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以烟草的名义思考
作者：刘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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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清明上河图》三两米，是一面开有窗户的墙壁，墙壁包括窗玻璃上，徐冰绘了一些素描和速写，正是二十世纪初外滩的景象：高楼、码头和黄浦江。这幅画卷很长，占了整整一面窗墙，窗子自然割断又通过玻璃上的勾画连缀了这幅长卷。其中一个板块绘制的是一些码头工人正在从船上往码头卸货，货物是一个个标准的箱子，大小很像小学历史课本上绘制的鸦片箱，但我知道鸦片此时已不可能公开买卖，因此我武断地猜测它是香烟——尽管它也可能是肥皂等其它日常消费品。历史记载，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是英美烟草公司驻中国的总部，外滩码头是当时最繁忙的香烟运输码头，如今的浦东陆家嘴当年建有英美烟草公司的巨大货栈。
仅看这幅画卷，也无甚特别之处，不过是一段历史的素描，但徐冰的高明在于，他把这幅画卷放在了一个特殊的画框里，或者说这幅画卷下又叠印了另一幅绝妙创意的作品——透过薄薄的窗纱，外滩和浦东便一览无余、尽收眼底，中间的黄浦江水缓缓流淌。面对这幅组合的作品，除了拍手叫绝，当时我几无可言，这是本次展览最让我激动的作品，是装置艺术或者叫偶发艺术的魅力所在。两幅外滩画卷叠合在一起，让你产生无尽的联想，你会想到时间、历史，上百年的历史如此巧妙地被压缩在一幅画面里呈现。你会想到对比，因为这两幅画卷，从形式上说，一幅是最简洁的静态的素描手绘，一幅是最复杂的动态的全息生活，当然你也可以说后者才是最简单的。当历史和现实以这种方式呈现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会想到历史的凝固、扁平和现实的生动、丰满吗?然而对我来说，站在窗前，首先想到的一个词是“重复”。这两幅画卷是何等地相似，二十一世纪初的上海难道不正重复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老路，那个全球化的老路，那个资本主义扩张的老路，那个东西方文明交汇的老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矗立起了外滩浦西万国风格的老建筑，二十世纪末二十一初的第二次全球化扩张矗立起了浦东万国资本的新大厦。历史虽然已经演进了一百年，同时见证两次扩张过程的人已不多，但是不息流淌的黄浦江却见证了两岸发生的这一切。
唐诗、毛选及其它文字
诚如有些评论者指出的，徐冰的艺术贯穿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文字符号的敏感和充分利用，以及由此体现的敬畏和尊重，此前的《天书》和用电脑写的英文方块字都是如此。这次展览也没有放弃他的这一优势。转过铺有虎皮地毯的客厅，在另一个展出单元里，以文字为主的符号系统与各种烟草物品组接在一起，滋生了各种耐人寻味的意义。《回文书2000》，在一个用来印制卷烟纸商标的转柄机上，挂着一轴卷烟纸，但纸上的文字却换成了Robert Durden 关于香烟的记述。而放在木盒里的“徐冰牌香烟”全部是双头过滤嘴，木盒外写着类似于“汇丽”的中文字样和“NATURAL CHINESE SPIRIT”的英文，后者无疑仿照美国烟盒上的“NATURAL AMERICA SPIRIT”。有一件作品是一些中外烟的广告画，引起我兴趣的是哈德门烟的设计，两个1930年代时髦女郎的头像下写道：“她俩说——吸来吸去，还是他好”，这个充满色情隐喻的广告，让人很容易想起今天流行的一些广告词——丰乳器“做女人挺好”，壮阳药“做男人也挺好”，浴缸“泡的就是你”，洗衣粉“今天你泡了吗？今天你漂了吗？今天你干了吗？”——相隔几十年，广告创意如此惊人的相似，是巧合还是这本是资本主义的逻辑必然。
徐冰在所有能分解的香烟构件上书写文字和符号，而且由于所选文符的巧妙，产生出诸如反讽、隐喻的修辞效果。《烟缸》的底部印着禁止吸烟的字样，透明有机玻璃做的《徐冰烟盒》里香烟颠倒而放，恰恰摆出一个交通信号里的“禁止通行”符号。《火柴书籍》用橡皮印章将Robert Frost 的“Fire and Ice”印在纸板火柴上，“Some say the world will end in fire, some say in ice. Yes, light longing desire need comfort risk.”《唐诗》则将李白等人的英文唐诗印刷在折叠的香烟过滤纸上，厚厚的一沓，像一本微型的口袋书。英文的《道德经》被印在一条条的封嘴上，英文的《毛主席语录》则被印在每一枝中华烟上，用大红的铁盒包装。
