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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中产阶级与文学的中产化写作
作者：向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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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进入新世纪之后，有一种意味深长的现象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仿佛是一夜之间，文学对新兴的中产阶级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文学研究和批评中关于中产阶级的言论和思想已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而“中产阶级”这个名词也成为文学写作中的一个关键词，一个人气日益旺盛的关键词。那么，社会转型期的文学为何就对中产阶级产生了极大的关注情怀？在这样的情怀背后，我们是否也会发现文学的某种隐秘的欲望，以及文学精神立场的某些悄然的变异？
文学的焦虑和关于中产阶级的文化想象
迄今为止，文学关于中产阶级的言论，总体上看是豪华的歌颂压倒了审慎的批评，浪漫的追捧远大于理性的分析，中产阶级的歌功派以所谓全球化的宏大叙事作为话语制高点，占了绝对的上风，表现出两个主要的特点：
其一，抒情过度和魅化想象。当下文学对中产阶级的社会预期，特别是说到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进步意义时，一些缺乏经济学知识的文学研究者往往一厢情愿地拔高和夸大其进步力量，把中产阶级想象成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文化品味的一个阶层，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有的言论者为壮声势，还殚精竭虑地把中产阶级跟文学的生死存亡拉上关系，把中产阶级包装成中国文学复兴的拯救者，好像今后文学的死活就靠中产阶级的偏爱了。
其二，文学表达了对经济学的依附。当下文学关于中产阶级的诸多言论，其实都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挪用和照搬，差不多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文学版本。文学自身并没有建构起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话语。而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关中产阶级的思想话语通常又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简单挪用。在对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研究上，社会学的实证研究要比经济学的预期研究更加接近经验事实，也更富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文学对于中产阶级的想象依附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皮上，这个事实表明，中产阶级经由经济学的传播和中转，也在文学中找到了他们的代言人和陈情者。
尽管如此，文学关于中产阶级的言说和想象说到底无非就是一个用话语泡沫来打造的文学神话，其神话性集中体现在两个层面上：
(1)文学对中产阶级的想象无疑是与现实的中国经验相互疏离的。文学对中产阶级的言说本质上是一种理论话语的复制和衍义，就像北京有个文学教授在谈论中产阶级是否客观存在的判断标准时，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照搬发达国家的统计指标，放出话说：你只要自认是中产阶级，那你就是中产者了（《中国中产阶级客观存在》，网易文化http：//culture.163.com 2004年12月2日）。而一项社会学的调查报告显示，当下中国在主观上自认中产者高达85.5％。按此比例，那就是说，中国的中产阶级比例比美国还要高（美国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为80％）。谁都知道，这根本不是事实。真正的事实是，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迄今仍处在其形成的初期阶段，在此形成阶段中，中产阶级的不成熟性是不言而喻的。调查资料表明，目前中国中产阶级所占适龄人口比例只有7％左右，人数不过六七千万（参见李春玲《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也就是说，当下的中产阶级还是一个由少数人群构成的社会阶层，我们的社会结构依然是金字塔型的结构，底层群体还占人口的大多数，离发达国家那种以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相距甚远，这样的差距在短时期内也不可能有迅速的改变，从金字塔型到橄榄型的转变仍然将是一个艰巨的历史进程。所以，中产阶级在理论上展示的所谓“中坚力量”，还不可能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这不只是一种学术判断，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基本事实。