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革命与雏菊（外一篇）
作者：北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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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乔治夫妇和一位墨西哥女诗人吃晚饭｡我们桌邻天井,阵阵晚风袭来,略有凉意｡背景音乐是尼加拉瓜民间歌手的奔放歌声｡我说到白天和哈罗德的争论,还有出租司机的说法｡戴西告诉我,哈罗德的话基本是对的｡尼加拉瓜的政治腐败是有悠久传统的,且不说横征暴敛的索摩查家族,最近的例子是1996年当选的右翼总统,两年前因贪污受贿被判刑二十年｡革命成功后,桑解某些领导人也腐化堕落了｡但她认为,革命的成败应放到当时全世界冷战的背景中去看｡美国想尽各种办法颠覆左翼政府,诸如经济制裁,媒体宣传,支持右翼发动内战｡
她告诉我,由于内战和贫困,在尼加拉瓜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占百分之七十,他们对革命所知甚少｡戴西动情地说:“我常在想,那些普通老百姓怎么看我们,革命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这让我感到内疚｡”她提到过去的一个女战友,革命成功后曾任驻越南大使｡后来她对桑解内部的腐败失望了,决定摆摊卖杂货自食其力,直到今天｡其他摊贩称她为“我们的女司令”｡
最后我们说到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他是南美洲现代主义诗歌的奠基人｡去年诗歌节开幕式上,就是首先由现任总统朗诵达里奥的诗篇｡乔治说,你能想象美国总统布什在集会上朗诵惠特曼吗?
在南美洲,革命和诗歌的确有某种特殊关系｡下令刺杀桑地诺的索摩查一世于1956年9月被诗人帕瑞兹刺杀｡帕瑞兹留下这样的遗言:他只是做了“任何热爱祖国的尼加拉瓜人早就该做的事”｡索摩查家族特别恨诗人,特别是索摩查三世,无数诗人丧命在他们手下｡依我看,革命与诗歌共享幻想与激情,但革命一旦转换成权力,往往就会成为自身的敌人｡好在诗歌和权力无关,甚至是权力扼杀的对象｡我琢磨,作为诗人和革命者,作为高级官员和流亡者的戴西,到底是个什么人?
戴西告诉我,她昨天见到当年“桑地诺之声”的忠实听众,他把当年录制的录音带送给戴西｡另一个人在听到戴西的朗诵后过来问:“你就是当年的广播员?我的脑袋受过伤,大部分记忆都失去了｡就在刚才,我突然认出你的声音｡”
在我眼前浮现出一个画面:1978年某天,在秘密据点,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戴西打开录音机开关,调试音量,对准话筒:“这里是桑地诺之声,现在开始播音……”
青灯
魏斐德教授退休的纪念活动早在一年前就开始策划｡从今年年初起,我和他的学生叶文心教授及助手在网上书信往来频繁｡在线性时间的进程中,必有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复杂性:魏斐德本人体内酒精含量不断上升,教授夫人的情绪随之波动;权力真空所带来的危险的寂静,幕后学院政治运作的种种变数;助手秘书们的未来出路,在读的博士生本科生的普遍焦虑｡更何况魏斐德在伯克利执教四十年,自立门派,弟子无数,谁来接替掌门人的位置?这多少有如一个王朝的结束,牵动多少人心｡
我5月3日从纽约匆匆赶回加州,第二天开车前往伯克利,住进校园内的“女教职员俱乐部”｡这维多利亚式木结构的小旅馆隐藏在树丛中｡
5月5日下午3时许,我们与教授夫人梁禾在旅馆汇合,她先带我们到附近酒吧喝一杯｡轮椅上的魏斐德在秘书的陪同下出现,他刚下课,憨笑的脸上略带倦意｡
1937年12月12日,魏斐德出生在美国堪萨斯州堪萨斯城｡他是长子,有弟妹各一,弟弟参加越战后死于癌症｡魏斐德出生不久就随父母搬到纽约｡父亲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海军服役｡1944年他父亲开始写小说,两年后以《小贩》一书成名,被好莱坞改编成同名电影,风靡美国｡发财后,父亲决定带全家周游世界｡魏斐德先后在加州､墨西哥､古巴､百慕大､法国上中小学,在佛罗里达高中毕业｡由于这一特殊经历,他学会了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
