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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5年第3期

百花深处的情感

作者:焦勇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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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对于经验主义者们来说,“疯”先生的搬家就显得无比的别扭和滑稽,因为一切行动都是一场被困于废墟中的想象中的荒诞的搬家:搬家的汽车穿过七零八落的残垣断壁,停靠在一片空荡荡的拆迁工地,周围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颗孤零零的老槐树,然后就在这里要进行一场模拟的搬家。怎么搬?没法搬。紫檀的衣橱、养着金鱼的鱼缸、前清的灯座,工人们吃力地搬抬家具,小心翼翼地上下台阶,家具是想象中的,行动像演戏一样,整个搬家都是虚拟化的,在这里现实不存在了,一切实的都成了虚的。
  然而正是这个“虚”,才使影片超脱出来,别有了意味。就如同庄生梦蝶,不知庄生是真是幻,亦不知蝴蝶是真是幻。导演运用的正是这种手法:以虚就虚,才得以虚实相生。废墟里的那棵老槐树作为一个实的存在,本来是影片的背景,导演巧妙地把它定格为焦点渐渐虚幻,幻化成一幅古香古色的四合院的立体构图,再幻化成一幅优美和谐的中国水墨画,所有的虚都凝成一个点,达到顶峰,逐渐进入一个超现实的幻象世界。幻象世界却并不一定虚幻,因为冯先生的手中还确实有一件实实在在的宝贝:铃,而且他还居然真的找到了铃的伴侣:铛。铃和铛配合在一起就生发出了代表我们古朴记忆的铃铛声,于是,所谓的虚并不是完全的虚,似乎又能把我们带入到真实世界,虚与实在这里实现了互换。最后,导演用一幅水墨画幻化为一幅夕阳里废墟的场景,用一个破碎铃铛的曼妙响声复合二者的对立,听觉的虚幻贯穿视觉的虚幻,在对立中形成统一,从而完成现实与虚幻的合一。
  除此之外,影片还有两处典型的画框构图来表现虚实的辩证关系。第一处是从废墟的窗框中往外看,汽车疾驶而过。前景是废墟的虚,后景是汽车的实,前后景的反差形成一种隔离,产生一种现实与历史的虚幻感,造成一种旁观意识,从而使人的心态不自然而脱出;第二处是从汽车反光镜中往后看,空旷的废墟作为实的存在一下子被拉远距离,树与人独立出来,周围繁琐的背景被去掉,原先实在的场景趋于模糊和虚幻,而模糊的感觉产生美感,反光镜中的景象成了一幅画。在画中观者与被观者的情感获得沟通,观众的感受获得加深,最终实现二者情感的认同。
  影片就是通过这样的虚实对比与互生,构成了影片的意味所在,而这意味的背后恰恰是导演对世界、对时间、对历史的一种思索。那么,导演思索的究竟是什么呢?
  还是让我们回到导演所说的主题:怀旧。如前所述,怀旧只是一种日常情感,并不能说明什么,导演却运用了一个搬家的逆行结构,所以影片说的不再是新生,而是如何对待旧的问题。旧,代表的就是历史,历史往往不被人们重视,人们最擅长的就是遗忘。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历史又是沉重的,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是说明一切的背景,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民族抑或国家而言。
  历史意识是近年来中国很多艺术家关注的焦点,我注意到前不久中国一女一男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写了两位作家的历史故事:一个是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一个是王蒙的《青狐》。两位作家都用异性作家作为自己故事的载体,一个是写成名的男作家在很多年后不得不面对自己落难时所生的丑陋、笨拙、低贱的儿子;另一个是写成名后的女作家很多年后发现自己仍然摆脱不掉自己原来的样子。他们写的都是他们身边的故事,所用的人物却恰恰是与自己相异的异性。为什么?
  正如同陈思和先生在评论《叔叔的故事》时所说:“叔叔一生的命运都是与他所生活的时代紧密关联,因此他的全部辉煌和全部丑陋,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时代(尤其是‘文革’后近十年的时间)中民族文化的缩影”,两位作家的主旨其实并不在于去描写某个事件、阐述某个事实,而是有着更深的寓意,这个寓意就是我们必须正视历史的沉重,以及在历史面前保持尊敬。
  除了王安忆、王蒙,导演里面就是贾樟柯,在《站台》一片中,他所有的努力都是试图重建一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历史发展的原貌,可惜他做得过了火,浮在生活的表面,反而失去了历史的厚重,因而失去了对人心灵的震撼。
  陈凯歌的《百花深处》虽然简短,却令人回味无穷,其原因就在于它对历史的态度不仅仅是复现,还带有极强的反思意味,因而具有了历史的厚重感。
  历史是什么?在这部短片中历史不再仅仅是年代、事件、人物等等具体的客观实在物,还包括虚空的精神存在,如铃铛的叮当声响、百花坠落的芬芳气息和暮色中大槐树的婆娑身影,它可能是无形的,但却是可感的,它可能是已经逝去了的,但却是令人回味无穷的,它可能只是一种精神瞬间的闪耀,却凝聚着人类创造力的智慧之光。因此,它是值得留恋、应该传承、必须受到尊重的。
  其实,说到底历史代表的实际上是我们整个文化的一部分,而这文化又是需要传承的,因为文化的传承无疑是人类得以延续、得以发展的最重要一环。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疯”先生的搬家表面上是疯子的胡闹,荒诞不经,而实际上是留恋、是怀旧、是珍惜,从这个角度来说其本质是传承。
  因此,“疯”先生的怀旧或者说导演的怀旧,就不再简单的是作为对往昔留恋的怀旧,而是带有传承文化的意味,这种怀旧经由单个人的怀旧情感出发,上升成为人类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与其说是道德的,不如说是情感的。因为人类道德通常带有现实的、功利的目的,而对文化的传承则往往是非功利的,具有强烈的审美性质,凝聚着人类普遍的、共同的情感与意志。这种怀旧显然已经上升为一种审美情感,是一种带思想的感情、带感情的思想,成为一种典型的艺术思维,从而具有了“意在象外”、“得意忘象”的内蕴。从这点上,我坚持认为《百花深处》是中国当代电影的一个小小的经典。
  
  焦勇勤,学者,现居海口,曾发表论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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