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书写与自我建构
作者：耿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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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交流的一些要素在书写与印刷形式中并不明显存在。书写与阅读是被时空所隔离的不同行为领域。音讯的传递是一个不再同步的现象。书写行为是独自发生在书写者个人的时间与空间里，而在阅读行为中书写者已经不在场。书写是一个曾经的痕迹。在书写与印刷形式中产生了身体与话语行为的分离作用。书写者的行为领域在交流中被隐蔽了，书写者得以完全依赖语言建构一个与直接行为相分离的自我主体。这个自我主体是一个与行为主体很少关系的话语主体。这个话语主体具有独立的存在意义，书写产生了一个纯粹的语言形象。一个停泊在理想的语言空间中的理想自我。书写与印刷生产了一个“原作者”主体，一个通常体现了理性主义的话语主体。不仅是具有文化权威的印刷形式，即使在手写的书信形式中，我们也能感知到这一话语形象，并且能够认知这一话语主体与以身体为载体的主体之间的差异。在近现代的文化史中，这一“原作者”身份在某种意义上替代了经书传统中特权人格——口述者的作用。在一个文化历史时期它是主体自我确证的理想形式。就像先知与圣贤这些特权人格产生了早期经籍这些文化史中的特权文本一样，“原作者”创造了以理性主体为核心的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文化类型。
书写语言通常比口语交流更详尽，它没有口头交流的双双在场所具有的便利，不仅是听者看不到说话人的身体语言和各种说话语境中的补充信息，说话人也看不到听者是否明白了他的意思，无从感知听者的理解程度和回应方式。书写语言由于减少了对交流语境的参照，就必须增加语言的自我参照和自我指涉。因此书写语言通常要建立自身话语的语境，这意味着书写语言格外钟情于文本的自足性，和某种程度上的文本的封闭性或语言的自我指涉。无论是力图消除误解与歧义的叙述策略，还是有意识地增加象征和暗示、保持多义性的话语策略，都意味着一种把语境内在化的书写意图。书写语言因此得以发展了一种复杂的修辞学和叙述方式。无论我们今天的细致辨析概念的理性语言或心智语言，还是详尽无遗具体入微的描述与再现的文学性语言，都主要是书写语言所发展的成果。而有效的阅读行为，也是一个为书写语言建立阅读语境的过程。然而，无论书写语言怎样的详尽，就像小说形式的叙述这样一种几乎是“详尽的生活观”的描写、几乎是巨细无遗的叙述，这样的文本也仍然处在文本之外的历史时间之中，它的外部语境也不可挽回地发生变迁，使书写文本从它自身原先的语境中脱离出来。我们今天阅读《论语》、《汉书》或《红楼梦》的历史文化语境已经不同于当时和前代，我们的理解也不能不受到置身其中的历史语境的影响。
书写形式的交流是说者和听者的不同时在场。传播或交流的时空距离增加了。与此同时，以文字和书籍形式的独立形态，话语符号在更自由广阔的空间流通。这是人们所说的人有人的命运、书有书的命运。书写者在表达其思想时，听者或读者具有极大的假定性。有书信接收者这样具体的阅读对象，也有藏之名山的渴望着不朽和不受时间限制的书写，有像夏多布里昂的《墓中回忆录》式的向后代的诉说，也有当代写作中的不知谁是读者的“浮瓶传信”的心态。具有自足性的书写文本无法抗拒外部时间和历史语境的变迁，无论怎样具体的经验概括，都无可奈何地会从真切的经验再次变成概念。这样的书写会促使一种文学性的写作的产生。既然书写者的个人经验与思想迟早会变成概念，或变得难以直接理解其本义，增加书写文本的歧义性与开放性就成为书写的基本动机。文学与诗歌的文本就是这样交流动机上的产物，它是向未来的读者向未来时间敞开的文本。文学文本的自我指涉性建立在向各种可能的阅读敞开的一种语言策略。文学文本传递作者本意或者原意的意图，让位于把交流置入阅读内部的方式。
