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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5年第5期

别梦依稀咒逝川

作者:野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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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死亡,在许多时候,真是一件近乎日常的琐事。你买菜的路上,邂逅车轮下的一滩血,你拎着一堆肉食回来,看见邻居的一张讣告——在你行经的地方,人们竞相奔赴道路的尽头。你才发现,生命竟然确实薄如蝉翼。
  当“访旧半为鬼”时,当“故人日以稀”时,当在暮烟的幻象中遥见你曾朝夕与共甚或唇齿相依的大队面容时,你何曾有一丝幸存者的窃喜。就像此夜,当我枯坐于天涯客馆,燃一炬烟,吞吐几十年的往事时,我恍若一个同谋共犯——他们去了,我却苟活于斯——我怎堪独自直面这惨酷的余生。
  
  二
  
  1978年对于今天的多数年轻人而言,只是一个过往的年份。对中国而言,真正的“文革”在这一年才敢谓渐趋结束,尽管史书上是另一种说法。
  半年前,首批恢复高考后的新生刚刚入学,我们这批78级新生跟着又来了。而在我们的师兄中,还有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等待毕业。
  那时的湖北民院叫华师恩施分院,在我们去之前大约三四年,它还是一个中师。这个奇怪的大学在迎来78级这批怪胎学生后,很快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那一年,整个恩施的文科生考出大巴山的不足三十人,余下的上线生则全部取到了“华师恩施分院78·1班”。于是一大群工人、农民、知青、民办教师、干部和应届高中生走来了,老的三十三岁,小的十五岁,总共八十一人。其中当父亲的十几位。其中有五个孩子的两位,其中一位还带着女儿来上附小。还有一位(现在官拜副省长)教高中的老师,与自己的学生同时高考,然后同时录到一个班来成为同学。
  需要说明的是,那一年这个国家还兴“政审”,所以我们这个班上有许多同学的实际考分原本应上一级名校。
  
  三
  
  那时,国家对师范生尚有恩例——伙食费每月十八元,助学金一至四元不等。如果无此条,估计还要减少二三十人。刚结束的浩劫,在大多数人的满脸菜色中犹存余痕。
  男生三十个一堆住了两屋,余下年纪大的十位,还另挤了一个小屋。
  那时,已婚同学允许请“例假”——每月可回家圆房。多么人道的措施啊!
  还有一些同学,在“文革”中即是什么“烽火战团”、“东方红公社”的总司令,老三届又十年摸爬滚打,都是人精了。还有一些公社书记、学校校长,三山五岳,来的都是恩施当年的各路人物啊。
  
  四
  
  没有这样一个背景概述,我实在无法从那些混乱的生活中,真正凸现出老李——如波兄这样一个独特的人,并让今人和后世有所理解。
  多数人能叫出全班同学的名字,大抵在一年之后。而在一大群灰头土脸的“老”同学中,除了班干部,大约首先多是记住了“李如波”这个名字的——因为各科老师刚开始都爱问:李如波,哪个是李如波?你为何不交作业?
  老李一般则都站起来,徐徐答曰不想做,然后自行坐下。他永远显得似笑非笑,不卑不亢。老师反而有些尴尬,以后习惯了,便再也不问。
  而全体深化对这一怪人的认识,是另一突发事件——那天,大家都在教室自习,快过建军节了,校办来了一女干部,找老李这个惟一的复员军人填表,大约是拟慰问一下。老李填表已有几分不悦,该女士拿到表还不走,当场读完,然后提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你未婚呀?老李答哦。又问你怎么未结婚呢?只听一声巨响,老李拍案而起,疾声斥曰:你一个大姑娘,你凭什么问这个问题?然后拂袖而去,该女士则确确乎呆若木鸡。
  那时,这个国家尚无“私生活”、“隐私权”这些概念,但老李,李如波,却让每个师生都记住了——他与所有人皆有距离。
  
