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疆域与十字路口：全球市场时代的认同与团结
作者：格雷姆·默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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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雷姆·默多克著戈浩 张磊译
资本的放纵
1848年，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草拟了《共产党宣言》，此时，工业资本主义还处于萌动阶段。即便如此，资本的全球扩张野心和超越疆界的能力，已经令他们深感震撼。他们指出，不断扩展市场的需求，驱使工业资本“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它打破了“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建立了“新的需要”，由其设计出的产品来满足。他们之所以能观察到这一进程，与其身处的场所有关。恩格斯来自曼彻斯特，这是一个工业枢纽，恩格斯清醒地看到其家族企业的原材料和成品是如何在全球进行循环的。马克思则定居伦敦，从他租居的公寓，可以散步到泰晤士河，他在那里可以看到来自全球的商品如何在这个当时最大的港口进进出出。然而，这种全球经济流动的文化影响，在那个时代还远远没有明晰。
1795年，德国哲学家康德写下了《永久和平论——一部哲学的规划》。他指出，“世界上遥远的各个部分彼此建立和平关系”成为可能，这加快了“全球公民体系的建立，它的基础是平等的权利，互相的尊重，以及对陌生人的情谊”。他对于跨文化交流的态度非常乐观。随着电话的发明，传输的物理限制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被打破，类似的乐观态度更进一步加强了，还有了一些狂热的信奉者。如Alonzo Jackman，在他1846年的作品中，想象了一种由互相连接的线路和电缆组成的全球网络，使“地球上的所有子民组成了一个智识街区”。另一个时代的批评家则称，“不同国家和种族的人彼此混杂相间，果真如此的话，人们会为了共同的情绪而落泪，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行动”。
然而，正如康德所说，这种前景正被另外一种事物所破坏，那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指欧洲)的商业国家的行动”。这些国家展开全球商业活动，但目的不是为了促进相互理解，而是作为一场想象的吞并战争的武器。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清醒看到，新的资本主义正使用改进过的“传播手段”，把“所有民族国家”都拖下水，让他们加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并按照“它自己的形象”来重塑自己的模样。
在他们写作的时代，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其它欧洲大型商业银行团建立的商业帝国，正逐步让位于欧洲国家在占有和统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地域性帝国。这个进程，阻碍了全球资本主义文化的前进步伐，因为它引起了各地的抵抗，并使得民族国家成为人民在寻找身分认同时的首要参照点。反殖民斗争开始要求将“民族国家”从皇权手中夺回。后来的独立策略，则力图建立新型的现代国家，虽然其国家管理的程度和方向各有不同。以印度为例，这个人口数位居全球前三位的国家，其发展规划被一种强调自给自足的民族精神所引导，使它脱离了日益成型的跨国资本主义体系。另外两个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中国和苏联，则决绝地离开了这一体系，力图建立和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现代化国家。这两条道路，不约而同地将集体置于个人权利之上，同时，因战后重建和发展的重大任务而厉行节俭，这使得消费体系没有获得发展空间。
不过，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人们熟悉的战后图景被一个逐渐加速的市场化进程改变了。市场化进程最终创造了条件，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预见到的资本全球化得以实现。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解体打开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早期疆界，供资本主义力量全力施展。市场化的组织机构也迅速地在印度和中国攻城掠地。原来那些由公有企业和公有机构垄断或主导的市场领域，被鼓励或者被要求更具有竞争性，更具有商业头脑，于是开始允许私有公司进入。在资本主义扩张的第一个阶段，实现市场转型之时，传播手段的更新是一大驱动力。那个时期，电信的发展为全球商务运作的协调和控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新型机制，而电影院的建立则提供了一个关于消费可能性的诱人景象。1926年，当好莱坞巩固了其在全球电影业中的主导地位之时，美国的新闻评论家Charles Merz说：“商业贸易不再跟随国旗的号召，而是听从了电影的号令。……中国需要缝纫机，富裕的秘鲁人雇佣钢琴师，来自日本的扶手椅订单如雪片飞来……只有这个媒介，只有它，从来不知有任何界限。”在当前的全球市场时代，全球协调的任务交给了电脑网络，而消费主义扩散的关键角色也由电影变成了卫星电视。全球化的、商业化的媒体展示着商品和生活方式的浩大队伍，建造了一种至关重要的新型身分认同，那就是流动的消费主义。当然，它也并非没有遭受反抗。过去二十年中，两个彼此冲突的运动也在整合各种力量。一个运动是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它建立在各种群体认同基础之上，可能源自宗教信仰，可能源自种族区分，也可能源自民族国家认同。它致力于重申那些坚固的界限：“我们”与“他们”，朋友和敌人，神的选民与被诅咒者，优等的和劣等的。另一个是康德所谓世界主义公民身分之梦的苏醒。接下来，我将详细考察流动的消费主义、原教旨主义和世界主义，它们是当代人身分认同的主要来源。我还将考察其擢升的团结和对立，并详细探究其如何利用媒介来推广他们的世界观。
市场化潮流的兴起
市场化是一个普遍的进程。它将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策略置于各个经济领域的核心地位，将市场标准变成衡量一切体制的表现和价值的准绳。那些形式上仍具有公共性的经济领域也概莫能外。它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手段达成的。在过去二十年间，全世界的政府都以各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引入了这些政策。有些时候，市场化是被一种意识形态的信念所推动的，即市场天生就是经济组织的最佳基础，天生就是个人自由的最好保障。玛格丽特·撒切尔时期的英国便是如此。有些时候，它是一种实用主义的选择，能促进经济增长，能推动现代化，如中国的情况。它经常成为一种强制标准。市场化是世界银行和其它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在进行贷款和资助时提出的前提条件，也是世界贸易组织要求某个国家或地区成为其全权成员时必须达到的标准。在任何地点市场化的主张都被加强：苏联体系的解体，标志着政府管制的危机；发展中国家在新兴经济中逐渐醒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从公有企业和全方位福利体制中回撤下来。
在不同的国家政治情境和意识形态情境下，凭借各种形式的政策干预，市场化的潮流都已经制度化了。四种观念具有核心地位：
1、私有化：将资产从公有部门转到私人投资者手中，将公用事业公司和企业转为追求利润的企业。
2、自由化：在市场中引入和强化竞争。之前，这些市场，或是由一个机构独占的（寡头垄断）；或是由两家共同占有（双头垄断）；抑或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市场集中化程度极高）。
3、管制转向：从维护公共利益（虽然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各有不同），转向改善条件以有利于企业进行扩张和更新。
4、企业化：对于那些仍从公众口袋里获得全部或部分资金来源的企业，鼓励或者要求它们以私有企业的方式运作。
这四个方面不可分割，已经对每一个经济领域都产生了影响。不过，它们对传播和文化产业产生的冲击尤其影响深远，这是因为通讯和文化产业在经济中占据的地位非同小可。它们是日益重要的产业增长点；同时，它们还提供了重要的通讯基础设施，使得生产得以协调运行；它们还刊登广告，向消费者介绍各种制造业产品；它们还生产主要的文化资源（报纸、电影、电视节目、电脑游戏），正是通过这些，人们才能理解（或曰误解）社会的组织形式、政治生活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结果，传播组织中的重大变化不仅影响了经济生活的组织形式，还深远影响了公共文化的结构，影响了由此而生的社会身分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