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酒量

作者：尘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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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听人说能不能喝酒是要讲遗传基因的，祖辈父辈能喝酒的人，再次也有七成。要不为什么人家东北人、山东人，甚至是山西人、河南人，随便拉一个人出来就能干掉个一二斤白酒？！对于这种说法，我无法认同。
　　我的爷爷滴酒不沾，听说有一年过春节，因家里多分了二斤小米，一高兴特地到隔壁二叔家勾了二两烤红薯酒，还说好是借的，等买了酒后就还上，喝是喝下去了，结果却是差点儿连命都搭上了。羸弱的爷爷在村东头那家简陋得只有半张用破木板搭成的病床的乡卫生所，躺了一天一夜才缓过气来，不但搭进了那二斤刚分到的小米，还欠了好几十吊铜钱的医药费。诊断结果是酒精过敏。从那以后，爷爷是闻着酒味儿就反胃，当然也就更不会自己去买酒了，所以二叔家的那二两烤红薯酒也就一直没有还上。因为差点儿闹出了人命，二叔也就没有了催账的意思，直到爷爷在1963年的自然灾害中活活饿死，这笔欠账一直都没有还上。
　　到了我父亲这一辈，他却成了一日三餐都离不开酒的酒鬼，每餐必喝，量虽不大，也就二两酒的量，但却是无酒不欢，而且喝完酒后话特别多。母亲有时特别地烦他了，就故意不做饭或做得特别的晚，每当这时，父亲就从柜子里捧出一捧生花生米，一颗一颗地剥着，一口一口地喝着，一副无限沉醉的样子，母亲就会在又恨又心疼中，赶紧做俩小菜端上桌，怕父亲空腹喝酒喝出毛病来。每到父亲外出开会或到生产队收账时，母亲总是提心吊胆地等在家里，估摸着要回家的时候，就会拿着火把或手电筒到村口的崖边等着，生怕父亲喝醉了酒，一脚踏空掉进万丈深渊中去。所以母亲对酒是怀有很深的恨意的。
　　让母亲感到十分欣慰的是，三个儿子都没有喝酒的毛病，大哥二哥工作多年，至今依然是滴酒不沾，惟一让她感到震惊的是到了十九岁仍然滴酒不沾的小儿子，会在某一天以一个醉鬼的姿态出现，而且是一个十足的醉鬼，一个醉得连家门都找不到的醉鬼！
　　我第一次喝酒是被人逼的。十九岁那年的暑假，我回到家乡一家报社做记者，负责带我的老记者是该报社长期跑公安政法口的。见面的当天他就带我出去参加一个公安分局的酒会，到了桌上经人介绍后才知道，当天在座的全都是各分局的局长。负责斟酒的服务员似乎早知道规矩，问也不问一声地就给每人面前倒了满满一杯诗仙太白，足足有四两酒的啤酒杯。大家都举杯的时候，我也跟着举了杯，不过举的却是茶杯。起先只是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分局长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接下来就是所有人的眼神都顺着他的眼神怪怪地看着我。接下来不管我怎么解释，一帮人似乎铁了心没听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最后那位带我出来的老记者说话了：“你要跑新闻，特别是跑公安政法口的新闻，全都由在场的这些局长大人说了算，你刚来，还不知道宣传纪律，这个口的新闻不是像街边新闻随便就可以报道的，你自己看着办吧，要么就喝了这杯酒，要么你就另外换个新闻口或者干脆回家过个安逸暑假算了。”
　　我看他说的不像是开玩笑，心里确实犯难了，酒我是真的不会喝，但找这份工作也实在不容易，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下学期的学费还指着这份工钱呢。尽管心里觉得有些委屈，还是眉头一皱，一仰脖子将满满一杯白酒给灌了下去，心里想着就当是喝药吧。
　　除了脸红脖子粗地猛咳嗽了好一阵子、喉管像着了火似的外，也没有别的什么感觉，头脑也还十分清醒。余下的人在一片喝彩声中也一一干掉了杯中酒。看我确实是不能喝酒之人，身旁的人就发话了，对斟酒的小姐说：“给这位小兄弟来半杯吧。”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恨不能给他一个大耳刮子，喝下那么大一杯还要继续喝。见大家都没有意见，小姐也就一直执行着这样的标准。也不知道究竟是喝到了第几个半杯，我终于在四周嘈杂的喊叫声和碰杯声中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当天夜里我是怎么回家的，至今依然回想不起，只记得第二天中午，负责报社楼道清洁的老大爷专门找到我，狠狠地数落了我一阵子：这么年纪轻轻的小伙子，怎么就不要命了呢？昨天夜里我看你把胆汁都吐出来了，害得我扫了整整一上午……除了一个劲儿地抱歉外，我实在是找不到别的什么更为合适的语言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晚坐在我身旁的人居然是市局的一位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因为破了一个大案，特地摆酒慰劳各分局的局长。当晚我的表现确实让他刮目相看，从那以后，我的采访工作还真是顺风顺水，写了不少好稿特稿。只是每次出去采访时，特别是到派出所采访时（后来才知道，比起派出所的喝酒规矩来，那晚的方式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总是担心着饭局上的“酒关”难过。奇怪的是，经过第一次的醉酒后，滴酒不沾的我多少也能对付个一二两酒了，有时一发狠一来劲儿，也能干掉个四五两白酒而不倒、不吐。