父亲是他的精神导师｡在其指导下,他自幼精读古希腊古罗马和现当代历史学家的著作｡十一岁那年,他们住在古巴,父亲让他读一本哥伦布的传记,并亲自驾船带全家游历了传记中描述的一段航程｡
在父亲影响下,魏斐德在哈佛读书时开始写小说,仅第三部《皇家棕榈大道17号》得以出版｡大学毕业后,他到巴黎政治学所研究苏联问题｡上选修课时,他被越南的一个民间教派吸引,从而带入相关的中国教派｡与此同时,一个法国记者有关中国的几本书让他着迷｡在巴黎的十字路口,魏斐德从苏联转向中国｡
离开酒吧,我们簇拥着有王者风度的魏斐德进入大学艺术博物馆,弟子如云,纷纷向他致敬｡下午4时15分,历史系主任宣布纪念活动开幕,先由我朗读了一首献给魏斐德的短诗《青灯》,然后由北京大学刘东教授做专题演讲《北大课堂上的魏斐德》｡他从魏斐德二十九岁所写的头一本书《大门口的陌生人》开始,纵观其一生的学术成就｡接下来由魏斐德的大弟子周锡瑞教授(Joe Esherick)主持｡他从手中一杯水说起,话不多,但动情之处与魏斐德眼角的泪花相辉映｡重头戏是斯坦福大学德国史教授詹姆斯•施寒与魏斐德的对话｡他们两位先后都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我看在孔子和烈文森之间,还是烈文森对你的影响更大吧?”施寒教授开门见山问｡
魏斐德离开巴黎后,本应顺理成章回哈佛跟费正清搞中国研究,但他却选择了在伯克利教书的费正清的学生列文森作导师｡这无疑和魏斐德的生活阅历､文学气质和反叛精神有关｡哈佛和伯克利代表了美国文化的两种传统,甚至与地缘政治有关｡哈佛地处新英格兰的中心,代表美国学术的正统与主流;而伯克利地处种族多元化的亚太圈,是美国左派的大本营､1960年代学生造反运动的发源地｡
按魏斐德的博士生叶斌的说法,魏斐德继承了列文森有关世界主义的见解,即认为未来的世界历史应该是民族文化身份和普世价值的和谐共存,是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和谐共存｡不幸的是,在尚未充分展开其相关思想时列文森突然辞世｡作为他的学生和同事,魏斐德进一步阐释并发展了这一史学观｡
美国学术界在传承关系上如此脉络清晰,实在让人叹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它有如地图,标明每个学者的位置,并为后继者指点方向｡不懂得传统的人正如没有地图的旅行者,不可能远行｡
1992年年底,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魏斐德发表就职演说《航程》｡他的弟子之一杰森教授是我的同事｡他描述说:“那是永远难忘的辉煌时刻｡只有他的少数学生参加了在希尔顿饭店舞厅的这一盛会｡我敢肯定我们全都为那一刻的荣耀感到温暖,为我们老师的成就得到公认而自豪｡当我们聚在舞厅外激动地议论时,很多亚洲专家也被感染了｡那是我所听到的最出色的演讲｡”
《航程》基于对哥伦布､魏斐德一家和郑和的航程的回顾,是从一个孩子的童年记忆开始的:偷袭珍珠港那天下午,后出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务卿的威廉•罗杰斯和他父亲在他家窗口交谈,引起了年仅四岁的魏斐德的注意……他接着讲述了从1948年到1949年他们家沿哥伦布第二次航行路线的游历,由此出发,他从中国苦力在古巴港口货船上的绝境,到郑和耀武扬威的航程……那跨时空跨种族文化的航程,借助一种奇特的文体,将历史与个人､叙述与沉思､宏观视野与生动细节交织在一起｡
退休纪念活动开幕后是小型晚宴｡叶文心教授特意把我安排在魏斐德和家人的小桌上｡我与魏斐德对坐,在座的有他妹妹､妹夫和他那英俊的儿子｡烛光在每个人脸上摇曳｡他们提到死去的父亲和弟弟｡死者如沉钟,往往只在家庭团聚时敲响｡梁禾也坐过来,担心魏斐德喝得太多｡他们在俄勒冈州绿水青山的乡下买了房子,退休后将搬过去｡我总是开玩笑说,魏斐德要被老婆绑架到了“绿色监狱”去了｡此刻,我煽动他在入狱前多喝几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