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中国改革（农村版）》祭

作者：温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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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在那次大会上只有极个别的响应者。为此，我对与我共同奋斗了三年半的杂志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事们永远心存感激。
　　那大会召开以后三天，我回来了，才知道编辑部的年轻人为了挽回关闭农村版的决定，曾经以我的名义给与我相识的各界人士发了求助函。对此，我只能对接到了函件并愿意资助的人表示歉意。其实，我开始也以为，不过是资金短缺嘛，去问了才知道，“有钱也不办农村版”的决定是不可能逆转的。
　　这期间，有个从来就正确的朋友来给年轻编辑们做了几小时的思想工作，情急之中的那句话大有道破天机之功：不能把我们的《中国改革》交给温铁军这样的左派……
　　既然是出于派性，我自然退避三舍。无论多么高深的理念，一旦下作到搞派性的地步，岂不犹如老百姓所说“地摊上吆喝卖人参，不就是个萝卜贩子吗”？
　　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提醒我：上辈知识分子们为那些支离破碎的所谓观点而党同伐异地“苦斗”，于我辈而言当引以为训！这也是我长期不参与那些意识形态化争论的原因。
　　后来，有人劝我以法人身份打官司，被我谢绝了。因为，国有新闻单位本质上是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是哪个法人的，何况服从上级的决定从来就是组织原则。更何况，我确实不打算让这些比较认真地把某种可以讨论的理念坚持到纯洁的“意识形态化”地步的朋友输官司。
　　再后来，我也曾经问过中国体改研究会的领导，可他们对这种在同志之间内耗的事情到底是谁在决策、谁在操作，几乎完全不了解。
　　事已至此，是非功过只能后人评说了。
　　
　　其二，确实没有人迫使我离开中国改革杂志社。关闭农村版是在我调离以后。
　　作为搞研究的人，2000年年底我被劝说接手中国改革杂志的时候并不主动，明确表示只干两年。我对杂志社的所有职工也是公开这样表达的。到2004年7月我已经付出了三年半的时间，实际上早就超过了我的承诺。
　　2004年春天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提出要我去该学院工作的意向。我觉得可以重新从事自己多年来习惯的农村问题研究，因此愿意办理调动，遂于2004年6月30日到人民大学报到。
　　可见，我是自愿离开中国改革杂志社的。
　　至于为什么？乃至何时以何种手续决定关闭农村版，我至今仍然不很了解。只是，正式关闭已经是12月份，那当然是在我办理了调离手续之后。
　　只不过，作为杂志主办方的中国体改研究会曾经召开常务理事会形成过正式决议，明确要求我调离后在杂志社继续兼任总编，直到找到合适的接替者。后来出现的变化犹如翻云覆雨，我实在没有那些朋友们的多余时间和精力去搞清楚个中原委。
　　遗憾的是，我曾经把主张改革的朋友们的那些道理，无论是“产权”还是“民主”（除了MBO），无论“三公原则”还是“分权监督”，也无论是市场化办刊，还是企业化管理，大都相对认真地在这个单位实践了；可在我离开后，似乎很快就恢复了原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些坚持“改革理念”的人为什么会言行不一呢？这岂不很容易地让人忆起“宁要××草，不要××苗”吗？
　　为了百花齐放，让大家能够独立思考，我从来没有在本单位做过哪怕是一场阐述我的学术观点的报告，并且亲手破格提拔了不止一个与我观点对立的人。三年多了，这个单位没有一个人被员工认为是“我的人”。
　　事后回想起来，导致分歧的地方也还是有的。例如，我曾经严禁编辑部人员参与极端自由主义者们的讨论，而且推行过新闻工作者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亲自给个别人下达了“记过处分”。至于在编辑部之外的理论界，能够有印象的，似乎是朋友们对我正面评价十六大以来的“新政”和2004年的“宏观调控”有过不满；尽管我为了做到兼收并蓄，也同意发表了那些负面言论，甚至主动对为此招致主管部门的批评承担责任。
　　既然想不明白，还是自我安慰地说一句在古人那里就似是而非的话吧：“大隧之外，其乐也融融，大隧之内，其乐也溢溢。”
　　本来正常的事情，大可不必被些什么零碎的考虑搞得不正常。这大概与那所谓理念无关。让外人耽心或者开始起疑的，反倒可能是被其它非理念的东西左右了，抑或被屑小之徒的阿谀搞晕了，枉了半生的清名，那才令人扼腕。
　　
　　草于2005年1月9日星期日
　　修改于2005年1月16日星期日
　　
　　温铁军，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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