与面对面的口头媒介相比，书写与印刷媒介中的互动性变得不直接，甚至不可能了。在书信形式中，互动性是存在的，但有一个时空距离，互动性的音讯传递不像面对面的口头形式那样便利。然而印刷媒介中的交流直接性与同步互动性就是极为困难的了。但很大程度上，阅读印刷文本，就是与原作者的交流与对话的过程，只是原作者的对话语境被读者移植到自身的语境中进行。作者在他的语境中表述，读者在不同于他的经验语境中加以转换。这样的印刷文本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由于原作者的不在场，这种交流与对话、提问与辨析更多地成为阅读者的自我对话行为，成为阅读者的内心独白，交流与对话关系向内部转化，构成了阅读主体，并且塑造了阅读主体。如果说面对面的口头交流情景所传输的主要是对听者的教诲，那么书写文本所传输的是对读者的自由启迪。对书写文本的阅读主要是读者的自我对话经验和内心生活的发现。是对读者的观念的自我辨析能力和自我表述方式的培育。在讨论阅读问题时，我曾经把现代主体的特性——自我对话关系、内心独白与理性自我反思能力、主观性、自我分裂与意识分化、进入某些理想角色并将其认知为自我的文化镜像——认知为与印刷媒体所对应的阅读所塑造的现代主体。书写语言是建构这样的主体性的一种有力媒介。
在同样的意义上，可以发现在较为深入的人际关系形成中，书写形式比口头的或电话交流更有助于深切地互动，也更能揭示自我的特性。无论在小说形式还是在日常形式中，能够发现书信比口头或电话中的倾诉更加动人，甚至也更为“真实”。书写把暂时不在场的人变成了内心对话者，变成了另一个内在的自我。与此相比，打电话如果不是交换一件事情的话，就只是在打个招呼，就像见面问声你好，不是真正意义的交流，而只是对已有“关系的重申”。它所传递的保持联系的愿望甚至远远大于真实而深入的交流。无论是写作意义上的书写，还是有确切收信人的书信，书写首先是写给自己，他自己是这些文字的第一个读者。因此书写有利于详细地辨析和深切地倾诉。而这些在口头或电话媒介中似乎是不恰当的。对话者或听者的在场、交流的同步性要求反应的速度，密切的回应，大有深意的沉默或长长的抒情内心独白都会让人感到尴尬难堪。复杂的辨析或者细致入微的描写都是不合适的。
在书写与印刷媒介中，身体与话语成为可以分离的不同存在形式。身体不再有效地限制或设置主体在世界的位置。自我的构成就不像在口头媒介中那样依赖于身体。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也能够说，一个人的话语（声音）在另一个或一些听者那里构成了话语主体的某种分离，但就自我意识而言，这种自我分离的技术还没有形成。在口头媒介时代，自我的同一性仍然体现在身体与话语的同步性或同时在场。书写与印刷媒介产生了主体的分离技术，独立存在的语言符号再现了或重塑了自我。一个人可能开始产生身体意识与话语主体或意识主体相互分隔的经验。就像在书写中，一个人能够愉快地感到他的更持久的生命慢慢地进入语言，进入文字符号独自构成的世界。或者说，主体不仅在被书写与印刷媒介所“分散”，也正在被它所构成，被书写与印刷所塑形。而他的身体自我所具有的原作者身份似乎与书写形式或印刷形式中的原作者身份是一致的。书写和印刷语言是他的另一个更持久的“身位”。他通过“立言”而安身立命。他通过立言而使自我不朽。他的意识与感受进入一本书，就像法老在为自己建筑巨大的纪念性陵寝。他能够感受到他的另一个自我、一个言说主体，停泊在社群的文化意识中，停泊在他的个人话语与共同体话语的持久交谈之中。
书写语言形式与印刷媒介发展了——
1.一套内心独白与对话的技巧，和一套自我表述的修辞方法；
2.形成了对内部事物或外部世界细致辨析其意义的抽象语汇与理性主义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