。这时，符号之中朴素的民主倾向很快枯竭，凝聚、集合、号令、动员、宣传等潜力逐渐显现，并且与庞大的行政系统或者巨额资金一拍即合，相得益彰。如果说，许多新型符号曾经给大众提供了短暂的机会，那么，大众往往在继之而来的运作之中不断后撤，直至成为无足轻重的配角。从平装书对于僧侣阶层的挑战到风靡一时的网络文学写作，人们都可能发现相似的演变轨迹。
四
掌握、占有、控制、垄断以及这一切引起的抵制和反抗，符号领域云谲波诡。符号与符号的角逐隐喻了种种现实角逐。我曾经在《文学的维度》之中指出：“人类生存于社会话语之中。现代社会，社会话语的光谱将由众多的话语系统组成。相对于不同场合、主题、事件、社会阶层，人们必须分别使用政治话语、商业话语、公共关系话语、感情话语、学术话语、礼仪话语，如此等等。”(12)每一种话语系统的份额以及各种话语系统的关系亦即社会关系的回声。政治话语覆盖一切的时候，也就是经济领域、学术领域或者私人生活领域压缩到极限的时候。一个领域、一些族群、一种生活丧失了特定符号的代理，它们将退出社会的视野而成为无名的幽灵——这犹如一个无名无姓的人不可能拥有任何身份和社会权利。这个意义上，符号领域的关闭也就是社会的关闭，赢得自己的符号意味了赢得文化生存的空间。
大众文化的话题就是在这个时刻再度浮出。谁是大众？芸芸众生，凡夫俗子，一批面目模糊的背景人物，卑微的群众甲或者群众乙。可以肯定，大众不是位高权重的人，他们居于从属地位，经常称之为劳苦大众或者底层民众。大众如何表述自己的愿望、个性、欢悦和愤怒？大众文化，一个毁誉参半的形容——这是大众称心如意的符号吗？如同“大众”一词所表明的那样，大众文化的确吸附了为数众多的接受者，但是，数量能不能证明，这就是大众迫切需要的？
现今，大众文化如此盛大，以至于理论再也不能摆出一副精英的姿态嗤之以鼻。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的严厉鞭笞已经众所周知。肤浅、粗制滥造，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毫无个性，廉价的甜俗或者血腥的暴力，这些均是对大众文化符号的基本形容。大众文化的真实目标是投机市场，这里的大众不过充当了市场的傀儡。相对地说，伯明翰学派远为宽容。那些英国的理论家察觉到隐藏在大众文化深部的革命能量——这或许会打开所罗门的瓶子，召唤出大众摧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力比多。然而，对于我们这个国度的许多大众文化制造者来说，这种理论分歧奇怪地弥合了。首先，他们一如既往地肯定“大众”，而且表明了这种肯定的理论谱系——从“革命文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为人民服务”的著名口号；其次，他们踊跃地肯定市场——市场的成功不是雄辩地证明了大众的意愿吗？他们所忽略的是，第一种理论谱系上的“大众”被定位为革命主力军，他们的历史任务是冲垮资本主义制度，包括抛弃自由市场；而现今，组成市场的“大众”毋宁说是“消费者”，换一句话说，无法充当“消费者”的“大众”是得不到青睐的。冯小刚刚刚拍摄了一部贺岁片《手机》，据说票房达到一个相当可观的记录。“大众”的信任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最大理由。尽管如此，许多穷乡僻壤的观众茫然不解——他们对于手机以及电影圈的生活一无所知。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冯小刚的兴致。这是一批毫无价值的“大众”——他们根本没有能力为票房的上浮作出贡献。