　　短暂的两个月暑假过去时，我不但赚足了全年的学费，还练出了一点儿酒量。同时也明白了，除非你不想干事情，要想在如今的社交应酬中不沾酒，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特别是干社会接触面十分庞杂的新闻工作。
　　临走时，带我的那名老记者深有感触地告诉我：当今社会，要想不喝酒，就只有先多喝酒，等你早日当上领导后，下面的人就不敢勉强你喝酒了，但上面领导的酒你还是避免不了的。但那样的酒就会少喝很多。要是不当领导，什么人的酒你都得喝。要想喝酒不难受，办法只有一个——练出惊人的酒量。在他的经验中，酒量是能够练出来的。真正明白这些话的意思，成为这句话的实践者，是在正式参加工作后。
　　大学毕业时，我被分到了一家外事机构，专门负责跑腿和接待工作，成天总有着应酬不完的宴席，而且是必须得陪到位的客人，而这些客人往往又都是千杯不醉的“不倒翁”。在无数次醉得一塌糊涂后，我的酒量也在不知不觉中增加着，一年后，我已经快速地“成长”为在宴席上游刃有余的酒场高手了。当然其间也学会了更多的技巧，比如一喝完酒就用餐巾擦嘴、借喝茶之机将酒吐到茶杯中，这些招式都行不通时，也要多喝水多上几次厕所多挖几次喉腔。一个让自己都感到吃惊的现象却出现了：自己成了一名实实在在的酒席上的闹酒者，一个以前自己深恶痛绝的角色。
　　母亲知道我成了一名酒鬼，是在我已经成为酒鬼多年后。记得那是参加工作后的第三个年头，老家的一名副县长帮我解决了一件在我心头悬挂了多年的事情，将我的一名至亲从一所光秃秃的山头乡村小学调进了县城，在当地，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尽管我的这名至亲按政策早就该回城了，但“该”和“能”之间的差距还是十分巨大的。
　　借出差的机会回家时，我专门请该副县长吃饭，没想到他的酒量竟远远地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们俩人干掉了二斤五十六度的白酒后，还放倒了一件双桂啤酒，那可是满满当当的二十四瓶啊。在我还有些清醒意识的时候，我分明看见开酒的服务员每到喊开酒的时候，手就有些发抖。我想，她可能是怕把他们的副县长大人给喝死了，这可是件天大的事情。我只记得同那位副县长分手时，说的是“我很感激你，你的酒量真的不是盖的”。副县长使劲地摇了摇头，咕哝了一句什么话后，才在秘书的陪同下蹒跚离去。我也转身“努力地”朝家的方向走去……后来那位副县长的秘书私下里告诉我：“还从来没有谁将咱们的副县长大人喝醉过。他在部队里当团长时，整个团里就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没想到那晚却被你灌醉了。”副县长临走时说的那句话竟是：“格老子的，大海里没翻船，却在河沟里沉了！”
　　第二天，母亲一早开门的时候，发现她最疼爱的多年不见的小儿子，卧躺在门前过道上一堆臭哄哄的呕吐物中，一只手还拉着栏杆，睡得十分香甜。那一刻，素来坚强的母亲，一任泪水簌簌地往下流……一边将儿子扶回家，一边叫来了医生，还趁无人时将楼道清扫干净。
　　等我当天下午彻底清醒过来时，第一眼看见的是母亲那满目的心碎。那一刻，我无言以对，惟有再次闭上眼睛，佯装睡去。后来听邻居说，那天晚上他们以为谁家的酒缸打碎了，酒气一阵接一阵地直朝屋子里钻，害得他们一夜都没有睡好。
　　在家停留的两天中，总有不少推却不了的关系找上门来，喝酒就成了必不可少的科目。按当地习俗，客人来了菜可以没有，但酒却是一定要陪好的，要不就是不懂礼数。
　　一向讨厌父亲喝酒的母亲，很高兴地招待着一拨又一拨的客人喝酒，从来不买酒的她，也头一次上商场买了几瓶高粱酒回来（父亲从来都是自己买酒，并且每次都是偷偷摸摸的，生怕母亲知道），让我陪客人喝好。说现在亲戚朋友都把你看成大人物了，连县长大人都请你喝酒，不能少了礼数，怠慢了客人。还告诉我，人这一辈子，富贵可以不要，但不能不认穷亲戚。所以那些凡是听说我回家了前来看望的亲戚，临走的时候都是一副醉醺醺的模样，满嘴都是夸奖母亲养了个有出息的好儿子。
　　临走的前夜，小侄女告诉我，每次客人走后，在我醉酒后的酣睡声中，母亲总是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呆。那一刻，我分明听见在自己心脏的某个角落，响起了嘎嘣的一声断裂声……
　　两天短暂的相聚后，我就要回单位交差了，母亲把我送到了码头，满脸慈祥的笑容，看不出丝毫的伤感，但我却分明感觉到她好几次欲言又止。直到上船的那一刻，母亲才忍不住喊着我的小名说道： “老幺，一个人在外要注意身体，想家的时候就打个电话，酒能少喝就少喝点儿……”那一刻，巨轮的轰鸣声让我听不见自己心灵的哭泣，回首看见母亲单薄的身影在码头一点点地消失，我感到自己已醉得人事不省。
　　一回到单位我就办理了调动手续，从那家天天需要应酬喝酒的外事机构调到了一所教育培训机构。往后的日子除了确实推不掉的几个好友的聚会外，我很少再喝酒了，酒量也似乎在一天天地消失。因为每当我端起酒杯的时候，就会想起母亲，就会想起码头上那个单薄的身影，喉管就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纵是琼浆玉液也难以下咽……
　　
　　刘宏伟，记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烟雨漫漫》、《大东海》，散文集《流放都市》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