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基于日常生活的联盟

作者：武藤一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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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建设在日本有一个非常悠久的历史——大概就是四十年前，在日本已经有比较多的人在谈乡村建设。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就是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出现很多新思潮。这些新思潮不是自己跑出来的，而是由于当时整个日本局势和全球国际局势应运而生的。当时出现了全球局势的大动荡，包括了全球的学生运动，也包括当时中国的“文革”，越南的越战等。这些都是一些很大的政局的动荡。在这些动荡里面，很多人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或行动。可以简单地说，这是一个全球激进化的年代。当时在日本，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对现代化的反思。这种反思我们在日本的说法和中国也是类似的，就是我们分开说“开发”和“发展”，认为“开发”更多指的是有大企业、政府的支持，垄断了某一种发展，也得到了很多这种现代化、工业化的好处。例如要建核电厂的时候，整个的论述就是大企业或大财团的说法，比如说：要渔民放弃捕鱼的权利，但是没问题，因为会给予现金补偿，补偿之后就不用当渔民了。好像很多事情都可以用钱来解决。
　　当时这些发展引出了社会上很多关于污染和环保的议题的提出。在那个年代，整个日本的社会是大家都热烈拥抱一种主流的想法，就是可以有一个经济的大发展。所以每天在街上，在很多地方人们都在说我们可以怎么怎么发展，我们的经济的数字可以怎么提高，包括我们的国民收入可以今年增加百分之十，明年增加百分之十二……就是很多很多这种热切的期待，期待着经济的增长。但是同时，社会很多问题也都暴露出来了。
　　当时整个社会的主流是欢呼发展，但是也有人不接受这种想法。这些是比较边缘的人，例如有些农民或渔民，有一些比较大的反抗行动。最有名的例子是成田机场的农民斗争。当时政府忽然做了一个决定，把东京外郊用来建国际机场，整个过程也没有和农民说，所以农民就拒绝。他们成立了很多的妇女队、青年队、老年队来抗争，他们的说法就是：这是我们祖先的土地我们是不卖的。这场斗争一直持续了三十年，直到今天。今天如果大家坐飞机到东京成田机场，你会发现飞机要绕很多的路，因为中间很多的地，还是农民在耕种，还不能把它完全收过来。当时的这场斗争就引起了全国的注意。这些农民不仅是说要保卫他们的土地，不只是一个抗争，同时也发展出一些新的想法和新的哲学，他们用的方法是非暴力的方法。政府要把他们驱赶出去的做法是非常暴力的。一下子几千个警察就开进去，而且除了警察还带了很多钱想收买他们，但是他们不愿意这样就放弃他们的土地，他们就用了一些非暴力的抗争方法。老人在地里挖些隧道，自己钻了进去，他说如果你们推土机过来推的话，因为下面是空的，会塌下来，就是说你们要收这个地，就先把我们埋葬了，我们死了，你再把我们的地拿走吧。妇女则用一些锁链把自己锁在树上或其它的地方。当时他们提出的说法是，这个土地对我们来说并不简单是一种生计。因为当时他们抗争了很久，抗争的时候政府愿意给的赔偿越来越高，所以如果他们只是很简单的卖了那块土地，拿到的会是非常不错的赔偿，他们以后的生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要这样抗争，他们的基础、他们的理念是怎样的？当时也有很多年轻人做很多的讨论。他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把土地的“地”跟“土”分开，他们说“地”是一块一块的，你可以把它切割，然后你把它一块一块的卖了，但是这个“土”不能卖，这个“土”是我们的祖先在这里用汗水浇灌着的，它是我们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历史的记忆，这些记忆就存在于“土”中，这个“土”之所以这么肥沃，因为我们的祖先一直以来都在这里生活，这个不能卖出去。对他们来说这个土地不是一个可以拿来买卖的财产，而是他们整个精神的所在，正是这种精神支撑了他们的整个抗争。
　　当然，我们也看到日本社会当时的一个大的趋势，就是农业被边缘化，整个农业变成只不过为城市人口提供大米、蔬菜等等食物的一个手段。所以当时日本社会很多人都愿意跑到工厂里，在三井等大的企业里面当工人是非常光荣的。当时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想是一种“工业中心”的思想，这也是整个日本建国的一个主导原则。但是成田机场的农民就抗争了，拒绝这种潮流！他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思想家和作家叫前田俊彦，曾经在成田机场的抗争中说：“稻米并不是农民种的，农民只不过是在田上工作，是田让稻米生长，并不是我们种稻米。”他们有很多传统的想法，他们的生活和文化是和整个土地及自然相结合的。这种哲学就非常批判这种“发展”，因为这种“发展”说你可以随时破坏土地，你可以把它卖了，卖的时候你可以有利润，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而且这种利润是可以量度的。但是农民说这样不行。
　　日本整个环保的运动不是从城市开始的，而是从农民——特别从边缘人——开始发动的，在他们的推动下改变了关于消费的概念。他们反对吃垃圾食品或工厂生产的食物。日本有一个很大的消费者合作社的运动，产生了很多新的观点和视野，主要的驱动力不是利润，而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对话和环保的基础，有机农民和城市消费者直接的联合。七十至八十年代是这个非常大的运动的发展时期，有些消费者合作社的会员有几十万甚至一百万，是非常大型的。他们尝试在城乡的民众中间发展一种新的、直接的关系。建立这种城乡的联盟，需要两个方面都做出很大的努力。日本有个叫三好村的典型，消费者和生产者经过一个很长的讨论和相互接受的过程，到最后他们签定了一个协议。消费者说“你们生产什么，我们全包下”，就是说不只是农民要承担风险，消费者也要承担风险。这就是我们设想的这种民间联盟，它不仅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关系，也可以包括不同的群体。我们平常看到很多的政治的联盟，一般都是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共同的敌人消失之后联盟就崩溃了，但是刚才说的民间的这种联盟，它不是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为他们的基础，而是基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但是生活也包括了我们要走出一个新的不同的社会，这个社会也包括了各种社会关系，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我说的这些并不是我的一个梦想，我只不过尝试描述一些已经发生的例子和经验。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可能性，看到我们可以创造怎样一个不同的世界。
　　武藤一羊，学者，现居日本东京。有论著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