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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4年第4期

符号的角逐

作者:南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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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闰土)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
  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故乡》
  
  如果说,苦难压迫下的闰土张口结舌,以至于放弃了言辞,那么,《祝福》之中的祥林嫂只能机械地重复失败的表达:
  
  “我真傻,真的,”她说。“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
  ……
  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厌烦得头痛。
  “我真傻,真的,”她开首说。
  “是的,你是单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才会到村里来的。”他们立即打断她的话,走开去了。
  她张着口怔怔的站着,直着眼睛看他们,接着也就走了,自己也觉得没趣。……——《祝福》
  
  大众曾经制造出某些种种极富于表现的符号形式,草根一族的粗犷风格和泥土的气息令人耳目一新。鲍尔吉·原野的《在西瓦窑看二人转》生动地描述了一个村庄里上演的二人转。性是二人转的主要题材。机智同时又妙趣横生的表演之中,民间的泼辣、放肆既开朗又粗俗呛人:
  
  ……发髻梳得宛如嫦娥的“妹妹”翘兰花指有板有眼地唱一段关于小姐在后花园盼望郎君的故事时,男演员在她身后像强盗似的模拟性动作,像偷一件东西,并喃喃自语。观众哄堂大笑,像原谅他的卑俗,同时饶有兴味地倾听那个浑然不觉的女演员用唱词对瑶台花草的文绉绉的描写。置身这样的情境里,你无法中立。假装斯文显得可耻。
  ……
  这时你一边咳嗽一边睁大被烟熏小的眼睛,发现二人转这么容易征服西瓦窑人,真应该为他们高兴。他们拥有自己喜爱的艺术。性的内容使一些城里的观众感到了不安,也许是西瓦窑人在黄色剧情出现时的欢乐激怒了城里的人,如同一个饕餮者的响亮的咂嘴声惊扰了宴会的气氛,尽管大家都在埋头吃肉,吃被炒过酱过拌过蒸过熘过氽过的另一个物种——譬如牛——的肉。你们在性的话题前太兴奋了。这是城里人对西瓦窑观众的批评。这就叫粗俗。怎样让他们不粗俗呢?这些强壮的,抱着膀吸烟,动辄开怀大笑的不知羞耻的西瓦窑人,他们把各种税都交齐了,家里的牛马猫狗都安顿好了,把电线火种检查过了,到这里观看男女艺人表演半夜翻墙偷情以及被捉逃逸的故事……
  
  然而,如今民间的创造力逐渐枯竭。电子传播媒介正在覆盖每一个区域,CCTV、足球赛事、好莱坞电影挟裹着巨大的声势凌空而降。电视节目正在成为主要的模仿楷模。活跃在大众之中的民间表演团体开始充当电视的傀儡。林白的《万物花开》之中出现了一段草台班子深入乡村表演脱衣舞的情节,这些演员的想象力显然来自电视的训练:
  
  她的上身只剩下了一副奶罩,胸前扑了一些闪光的金粉。灯光暗一阵亮一阵,暗的时候满场嘘声,灯一亮,掌声口哨尖叫声直震耳朵。小梅仰着脸,脸上一片傲岸,跟电视里的时装模特儿一样。她的头发束起来高高地竖在脑后,戴着一只用硬纸糊成的皇冠,上面贴了金纸,闪闪发光。她抬着下巴绕场一周,然后她的手往胸前一按,奶罩落到地上……
  
  这种混杂拼凑的表演风格已经丧失了民间的根源。演出依据的脚本显然是电视之中时装模特表演的粗劣派生物。然而,就是这种符号开始调节乡村观众的文化口味,企图将他们规训成为未来大众文化的合格消费者。所有的迹象无不显示,资本的结构业已进驻广袤的乡村,大量批发文化工业基地生产的符号结构。如果说,国家机器曾经收编了扭秧歌和民歌等,那么,现今资本结构的逻辑决不逊色。大众从这种符号体系之中分配到一个什么角色?如同经济或者其它领域的分工一样,大众既不可能出任表演主角,占用大众传媒的黄金时段;也不可能运筹帷幄,收取符号运作产生的利润。他们的职责是符号的忠实消费者,协同制造利润。由于他们黑压压地坐在台下,符号运作所包含的美学系统、传播系统和经济循环系统终于圆满地完成了最后一个环节的理想闭合。现行的历史结构之中,大众没有对自己的角色表示强烈的不满。
  作为劳动力或者消费者,“大多数”无非是一个数量的形容——形容充足的劳动力或者庞大的市场;然而,“大众”的内涵不仅表明了数量。传统意义上,大众相对于领袖阶层以及权力体系,相对于商人、董事长和知识分子。这同时显示,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引车卖浆之流,“大众”是一个结构性的群体,拥有特殊的历史位置——例如,革命理论一度赋予这个群体的历史任务是革命主力军。现在,大众正在符号领域大步后撤,音容渐远。这迫使人们再度考虑问题的两个方面:首先,“大众”及其相对的既定范畴是否已经分化?例如,“大众”可能引入了某些人文知识分子或者中下层技术人员,同时,另一些手握专利或者掌控传媒的知识分子可能演变为经济领域或者权力阶层的佼佼者,这意味了不同群体的历史性流动;另一方面,高与低、贫与富、压迫与被压迫所形成的不平等结构并未消失,甚至更为坚固。符号领域肯定会记录到这一切,不论记录的意图是维护、反抗还是隐瞒这种结构,或者制造种种合理的解释。甚至可以说,无论多少人拥有清晰的历史视野,历史都将转入符号领域,潜入摄像机、画笔或者摊在作家面前的稿纸,改动镜头、图像结构,叙事和遣词造句。
  
  注释:
  (1)参见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主义转向》第三章《从景观社会到类象王国:德博尔、鲍德里亚与后现代性》,陈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斯图尔特·霍尔:《表征》,第3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同上第35页。
  (4)同上第17页。
  (5)同上第45页。
  (6)同上第4页。
  (7)南帆:《文学的维度》,25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8)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175页,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9)参见《全球化与技术联合的背后》一文,《参考消息》2000年9月7日。
  (10)参见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267页,陈圣生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
  (11)同(8)143至144页。
  (12)同(7)25页。
  (13)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60页,68页,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南帆,学者,现居福州。主要著作有《文学的维度》、《双重视域》、《关于我父母的一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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