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后奥斯威辛写作
作者：林贤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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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地强制性地消除冲突，惟是奥威尔笔下的《1984》的世界。“老大哥在观察你”。在一个监控国家里，任何异样的、不满的、反叛的思想，都会在一张透明的组织网络中暴露出来，在没有形成行动之前，即行遭到清除。更可怕的是，每个人的头脑都不是自己的头脑，通过灌输和清洗，思想已统一为“老大哥”的思想。整个国家体现出寡头统治的集体主义的特征，没有个人空间，因此也就没有自由冲突的可能性。格拉斯多次赞扬奥威尔的洞见和勇气，在随笔《魔术学徒》中，他这样写道：“奥威尔能够洞察他所处的时代的意识形态上关于终极目标的咒语，能够证实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能够品尝出加在这种或者那种许诺的粥中的知识分子调料。他从大换班、丧失地位、清除异己、人人自危的恐怖、官方的伪造历史以及语言为意识形态服务之中看到未来的日全食。他的反乌托邦超越了它们形成的原因，今天仍在发挥作用；四十年代中期与末期的《动物庄园》和《1984》的出版，从直接产生的影响来看，这两部书堪称是一位知识分子向当时的魔术学徒的宣战书。”其实，格拉斯同奥威尔一样地站在“知识分子魔术学徒”的对面，捍卫启蒙的理性、正义、自由和民主，并把所有这些当作“有益的流行病”，通过他自己而使之传播开来。
写作：自由和反抗
格拉斯深知，他做的是“双重工作”，一方面是尽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从事日常政治活动；另一方面是做一个作家，工作就是伏案工作。就普遍的状况来说，作家总是强调这一工作的特殊性，但是，在格拉斯看来，作家不论怎样特殊，都不能把写作和政治分开。也就是说，写作带有政治性。格拉斯坦然承认，他的写作语言患了“政治病”。他说，既然他为之写作的国家沉重地承担着一种政治后果，读者也将同作者一样，带上政治的烙印；所以，倘要寻找一种脱离政治的田园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时即使拿月亮作比喻也会变得阴森可怕。由于他经历了一场浩劫，因此根本不可能接受那种貌似拯救文学的意见，即作家不应该屈尊参与政治，而必须保持距离，不应该重视当下性，而必须追求“永恒”，才不至于败坏文学的风格。在他看来，包括作家在内，在渗透了奥斯威辛的毒气和鲜血的现实环境中，我们的身份不能不受到质疑，可是，如果不彻底放弃距离，就不可能把自己置于真实的位置上。他说：“一种文学风格，如果只能像室内植物那样在密封的温室里依赖精心的照料才可以成长，那么，它虽然可以作为艺术的语言保持纯洁，但是遗下的现实却并非是纯洁的。”
文学不是自由的。矛盾永远存在。一种现实总是配上另一种对立的现实。这就是格拉斯的社会观和文学观。如果说，文学是自由的话，只能使用并保持反抗的权利，失去了反抗也就失去了主体的自由。当政治家以国家的名义要求作家写“正面”的东西、“肯定生活”的东西时，他写“反面”的东西、批判和否定现实的东西，不是唱赞歌而是控告和诅咒；当政治家诱导作家如何“克服历史”的时候，他却不断地揭开伤口，不让它过早地愈合。他站在东西方之间，也可以说站在任意一方的边缘，不但不受国家理解力的约束，也不受各种思潮、主义、意识形态的干预，随时发表他对人类事务的批评性意见。格拉斯以自己的写作实践表明，作家的反抗自由，是对权利和独立人格的尊重，自由是个人尊严的代名词。
在一个题为《德国的文学》（1979）的报告中，格拉斯表明，在对待文化和文学问题上，他对国家的作用持不信任态度。这种态度，与鲁迅的“政治与文学的歧途”的命题颇为相近。他说：“国家认为文化是装饰品，是确认书。有时候，它向文化提供资助，以便文化对它进行确认。因为国家是没有美学的，所以要颁布准则作为替代。”他指出，国家希望从文艺家那儿得到美化，所以喜欢寻找唱赞歌的歌手，并给予各种奖赏；相反，对那些异议者，批判性的作家，“害群之马”，则从来不曾停止过谴责。尤其是当国家遭到原来为自己所宠爱的作家的拒绝时，这种谴责便愈发严厉，直至使用粗暴的手段予以实际解决。