作为消费者的大众进入了资本的结构，维持甚至扩大了这种结构。这就是大众文化的惟一功能吗？这时，人们不能不提到大众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涵义：快感。接受的快感——哈哈一笑或者悬念丛生，火爆的煽情或者貌似深刻的哲理，这一切背后的快感无可替代。“快感”是约翰·费斯克持续关注的一个范畴。他将身体快感的反叛传统追溯至罗兰·巴特和巴赫金，而费斯克的焦点是“那些抵抗着霸权式快感的大众式的快感”。在他看来，这种快感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并且成为微观政治——相对于宏大壮观的历史性大搏斗——的组成部分。“大众文化的政治是日常生活的政治。这意味着大众文化在微观政治层面，而非宏观政治层面，进行运作，而且它是循序渐进式的，而非激进式的。它关注的是发生在家庭、切身的工作环境、教室等结构当中，日复一日与不平等权力关系所进行的协商。”(13)然而，费斯克所进驻的日常生活是一个处女地吗？如果说，国家机器不可能搜索日常生活的所有角落——如果说，某些异端人物可能避开警察的监督而在某一个密室策划什么，那么，市场的触角可以伸到任何一个地方。现今，市场已经把资本结构的烙印遍布每一个家庭的客厅、厨房和卫生间——包括那些敌视市场的理论家演说时端在手里的饮料。的确，大众文化包含了杂烩式的节目单：一些不可控制的快感掠过日常生活，并且对于种种体制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战；但是，另一些快感已经被资本结构牢牢地攫住，恭顺地成为销售与消费之间的润滑剂。通常的意义上，后者的份量远远超出了前者。《还珠格格》、《戏说乾隆》、《雍政王朝》、《射雕英雄传》、卡拉OK里的流行歌曲、春节联欢晚会、《家庭》和《知音》杂志、《第一次亲密接触》、《大话西游》、《泰坦尼克》、《生死时速》、《侏罗纪公园》……不论这些驳杂的信息制造的是哪一种形式的快感，它们无不统一在资本结构之中，积极地完成资金、生产成本与利润之间的循环。这些信息与其说显示了多元的大众，不如说显示了资本结构丰富的多面性；这些快感与其说表述了大众，不如说这种快感证明了资本结构的坚固。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大众的表述始终是一个引人瞩目的主题。大众符号的匮乏带来了深刻的不安。革命文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革命样板戏——这曾经是一条步步递进的理论线索。如今，这个方面的努力已经逐渐式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大众文化如日中天，但是，大众仍然缺席。
令人惊奇的是，无论是白话文的倡导还是革命文学的主张，大众的表述始终是知识分子的强烈渴望——知识分子竭力制造某种接近大众的符号，甚至不惜以分裂式的自贬抬高和颂扬通俗风格。知识分子与革命、民粹主义、劳苦大众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反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话题，经济地位、压迫和剥削、阶级意识这一套概念无法穷尽这个话题内部的某些谜团。某种程度上，衣食无虞的知识分子时常是体制的受惠者——他们有什么理由忧虑地盯住寒风之中打颤的乞丐、人力车夫和贫病交加的矿工？许多人只能含混地提到了“良知”或者“同情心”。这就是知识分子跨越阶级边界的动力吗？然而，不管这种解释完整与否，另一种迹象愈来愈明显：知识分子愈来愈倾向于用自己的话语方式抗议资本主义文化。他们不再附和大众的立场，殚精竭虑地设想大众的表述形式；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拥有一个可以与庸俗和市侩之气较量的独立群落。正像马泰·卡林内斯库所言，知识分子以文学的现代性反抗历史的现代性。这个意义上，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犹如知识分子独有的符号。从尼采到萨特，从乔依斯到卡夫卡，现代主义符号的核心是强烈的、不可化约的个人主义，而不是某些群体、阶级或者更为广泛的大众。抛开革命文学或者大众文化的躯壳，大众找得到自己的符号吗？俚语、俗话、民歌、种种地域性传说、不同的民风、民俗和民间艺术，如此等等，必须承认，这一切不足以表述大众的困境、不幸和渴念。鲁迅曾经深刻地意识到大众陷入的无言境地，他的小说之中出现了一些寓言式的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