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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6年第6期

路过

作者:王 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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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我们正处在过渡期,旧的办公楼连同地皮一起卖给了人家,十一层的新大厦还没来得及封顶,远远看上去像是放大的、小孩子信手搭起的积木。横不平竖不直的脚手架,让大厦在视觉上给人摇摇欲坠之感,似乎一阵风,就足以吹动它坚硬的墙群,改变它的形状、棱角、体积和质地。由于资金的缘故,很长一段时间,它保持一个固定的静止姿态,像独自进入了休眠期。城市里有许多进入休眠期的楼房,再没醒来。对于这幢大厦的前景,我们不至于彻底失望,也无法安心。
  我们龟缩在临时租用的屋子里,阔大的一间,用半人高围墙和玻璃,极其简陋地分割成几块规整的格子。各种各样的声音,或尖脆或轻柔或粗嘎或宏阔或低沉,带着主人的特有秉质,在玻璃和屋顶之间交错穿梭。我坐在其中一格,拥有一张办公桌,上面堆满报纸、划版纸、杂志、书、铅笔、尺子。每天的生活像它们一样,凌乱地铺呈。而摊在桌上的清样,清清楚楚写着“明天”的日期,那是时间永恒的指向。手中的笔,点击着一个个爬虫样的文字,睁大眼睛,竭力分辨出它们绒毛一样纤细的四肢。白天,开亮所有灯,也许是屋顶太高(估计有五米),也许是房间固有的潮湿和阴暗吸附一切,光线昏昧,带着黄昏莅临的氛围。
  一天从中午开始。编版的、采稿的在午后陆续赶来。早上还异常清冷、空洞的房间,迅速被各种形态的声音和身影搅热。时间的码表开始飞旋。
  