纳粹时期禁书、烧书、逮捕和流放作家的众多事件记忆犹新。控制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对于一个知识分子作家来说是最敏感、最不可容忍的。所以在捷克的艺术家和科学家遭到压制的时候，格拉斯及时予以声援，他致信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党中央第一书记诺沃提尼，强烈要求给外国的同行以自由的权利。在题为《请给思想以自由》的信（1967）中说：“这些捷克的艺术家们要求的是些什么呢？发表意见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取消文字审查。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对于言论自由的渴望，经历了所有的专制统治并存活了下来……没有任何一个权力机构有足够的手段将它完全压制下去。这是因为人们对于能够自由地表达担忧、怀疑、批评以及发表解放性的言论的渴求远远大于他们对于虚假的安定景象的期盼，而这种虚假的安定景象正是某些国家，甚至是多个国家一直企图以牺牲自由为代价强加给它们的民众的。”英国印籍作家拉什迪因出版小说《撒旦诗篇》，宗教领袖霍梅尼对他下达处死令，并对所有通过翻译、出版、销售他的书，或者以其它方式支持他的人进行威胁。格拉斯认为，这一切都是对言论自由的额外打击，造成的国际影响是史无前例的。由于柏林艺术科学院拒绝给为拉什迪而举行的团结集会提供场所，格拉斯认为这是屈服于恐怖主义的压力，逃避历史责任和应尽的义务，于是公开声明退出该学院。“你并不孤独，”格拉斯致信拉什迪，说：“请相信，我尝试着分享你日常的担忧和微茫的希望，还有你从恐惧中鼓起的勇气。”充分表现了一个自由作家的抵抗意识和道义感。
艺术的自由，确实只存在于重视全社会和个人的人权的地方。在一个人权状况十分糟糕的国家里，作家惟有同公民一道为争取人权的普遍改善而斗争。这既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同时也是关系到自身利益的斗争。格拉斯指出：“无论在什么地方，凡是艺术家的相对自由或者艺术家的特权地位是通过使自己摆脱潜在弊端的社会状况来换取，那么，艺术家就会作为精英而自我孤立，就会满足于游戏场里的自由。倘若他们的艺术以迷惑和遮掩的方式美化束缚自由的关系，那么，这个艺术家就是更迭的政权的婊子。”但是，我们看到，愈是专制的国度，作家愈是追求特权，那里的政府也愈是倾向于把少数御用文人保护起来而使之享有特权的做法。表面看起来是政府豢养文人，实际上两者同为权力共生的产物。
文学艺术，就是依靠了自由抵抗而抵达未来的。格拉斯有这样一个说法：与其它艺术形式相比，文学更多地将有保障的前沿阵地，即未来看作是自己存在的一个前提，它生存的时间超过了专制的统治者，神学与意识形态的信条，一个接一个的独裁……文学的历史，是图书战胜书刊检查员、“诗人战胜权贵的历史”。为什么说文学更靠近未来，更持久呢？就因为它比起别的艺术来，更讲究思想意义，更富有对抗性。在反专制、反迫害、反奥斯威辛的过程中，它唤回了许多东西，也创造了许多东西。
允许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吗？
格拉斯所做的回答是：不但允许，而且必须。没有说出的事情必须说出来，不间断的言说，不同方式的言说。文学惟有保持与人类苦难记忆的联系，它才是道德的、人性的、人生的；惟有这样，它才可能返回人类的心灵，获得为其它精神创造物所没有的温暖和力量。
这就是格拉斯启示的意义。如果说，这一意义在它的虚构性作品中是一种暗示的话，那么在他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在他的随笔和演说中则是直接的呈现，在那里，每一个细节都闪耀着一个公民作家的良知、人道主义和自由的美德。
林贤治，学者，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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