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故乡、底层、知识分子及其它
作者：吴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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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关于“底层”的文章，或客观地叙述与分析，或带着忧郁的同情，在倾向上，似乎继承了以前左翼的传统。然而这些又使我想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表现底层劳动人民（注意，不只是“底层”二字）的左派艺术品，这些作品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1930年代电影《马路天使》，对于底层劳动者们的叙述，有健康的欢笑，有贫苦的悲哀，但悲辛中依然透着力量和信心。而《万家灯火》中，展示出了底层劳动人民不向权贵低眉的骨气，也让小知识分子感到了温暖，体会到他们面对现实时的坚毅。即使最早表现农村、农民的作品，如鲁迅的《故乡》或《社戏》等，都有一种要么彻骨的痛、要么清新而健康的美在里面，而那一切，都显示着鲁迅本人与故乡的血肉联系。而现在有关“底层”的作品，除了将“底层”“问题化”的冰冷分析，就是一种“底层式景观”的描绘加上一点同情。不管作者本人出身是否“底层”，但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或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分工，已经使我们与底层的劳动者们不再血肉相联。农民和工人没有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他们培养出来的专家们都过上另一种生活，变成了另一“层”人。我们或者过上小资的生活，但对“底层”又有着遥远的记忆和同情；或者成为有着自己专业的学者，只能用一套术语来言说“底层”。我们没有故乡，就像故乡失去了亲人。
这一切，加上以上所说的故乡的状况，又不由地让我想起一位朋友私下里所说的话。他说，现在的情况是：在乡下，农民们支持右派；在城市里，小资们在搞左派。我们且不要过于气愤地就将这句话视为只是责难或谩骂。因为细想起来，这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改革的获益者有很大一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在城市里过着较中等的生活，不再像以前那样与底层劳动者的生活相接触。他们既难于切身体验底层的贫苦，也看不到他们面对贫苦的坚韧与力量。他们只凭着良知而同情“底层”，或者作为专业学者，将“底层”作为问题来解决。同时，底层劳动者们也没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他们只能任由现代传媒来“启蒙”，只能凭直觉来把握社会，当他们无望的时候，只能盯着那些靠“奖金”而发迹的人，并也只能希望自己有幸获得这样的“机会”。
这篇文章快写完了，不管目的达到了没有，我要说的是，我想写的不只是关于底层，而是关于知识分子与故乡的关系。我能感觉得到，在1920年代后期到解放前的作品中，对于劳动者的叙述，其中的视角与现在有关作品对劳动者的叙述视角是不一样的。这里面既反映了叙述者与被叙述者在现实中位置关系的变化，也暗含了叙述者对被叙述者态度的变化。叙述者与被叙述者不再是有机的统一了，因为在现实中他们也不是有机地联在一起的。这一变化是不是有问题，我觉得值得我们深思。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为了责难，而是为了促进深一层的思考与行动。记得贺照田曾说过，当代学术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脱离的问题。这样的脱离，不光是底层劳动者们的损失，也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自己的损失。可以说，“故乡”没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就没有了自己的“故乡”。
天气暖了起来，或者春天真的要到来。故乡的田野里或许还很萧瑟，但不久，即使冒着风雨，还是有人去播种，因为在这片大地上，毕竟还有东西没有被完全吞没。真正的劳动者依然坚信，没有辛勤的播种，就永远不会有喜悦的收获！
吴志峰，博士生，现居上海。曾在本刊发表译文《失去的联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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