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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笔记６则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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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景，这不是为了演戏，而就是睡觉。所谓生活就是艺术，不是什么时髦的现代派理论，而是过去中国生活的传统。京剧，依靠唱腔而不完全是舞台区别于生活。书法，以线条的特殊表现而区别于普通的写字。怎么说呢，博物馆的概念就是唱腔、线条这些形式本身。中国人很擅长如此，你拿个二胡在大街一坐，这个二胡不只是乐器，也暗示这是一个舞台。卖艺人拿粉笔在地上画个线，一个剧院就建筑好了。延安时代的街头剧也是这样，只要你化了妆，走上街头，那个妆就是舞台。说书，一边说，一边该干什么干什么，嗑瓜子、喝茶、聊天，似乎根本不在听，其实什么都听进去了。傅聪先生在西方多年，回到中国，已经不适应中国这一套了，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根本不适合开音乐会。西方音乐会，听众全神贯注，集中精力，只听弹钢琴，不做其他，连咳嗽都是可耻，身体完全被控制，非常累的，还是教堂里面的传统，理解、牺牲、克制而不是娱乐。所以一个小时的音乐会，要中间休息一次。傅聪在昆明开音乐会，下面手机、咳嗽、母亲教育孩子要好好听，钢琴考级就是要这么弹的窃窃私语不绝于耳。傅聪先生很是生气，其实这不是中国听众没有教养，而是他们习惯用庙会的方式来听音乐。庙会是中国最伟大的艺术博览会，乱哄哄的，根本无法弹钢琴，但可以听京剧、滇剧、相声、说书、对歌，看杂耍、花灯、吃、喝、玩乐，这里听一段，那边看看，这里吃点儿，那边说说，不是要集中精力去注意个什么，随你的便，大家在着就行。书法挂在卧室，金鱼养在缸里，兰花开在窗台，在着就行。用这种方式，你无法听歌剧，但你可以听京剧。京剧要在茶馆里面、堂会听才有味道，那艺术玩的就是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可以似听非听，不强制你集中精力。靠的是耳濡目染，听一句不听一句，潜移默化。中国文化的核心是散不是集中，散就是自然而然，不是人为的，道法自然么，自然就是混沌，混沌没有什么目的，不是为了人而集中起来的，混沌的核心是散。中国人在创造艺术的时候，最高境界是自然，自然的具体表现，就是散，也可以说是随便。随你方便。书法、绘画不一定非要在博物馆里面才有价值，挂在家里面，称心就行。诗歌不需要在什么刊物上发表，没有诗坛这种地方，也没有文坛这种地方。你喜欢就送给你。著名诗人艺术家的名声的建立，与名医一样，靠的是有口皆碑，而不是职称认定。一就是万，在家里有一幅大师的作品养着，就够了，中国的艺术品像自然一样，是养人的，像兰花一样，人养兰花，兰花也养人。西方把绘画集中于博物馆，所以看博物馆非常累，那是积累知识的过程，而不是养人的过程。深了说，西方作品的目的不是养人，而是要教育人，用观念、意识形态、知识什么的。这么说，许多人不服，其实他们不服的只是在艺术作品里面灌输政治，但如果灌输的是人道主义、技术、科学、数理化、民主理念、宗教精神呢?许多人以为就对了，还不是累，不养人。艺术应该像兰花。即使像塞尚那样的大师，也不耐看，看多了，看出来几何?塞尚以降，艺术家试图突破艺术中的理性，让生活就是艺术，但做得多累，成为一场先锋派的艺术革命。而且过了，像安迪·沃霍那样，大批量复制，把复制本身作为艺术，但只有这个安迪·沃霍上帝可以复制，成为专制的符号，乏味得很。京剧人人可以唱，但那不是复制，而是身体的不同创造，因为京剧的目的不在于钢琴比赛，而在于娱乐，养人，玩。它当然有意义，有故事，也有情节，但这不重要，那唱腔是谁都可以截取一段来唱的。
(杨 雨)
被剿灭的纯文学
《新京报》日前刊出学者郜元宝的文章《被剿灭的纯文学》，文章摘录如下：
我们活在当代，凡有发言，当然须以当代生活的感动为燃料，为素材，但之所以在投诉电话、“人大”提案、“纪录片”、“三农研究”、“国企改革对策”、“环保倡议”之外，还需要文学，是因为文学能够将这一切上升为人类普遍的情感，表达出来，期望超越个体生存的局限，被不同处境中的读者普遍地感到、懂得，于是有心灵的沟通、共鸣，于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也可以在文学中得到某种共同的维系，于是而有“文学性”、“纯文学”、“艺术自律”种种未必高明然而也绝对有所实指的说法。
文学，向下固然可以被研究者、考证家们还原为若干的“本事”，并且可以参与实际的社会生活的改造，可以“为人生”。但文学还不止于此，因为向上，文学可以一面将“人生”的一切实际问题包含着，一面却将诸般的信息转化为心灵语言，从而“改变精神”。“改变精神”的成绩，往往看不到，也无法为一些注重实证的研究者、考据家所重视。
从研究和批评的角度来看，要想充分显明文学的内在精神性的一面，确实需要“知人论世”，将文学的语言深入到、还原为原初的出发点，使读者也能感同身受。但，如果将这种还原性的工作定于一尊，断言一切或高或低的文学的意义，均可以，而且均只能还原为、“换算”为实际的历史政治的过程，这种新的“历史癖和考证癖”的“特种学者”，大概也只能是鲁迅当年所说的只能看到“物质的闪光”的“诗歌之敌”的借尸还魂，他们的貌似高深的研究文学的学术工作，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渴望飞翔的精神的翅膀折断，大家一起滚人物质的污泥里去，才肯罢休。
这些本来浅近的道理，之所以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反而变得异常暧昧，我觉得是有许多人故意要造成这种暧昧。
关于“纯文学”，李陀先生因为看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学口号、艺术口号背后的原动力，于是大声疾呼，叫大家不要上当，其情可感。但这也并非李陀先生的发明，因为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记得当文坛反思“新时期文学”为何“盛极而衰”时，就已经有许多批评家们指出了这一点，即“新时期文学”的发动机。不过那时候，大家都还留意到问题的两面性，现在，李陀先生简化两面为一面，似乎一语惊醒梦中人，大家都恍然大悟了。
这一次关于“纯文学”的讨论，我看先是李陀没有想好就说了一大通，后是许多人没有听清楚，跟着闹了一大通。
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本来已经明白了的道理重新又变得不明白，变得高深无比，我看这是故意的，因为非这样，就显示不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批评的气概、水平了。
如果说关于“纯文学”的讨论，因为“学术话语”和“学院批评”的参与，而让学院以外的普通读者望而却步，自认低能，那么，看看稍微诚实一点的孟繁华兄的不断进步的一套理论，就多少可以明白一点其中的奥妙了——虽然那原文，就发表在《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上面，但因为对于我们理解当前的围绕“纯文学”的“争论”实在有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