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经典的祛魅与返魅
作者：赵 勇
字体： 【大 中 小】
对真正的经典作品拥有一种宗教般的情怀。但是文化研究的经典观显然无法承担这个重任。第三，对于当今的青年学子来说，他们面临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没有读过多少经典作品的问题，而不是饱读经典亟需对其进行甄别鉴定的问题。在这样一个背景上让他们更多地接触文化研究，只会加剧他们对文学经典的逆反心理，而无助于阅读、接受、学习经典的真正落实。实际上，当青年人更多地亲近亚文学、大众文化而远离文学经典时，文化研究很可能在其中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因为文化研究的经典观简化到最后，它提供的总是文学经典的负面价值。
乔纳森·卡勒认为，许多人指责文化研究使学生离开了经典著作，但文化研究同时也使“传统的文学经典得以复兴，开启了更多解读英美文学‘伟大著作’之方法的门户。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关于莎士比亚的论文，人们从每一个可以想到的角度去研究他，用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分析学的、历史主义的和解构主义的专业语汇去阐释他”。(6)但是也必须指出，只要是以文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进入，那么所有的这些解读和阐释都带有一种破坏性和亵渎意味。它只能说明学术话语生产的繁荣，而无法给文学教育带来更多建设性的意见。
利维斯的遗产：一个启示
在文学教育的语境中，该如何对待文学经典的问题呢?回到文化研究兴起时所面对的一些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杜林指出，从文学批评的传统上看，文化研究是从“利维斯主义”阵营中发展出来的一种研究。1950年代，随着商业电视的普及，大众文化在英国迅速崛起。文学批评家利维斯等学者对这样一种文化现象作出了迅速的应对。他的应对策略是利用教育体制来更加广泛地传播文学知识和文学鉴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利维斯阵营对文学经典进行了严格的鉴定。他们抛弃了那些现代主义的实验性作品(比如乔伊斯和伍尔芙的作品就在扫荡之列)，而把那些能够直接培养读者道德意识的名著(如奥斯丁、蒲柏、乔治·艾略特的作品)看作是一种“伟大的传统”。他们坚持认为不能把文化看作是一种消闲活动，而阅读“伟大的传统”恰恰是用坚实而和谐的“生命感”来建构成熟个体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大众文化给人们提供的快感，这种“生命感”却遭到了威胁。
由于文化研究的先驱威廉斯和霍加特是在质疑“利维斯主义”的理念中形成了文化研究的基本思路，由于在对待大众文化的问题上威廉斯等人比利维斯等人更宽容(葛拉米·特纳指出，在他们的研究中，“理解”而不是一味地“谴责”大众文化成为其共同思路)，我们现在一般会把威廉斯等人看作是“思想解放”的代表，而把利维斯等人看作是“思想僵化”的典型，或者把他们看作是不能与时俱进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文化研究的框架中来加以思考，这样的看法当然是可以成立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如果从文学教育的角度人手来清理利维斯的遗产，他在当时的批评观念、教育理念和由此形成的应对策略是不是依然值得我们重视?
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利维斯指出：“所谓小说大家，乃是指那些堪与大诗人相比相埒的重要小说家——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7)在利维斯看来，伟大的作家身上全无福楼拜式的对人生的厌倦，相反，他们以坦诚虔敬之心面对生活，具有巨大的吐纳经验的能力和显著的道德力度。这样的作家作品所构成的“伟大的传统”对读者的道德意识、审美意识、生活信念、价值坐标的培养和确立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此看来，当大众文化甚嚣尘上的时候，他的应对方案是回到文学经典，并且从中获取道德的营养与精神的资源。这种思想虽然与社会大潮的流行趣味相敌对，甚至与青年学生的接受心理和欣赏习惯相敌对，但是从文学教育的层面看，却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案。因为真正的教育不应当只是顺乎历史发展的潮流，它还应当有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勇气，唯其如此，它才可能坚守住某种精神的原点。
毫无疑问，中国也有这样的“伟大的传统”，远的不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先生便以他的文学作品开创了这样的传统。张旭东在谈到这种传统时指出：“当代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在体制性的主导意识形态里找不到抵抗的支点时，没有办法坚守自己的信念甚至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时，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回到鲁迅。一到鲁迅，就找到了一个支点，就同一些更大的历史资源和精神资源重新连接上了，人在精神上就会变得坚强起来。”(8)实际上就是经典作家与其经典作品的示范作用。一个人的青少年时期正是其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形成的时期，而真正的文学经典恰恰可以给他们提供一种稳定的人文情怀、道德信仰、价值追求和审美趣味，甚至会成为他们以后的精神支柱。如果我们的文学教育能够引导学生更多地去接触像鲁迅这样的经典作家，而不是让他们对经典生出了厌恶之情和躲避之心，如果通过接受文学经典能够使他们产生一种免疫力，或者起码使他们在“生命感”和“快感”之间形成了某种张力，这样的教育才可能是成功的。在这样一种思路下，我们确实有必要反思因为文化研究而导致的文学教育的误区。
注释
(1)参阅赵勇等：《我们是否还读文学名著——“学经典”问题的网上讨论》，《粤海风》2005年第1期。
(2)[美]J．希利斯·米勒：《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易晓明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
(3)参阅倪文尖：《希望与陷阱：由几篇习作谈“文化研究”》，李陀、陈燕谷主编《视界》第7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
(4)参阅[澳]托尼·贝尼特：《马克思主义与通俗小说》，见[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5)周宪：《文化研究：学科抑或策略?》，《文艺研究》2002年第4期。
(6)JonathanCuller，LiteraryTheory：AVery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48—49．
(7)[英]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4页。
(8)王安忆、张旭东：《理论与实践：文学如何呈现历史?——王安忆、张旭东对话(下)》，《文艺研究》2005年第2期。
赵勇，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透视大众文化》、《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