  老人就是在这样的时刻,闯入了我的视线。他站在我的办公桌前,没有声息,喧闹的背景上,蓦然飘落的尘埃一般。直到他含混不清地说出一声“同志”。
  抬起头,黑夜包裹在黄昏的衣襟里突然显出了面容。我竭力保持住面部的镇静,内里惊跳而起。老人的脸,像是差劲的泥人匠心不在焉时的作品。他瞌睡了,眼皮不自觉耷拉下来,手机械地捏着,捏着,泥土碎裂,掉下大大的一块,在额头。而下巴,歪歪地牵着,尖削、蹊跷地斜翘出近三十度角,没了门牙的嘴豁开来,像再也关不拢的一扇门。他的整副面容都呈现出一种极不稳定状态,仿佛随时会有哪一部分掉落下来,破碎在迎向地面的半空中。
  我见过严重烧伤的脸,蚯蚓一样不规则的疤痕贯穿五官,似一片刚被匆匆翻耙过的泥土;也见过天生的唇裂、塌鼻、眼耳歪斜的残疾者,病魔肆虐的迹象鲜明、古怪地呈现。可那些脸至少是完整的。眼前,却是一张破碎的脸。
  老人的声音也是破碎的,在出口前就被他身体里刮出的风吹乱了。进入空气,它们四处翻飞,各奔各的方向。老人伸出手,试图在空中抓住那些拼命逃逸的音节,屡屡失败。抓到一个,他赶紧用只剩下拇指与食指的右手拽住,努力送到我面前。为了让我看清楚,他用尽了全力,额头上的青筋暴突出来,舌头在豁开的嘴里忙乱不停。如果舌头会出汗,它一定像老人一样,变得濡湿了。
  我打断老人,接过他手中的一沓资料来看。那是一叠关于工伤的证明材料,充分解释了老人有这样一副奇特面容的由来。十五年前,老人的脸还和寻常人一样完整,平凡得与我擦身而过也不会被记忆。他是一名搬运工,每天清晰地喊着号子,和工友一起搬动庞大的钢体铸件。直到一天,码放在他身后的钢桶,一个迭压一个,看似蜂巢一样稳定,却在一个工友不慎失手时,以千钧重量翻滚而下,砸向他,覆盖他。
  意外充斥在生活的缝隙中。缝隙那么多,一不留神就让人撞上一个。这次,他撞上了。
  被从钢桶下救出的老人,失去了半边额头、一块下颌骨、三根手指、一些知疼知热的神经和一大滩无法计算的血,经过一次手术,老人成了现在的模样。原本,老人会再经历一次两次三次手术,可他权衡之后,放弃了。在让儿子顶职、同时保证他的工资与继续治疗之间,他没有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在老人看来,疼痛一点儿不重要,至少没有生存重要,没有后代的衣食有靠重要。将这样的选择搁到辽阔的乡村,会得到无数人不约而同给出的相同答案。疼痛以生命的存活为前提,活着就无法避免受伤,小到一粒不起眼的铁屑,一阵看似柔软的风,人与人之间率性而起、莫名其妙的琐碎纷争,大到让生命沦落为草芥的战争,以席卷之势扫荡而过的山洪、海啸,无形无迹却让恐惧和死亡的阴影膨胀至无限的瘟疫。有伤口就会有疼痛,疼痛是生命的常态,就像麦子勃勃生长是为了被一柄镰刀收割,拒绝疼痛倒是生命的奢侈。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以大半生的经历,抵达这一参悟。前日无多,他们愿意用任何代价,包括身体的受难,来换取儿孙的安康无忧。
  在老人的逻辑中,一笔交易成立。儿子赢得工作,家里每月增加四百多元收入,代价是老人的面容凝固在孩子见了会本能流露出恐怖表情的形态,还有每到阴天就会隐隐发作的钝重疼痛。常常,疼痛是可见的,它顺着硕大的汗珠、一声接一声的呻吟在老人的身体上分泌出来,上下滚动。老人心甘情愿,不后悔。
  后悔是在数年之后到来的。原来的工厂改制,换上了另一拨领导,与旧体制纠缠一体的庞大的企业负担中,他的儿子占据了不大不小的一席之地。老人以为自己以伤痛为代价换来的承诺,可以保证儿子一生牢靠。他错了。儿子被以上班打瞌睡之名清出了工厂。老人急了,找领导,一张张面孔陌生而冷峻。找来找去,老人发现当年的承诺竟比一阵风还缥缈,自己老迈不稳的身体竟然没有一张薄纸可以凭依。
  当年他与厂方只有口头上的协议。口头协议,表面上确立于具体的舌头,实际建立在抽象的诚信之上,证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良心。老人像古书上的义气英雄那样信奉一诺千金,换来的是数年后的尴尬奔走和两手空空。
  律师告诉他,你太傻了,受这么重的工伤,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厂方有赔偿义务。算起来,你应该得到的赔偿金是好几万呀……对所谓的国家政策,老人的认知一片空白。可律师的意思,老人懂。后悔,就是随着这番话,塑料绳一样缠绕在了老人日益脆弱的身体和依然坚韧的意志上,层层捆绑,紧密严实。重新武装起来的老人,踏上了申诉之路。
  这是一条通常只看得到起点、难望见终点的路,像射线一样伸向不确定的空间。一路上,道义、良知也许没有走远,却成为旁观者,无法举起仲裁者案头的那一柄锤,在锤响声中让一场诉讼定音。这也是一个迂回包抄的过程,需要无数的证据指向同一中心,将最终的结论烘托而起。证据与一眼可见的表象之间,无法简单划上等号。为了取得证据,老人举着残破的脸四处奔走,收获的柔软的同情远远多于有力的证据。
  四年后,终于拿到一纸裁决书的老人,流下了眼泪。这眼泪的数量,比他为疼痛支付的眼泪多得多,后者基本为零。一路走过来,老人的身上、心上又添加了不少新鲜的伤口,疼痛锐利鲜明。老人视之为生命的常态、生活的常态,他注重的只是结果的圆满。老人不知道,看起来确定无误的事情,有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被彻底颠覆——这一人间定律,将又一次被证明。在一纸裁决从白纸黑字到变为现实的路途上,他还将添加更多的伤口。
  
  从老人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已三年过去。我不知道老人现状如何,他并不过分的卑微愿望终于握在手中没有。事实上,我仅仅介入过一个有限的时段,了解了老人的零星故事,那些故事只是他人生纷繁过程中有限的一部分。再平凡的生命,细加检点,也会发现纷繁的景致,偶尔的光点散嵌其中。我无力借助自己“无冕之王”的光环,为老人最终达成愿望尽一分微薄之力。在了解到表象之下潜隐的弯弯绕绕、错综复杂的隐秘关节之后,心性中的软弱滋生出了带毒的汁液,悄悄将我软化。我许多次想过退出。可在面对老人时,望着他破碎的脸和殷切的眼神,我说不出那番在心里斟酌良久的话。最后,我以老人的仲裁案为主要素材,写出了一篇不痛不痒、关于劳动仲裁的深度报道。新闻报道的体裁,决定了我无法在文字间注入过多的主观感情,我只是客观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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