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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鲁迅”的中国位置
作者：张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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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21)
我真的该结束对鲁迅和哈维尔的这种勾连了,否则就会忘掉本文的论题,尽管这种勾连本身是由竹内好带来的｡在“鲁迅属于二十世纪”的过时论不断传来之际,在1990年代以后的鲁迅研究更趋于专业化,而几乎没有发掘出足以参与当代思想构型的命题之际,“竹内鲁迅”的出现,恐怕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媒介,促使鲁迅研究重返当代思想的前沿｡至少它会促使我们思考:一个日本人为什么会矢志不渝以作为中国人的鲁迅为思想基点,以推动本国民族主体的构建?这个日本人(以及其他日本鲁迅学者(22))在鲁迅那里所发现的,为什么会被我们所长期忽视,即使已经有了某些类似的阅读感觉也难以提炼成命题?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的双眼?还有,鲁迅在我们重建国民或公民主体性时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我们需要建构一个什么样的国民或公民主体性?而竹内带给我们的命题,如“文学与政治”,鲁迅的“变”和“不变”,他的“回心之轴”和“环绕之物”,他的“挣扎”/“抵抗”以及拒绝把新知权威化,他的“非宗教”的精神气质和“宗教”的把握的方式,他的“拒绝政治的政治性”,他作为“永远的革命者”的身份,等等,如何被我们所吸纳或存疑,乃至拒绝,如何在吸纳时经过我们的语境转化,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当然,“竹内鲁迅”在中国可能也会像在日本那样遇到阅读上的障碍,并进而发展出对其“非科学性”､“非规范性”的批评｡子安宣邦最近在中国大陆翻译发表的文章中就批评竹内好“拒绝同样拥有追究‘本源’倾向以外的人的理解｡追究‘本源’者的话语只容许其共鸣者的再构”(23)｡这的确是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多半是由竹内好的研究对象——鲁迅带来的,是竹内好在把握对象时放弃表层､平面的把握方法,力求将一个极易被撕裂､分食或忽略的精神世界发掘并建构出来所致｡于是,这里又遇到一个“建构”问题｡在遭遇了西方解构主义之后,我们总会对这个词小心翼翼,但恐怕也不算新鲜的追问了,那就是:建构是否允许?建构是否可能?假如允许并可能的话,余下的问题可能就是如何建构以及建构的边界问题｡即便是在“竹内鲁迅”里最难理解的“回心”和“文学者”概念,也并非竹内本人的别出心裁｡正是在他用“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来标示出的“回心”的地方(P79),舒芜则用“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标示出鲁迅的“根本道路”和“道路的路基”｡同样,在我们听到竹内好以二元论给出“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判断时,我们也同时听到哈维尔的行动中的二元论:“只有这样,一方面,一个人才能得到确定,并把意义注入他对于世界的依赖上;另一方面,他才把自己作为一个自主的和独立的人和这个世界区分开来,用自己的双脚立于天地之间｡”只需把他在前面使用的“宇宙”,置换成他使用过的同义词“内在于我们的某种东西”,恐怕那个“文学者”的涵义就不难得到理解｡
鲁迅的复杂性可能脱胎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假如我们仅用一鳞半爪方式去把握,恐怕也只能得到一鳞半爪的鲁迅｡比如,鲁迅究竟是个信仰者,还是个怀疑者?有几十年,我们说他是信仰者;后来,又回到更早的年代,说他是个怀疑者｡但当我们借助竹内好将他的“绝望”和“怀疑”置入人的信仰位置时,我们恐怕得说,他恰恰是一个另一种形态的信仰者｡而哈维尔根据自己的经验则恰恰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是某种远为深刻和神秘的东西,它肯定不依赖于一个特定时刻的现实｡”
在本文结束之际,我还要回到哈维尔,只不过我是让哈维尔加入到对鲁迅的竹内式解释中｡在最沮丧和绝望的那个时期,在最终从中站立出来之际,哈维尔写道:
真正的信仰不是由某个惑人的对象引起的迷狂状态,而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状态”,一种深刻的“存在的维度”,一种你要么有､要么没有的内在引导——如果有的话,可以将你的整体存在提升到更高的存在的高度｡与此同时,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信仰,在何种程度上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这都不重要;唯一要紧的是它所承担的意义的深刻性,你如何渴望它,它如何蛰伏于你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和你全部行为的深处｡
在任何信仰的情况下,由于它是对意义的承担,总会遇到虚无的经验这个自然的对立面;它们互相联系,事实上,人类生活就是我们的灵魂在这两种力量之间摇摆的一场持续的斗争｡如果虚无赢了,冲突的张力消失,人们屈服于麻木不仁,信仰和意义便作为一种背景而存在,借助于此,人们意识到他的失败｡(24)
我觉得,他说的每一句都是在注释鲁迅｡
注释:
(1)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2)当时对这一命题阐述最好的是王得后的《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见《鲁迅研究》(北京)第5辑,1981年12月｡
(3)汪晖:《历史的“中间物”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文学评论》,1986年第5期｡
(4)李慎之:《回归“五四” 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书屋》,2001年第5期｡
(5)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6)竹内好:《鲁迅》,《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2005年3月｡以下引《鲁迅》文字皆直接在引文后加页码｡
(7)伊藤虎丸对竹内好在鲁迅身上发现的“文学”的解释是:不是情念与实感,而是在这一词语意义深处的伦理｡或者说,是在那种意义上作为机制的思想｡
(8)“回心”的内在结构以及那种“挣扎/抵抗”状态,孙歌有着非常出色的论述｡见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9)竹内好:《何谓近代》,《近代的超克》,P186,三联书店,2005年3月｡
(10)竹内好论述“革命者”时意指比较复杂,有时候,“革命者”有点像他所言的“文学者”,尤其是在其“文学”作为一种“行动”意义上｡这里取与“启蒙者”平行之意｡
(11)语出鲁迅《野草•希望》/《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中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和《两地书•四》中的“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12)鲁迅:《而已集•黄花节的杂感》｡
(13)从“于是”以后,到注释符号前的一段文字,直接抄录了拙作《罪､责､介入和“非政治”的政治性——试论鲁迅“向左转”的内在奥秘》｡为不产生阅读间断之感,抄录时未加引号｡
(14)哈维尔:《给奥尔嘉的信》,崔卫平译,《莽原》2001年第4期｡
(15)《哈韦尔自传》,李义庚､周荔红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
(16)哈维尔:《给奥尔嘉的信》,崔卫平译,《莽原》2001年第4期｡
(17)哈维尔:《关于七七宪章运动的意义》｡
(18)《哈韦尔自传》,李义庚､周荔红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
(19)鲁迅:《两地书•七三》｡
(20)鲁迅:《两地书•一三五》｡
(21)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鲁迅全集》第6卷,599-601页｡
(22)这里是指已故的伊藤虎丸和在世的丸山升､木山英雄等老先生｡
(23)子安宣邦:《竹内好问题试论——“文学”之根本的政治性》,赵京华译,《书城》,2005年｡
(24)哈维尔:《给奥尔嘉的信》,崔卫平译,《莽原》2001年第4期｡
张宁,学者,现居郑州｡主要著作有《生活的发现》､《无数人们与无穷远方:鲁迅与左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