例如，知识界津津乐道的中产阶级在现代社会中的稳定器作用，放在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中，的确如此。但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基于对社会转型和社会分层现象的实证性研究，社会学家发现，由于种种原因，中产阶级在国家制度的变迁过程中，其内部某些群落的经济收益会出现下滑倾向，特别是当初因制度性漏洞和缺失而暴富的人群，会因为法制的逐步完善而失去敛财的机会，如果这种下滑倾向不易得到改善，这些中产阶级人群，就会滋生对现存社会的敌意，进而发展成为“对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张翼：《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冲突意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因而，中产阶级不可能在现阶段担当起稳定社会的重大使命，他们最需要稳定的正是他们自已。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存在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特殊性，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对权力和资本的依附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势利性。当下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是纯粹的市场化和市民社会的历史产物，它的产生与形成是国家权力同跨国资本共谋的历史结果。政治权力与跨国资本是中产阶级形成的主导力量，市场只是一个伴生的温床。所以，从生存方式上说，新兴的中产阶级必须依附于资本和权力，才有进一步成长和发展的空间。这个阶层的独立性也就因其骨子里的依附性而被悬搁了，不仅如此，这种依附性还使它本能地生长出一种伴生物，那就是它的势利性。所谓中产阶级的势利性，也就是说中产阶级基本上是以自我利益作为处理公众事务和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和参照系，自我利益高于一切。这个阶级缺少对自我利益的超越性和更加广大的现实关怀，对社会公平和正义问题也缺少道德理想和人文情怀，不少中产人士还有一种忽视、乃至歧视底层弱势人群的心理意识。我把这种心理概括成中产阶级的“厌贫意识”，它与穷人的所谓“仇富心态”正好构成二元对立的相互冲突的阶层意识。唯其如此，当下文学关于中产阶级的浪漫传说和魅化想象，说到底，只是一个神话。
(2)当下的文学之所以会对中产阶级大唱赞歌，无非是要拿中产阶级来拯救文学边缘化的危机，使文学摆脱低迷的困境。一个鼓吹中产文学的教授在一篇对话中就非常直白地说，中产阶级的崛起很重要，文学的复活正是建立在这一阶层的出现之上的。这篇对话文章还有一种预期和憧憬，说中产阶级文学可能是今后的主流文学（《市场化时代：文学的困境与可能性》，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7期），把中产阶级当成拯救文学命运的大救星，这种看法实在是天真浪漫。发达国家已有的文学史经验表明，文学当然要深切关注和讲述中产阶级的生存际遇和心灵秘史，但文学从来就不是某一个社会阶层的寄生物，更没有什么靠中产阶级来拯救的文学。当然，在那种天真浪漫的背后，流露出来的仍然还是对现实的文学境遇的深切焦虑。尽管这样的焦虑情绪在文学界也很普遍，但如此普遍的焦虑却又造成了一个消极的影响——那就是文学自信力的自我弱化倾向，而自信力弱化的后果又使得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意识在文学中甚嚣尘上。
所以，就有人把希望托付给既有钱又有闲的中产阶级，想拿中产阶级来拯救文学，这自然只是一个“白日梦”。
中产阶级文学写作中的中产阶级形象
及其叙事特征
当前文学关于中产化写作的讨论在概念上存在着混乱含糊的问题，因而有必要对“中产阶级文学”和“关于中产阶级的文学”这两个既有联系但内涵完全相异的概念作出明晰的区别。所谓“中产阶级文学”应当是以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为叙事法则的文学，这种文学的精神立场和价值向度基本上是中产化了的，热衷于呈现中产阶级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趣味，因而中产阶级文学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批判精神和人文理想。像《上海宝贝》、《资本爱情现在时》、《来来往往》、《细小病毒》等小说，就是比较典型的中产阶级文学。而“关于中产阶级的文学”则是以中产阶级人物和生活为叙事对象的文学，但它绝不认同中产阶级的美学趣味，它的叙事立场是个人化的，但在客观地表达和展现中产阶级故事时，肯定会体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它不仅关注中产阶级的生存欲望，更重要的是它要探寻那些在欲望中沉浮的灵魂，并把对中产阶级人性的叙事还原成关于人类存在意义上的普遍叙事，从而将文学的阶级性提升到人类性的精神高度上。我认为从巴尔扎克到福楼拜再到纳博科夫和当代的J·M·库切的小说，差不多都是关于中产阶级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