  五
  
  杀手君写了一篇《一个书生的背影》,这句话总让我想起老李。
  记忆中,他总是理着一个五四时代的学生头,头发三七开,一边显右倾,而两鬓则是齐刷刷的露着青皮。他身高1.73米左右,用古话说,确实“骨相清奇,形貌高古”。那年他二十八岁,但一脸老相。嘴型似乎天生有点歪,看上去总像乜斜着这个世界,一副讽世的样子。
  他的衣服总是打了补丁的,总共也就一两套,洗白了的清蓝布。夏天午休,他回到寝室,马上脱下衬衣洗净晒干,下午还得继续穿。入冬换棉裤前——那还是复员时的棉裤——永远只有一条单裤,从无一件过季的衣衫啊。某日,我塞了一条父亲厂里发的劳保裤到他床头,他静静地还回。后来实习前,秋风萧瑟,我悄悄地塞进他的行装,以后他便穿上了,彼此亦无一声言语。
  只有他床头那每天叠得整整齐齐的暗黄军被,可以让人相信他曾是一名军人。除此之外,他实在太像一个胸怀利器的落魄右派了。
  
  六
  
  这个世界有多数“怪人”,总不免让人歧视。只有少数,即使难以亲近,却总能令人心存敬畏。老李,许是后者之一。
  他多数时候在看书,发呆,独自漫步,即使坐在课堂上,课则几乎是不听的。有时会突然放声大笑,周围人不解相望,但终是仍不解他在笑什么,自然也不知他在想什么。他似乎永远行走在世界的边上,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
  那时,我们这批应届的愣头青,喜欢作弄“老”同学,向来对老李,则惟肃然。后来读书,知道有一种法相庄严,而有些人,则是与身俱来的。大约半年后,几乎三分之一的同学,便尊称他“李老师”了,听起来,比叫其他真正的老师要顺口和真诚。
  但他确实是不合群的。某次学校要搞什么鸟队列体操赛,全班集合训练一二一,班干部拉他去,他走了一圈,突然从队列中高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然后扬长而去,全班哗然望着他瘦削的背影。他太反感这些曾经伤害他的“集体主义”了。我们似乎打小就反叛,我们却永远留在某个队伍中,我也永远只能心怀惭愧地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
  
  七
  
  这样看来,老李仿佛是一个生硬的人,不苟言笑。但错了,老李的幽默感一如迅翁,一种独耐回味的冷嘲,历久弥新的哑笑。
  他向来不主动与女生说话,尤其官宦子弟。一日恰好这样一位小姐真诚地向他请教——李老师,这个字怎么读又是何意啊?——她指着书上的“鸨”字。
  李老师没办法向这个清教徒时代过来的小女生讲清,他只能严肃地答曰:读保,就是古代的“妇联主任”。
  那时,学校的早餐尚无粥,五分钱一碗青菜汤。一日汤上竟漂满了蚂蚁,学生自然大闹,校长亲自来安抚,须知那时学潮多是从伙食开始的。校长解释完,老李在一边冷冷地自言自语——我还以为是学校发的什么预防药呢,抢着喝了几口!
  又一年,“英明领袖华主席”退位,胡耀邦总书记上台。学校组织收看完新闻,老李一个人开始高声起唱——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里出了个华政委——那个时代的学生何等的政治意识啊,于是皆合唱,皆大笑,一时全校此起彼伏。他们在老李的启示下,欢庆一个时代的结束啊!
  
  八
  
  那时的学生长短不齐,凑在一起就爱打赌争问题,或争一些野史知识的记忆力。至于仲裁或答案嘛,就找老李,反正他是一个长期失眠者。我则从他身上,懂得什么叫渊博。
  比如大家争“左派右派”到底谁是自由主义谁是保守主义,这种分法从何而来,我党何以一会儿反左,一会儿又反右。不可开交时,便听老李讲西方的圆桌会议,讲法国大革命,讲国际共运史。我至那时,总算才明白我“右派”母亲的来历和含义。
  又比如当局批爱情文学为扫黄,为什么命色情为黄色而不是绿色或其他什么色。老师也不懂这些鸡毛问题,老李就会告诉你——以前英国有个企鹅出版社,出了一批低俗小说,封面全用黄色,于是媒体攻之,遂有“黄色读物”一说。我看今天新闻出版署扫黄办的干部,大抵也还不懂这一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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