拼贴是现代艺术的基本手段和艺术特征之一，拼贴的结果是两个本来毫无关联的事物因此而产生意味，其实现代艺术主要不是一种给人以美感的形式艺术，而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是一种观念艺术。至于意味为何，则可以任由观者理解，如过滤纸上印唐诗，我们可想到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文化与工业等宏大的命题，也可想到李白“斗酒诗百篇”的创作方式，已为今天的诗人换成了“手里夹着香烟，在喷云吐雾中作诗”。而毛泽东语录的引进，则牵出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资本主义扩张与无产阶级革命”等联想。
中谶与病例：原始档案的魔力
在当今这个商业无孔不入的社会，艺术常常无法摆脱商业的纠缠，甚至以反商业为主题的艺术有时候也被纳入某种商业逻辑，就像另类可以成为时髦、反对媚俗的先锋有时候竟然成了一种最有效的媚俗手段。然而，现代艺术虽然无法摆脱商业的陷阱，却可以在身陷其中的同时呈现这种陷落。现代艺术的这一特征，也是现代性的特征、理性的特征，它们不约而同地指向一点——反思性。
在作品《中谶》中，徐冰依次排列了如下五份档案材料：第一份是英美公司在华销烟的原始记录，第二份是英美公司在华盈利结算表，第三份是杜克先生资助杜克大学前身三一学院的信件，第四份是杜克大学资助徐冰《烟草计划·达勒姆》的文件和支票，最后一份是某美国收藏家收藏徐冰《烟草计划》作品的收藏支票。这件不着一笔，完全借助原始档案的作品真是精妙绝伦，《中谶》这个标题使它变得很是诡诈，表面上看，似乎指的是杜克公司的金钱取之于中国人又还之于中国人。但请注意，被笼统地称为中国人的能指其所指是大不相同的，前者指烟民，后者则是艺术家；同样能指金钱也发生了变异，前面是一种商业利润，后者则是对教育和艺术的支付（支援）；而金钱也并非这条关系链的惟一线索，事实上在香烟和艺术品中间也有某种隐蔽的联系，它们在效果上有时候都可以视为“精神的鸦片”，给人以快感和眩晕，有时也催人思考。
另一份原始档案出现在《双面日历册》作品中，贴在日历册上的是徐冰患肺癌而死的父亲住院期间的化验单、治疗纪录、病历卡，据说当时在达勒姆展出时，徐冰是把它用投影仪打到杜克家的房子上的，配以英文解说，以至于让巫鸿看得毛骨悚然。上海的展览由于没了杜克家族这个对象物，无法延续这种做法，但这样一份艺术家直系亲属的死亡病历放置在这个烟草计划的展览中，产生的控诉力量仍然足够震撼。
烟斗、烟盒与火柴树
徐冰的另外一些作品未必有深刻的含义，但却足够睿智，例如作品《filter》(《过滤》)是一个组合烟斗，一个共同的组合烟锅伸出六个材料和形态各异的柄，形状酷似一个轮船的轮舵——有人或许因此而想起香烟的海外运输。作品《四舍五入》则在两个三五牌香烟盒上画上了两副算盘，算盘上恰好拨出“四舍五入”的操作。《手提电脑》以铁盒的中华牌香烟做道具，打开的烟盒盖被设计成一个显示屏，显示出Windows的操作界面，盒里的烟上则画有键盘，各种字母符号一应俱全。另有一株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漂亮的小树，树枝、树梢被染成火柴的红头。而在苏州河边丹徒路上一座建于二十世纪初、未经修改的的旧香烟仓库里，附设了该计划的外围展场《烟语——1902》：展场地板上摆放了霓虹灯管制作的文字：“烟发明。又为最利便最满意之新法。盖纸烟之制法。乃机器所造成。整齐纯洁。最有合于卫生者也”，参观者来时，则有干冰制造的烟雾喷出，霓虹字幕即在烟雾缭绕中朦胧呈现。据说，开幕头两天，有专车接送参观者去外围展场，但喷一次十分钟的干冰就要消耗一千块人民币，所以这个外围展也只能演示两次。我无缘目睹，只能看看电视里播出的录像。
中午12点多，画廊里早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保安可能想吃饭了，进来穿梭了好几回。我歉意地出来，与画廊小姐寒暄几句，留下一张名片最后一个退场。走出外滩三号，抬头看看这座经历了近百年风雨、见证了资本主义在中国两次扩张的大厦，忽然决定去完成一件我的行为艺术作品。于是，我穿过地道，来到外滩，站在可以被纳入画廊窗框的地方，让自己成为画廊里观看的风景，同时，我又反身去观看那个画廊，那座新古典主义的建筑……。
刘海波，学者，现居上海，曾发表论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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