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春风到处说柳青
作者：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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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基亚维利会认为：在宗教改革之后的世界上，如同上帝一样真正具有预言能力的恰恰是穷人和弱者，这不但因为贫穷是一种现状，而且更因为贫穷意味着“改变现状的可能性”。贫穷不但是世界本身，而且贫穷也是“世界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路德和加尔文的上帝，其实就是一个穷人和弱者的上帝，甚至可以说：穷人就是“上帝在人间”。
达尔文的现代性和马基亚维利的现代性，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现代观，决定了对于什么是现代性、什么是现代化的源远流长的理解分歧。也正是基于马基亚维利对现代性的理解，现代小说中源远流长的“小人物”或者“小上帝”叙事传统得以形成：这意味着这样一种小说模式——上帝化妆来到“现代世界”，他扮演的其实是一个弱者和小人物，他以魔法和神奇和向我们昭示的“神迹”，也就是“鸡毛上天”和小人物改天换地、做大事业的“可能性”。
人们所熟悉的电影《阿甘正传》的开头其实正是这样的隐喻：一片鸡毛飘然上天，飞到傻子阿甘手上。而主人公阿甘喃喃自语的开场白是：“妈妈说过，生活就是一盒巧克力，在打开之前你永远不知道会遇上什么。”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这个“鸡毛上天”的意象更是别有深意：1955年9月至12月，毛泽东亲自编辑了长达95万字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资料集，并为每一篇资料加了按语。在一篇题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的文章前面，毛泽东这样写道：“富裕中农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鸡毛居然上天去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而《创业史》和梁生宝，就是产生在这个“鸡毛可能上天”的时代。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什么互助组与合作社会成为中国农村和农民的选择？今天看来，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的瓦解、衰落和持续的危机，首先表现为农村政治领域的瓦解和“政治方式阙如”。如果把“政治方式”或者“政治领域”理解为处理社会力量冲突的中介，那么这种“中介”的阙如、瓦解造成的结果就是：农村矛盾的处理、解决，要么是通过自相残杀，要么就只能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压制。一方面，由于没有政治中介，所以中国乡村生活就变成丛林原则下的生存，弱肉强食、谁能整算谁；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税收的加重，乡绅基本上沦为杜赞奇所谓“赢利型经济”，而一般没有组织、社会依托的单个农民也就无法抵抗国家的压制。这就是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给我们提供的近代中国农村的一般场景。而从这个角度去认识互助组、合作社，就会看到，互助合作运动本身，首先意味着中国农村公共领域或者政治领域、政治方式的重建。梁生宝所率领的八户互助组，表现出的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政治能力”，它给我们今天提供的，首先是来自最基层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宝贵的政治经验。
第二，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的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权建设，而此后新中国面临的两难处境是：一方面必须进行现代化和工业化建设，而另一方面则又要避免以广大农民为代表的小生产者，在大规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运动中沦为弱势群体。于是，组织起来，走现代化农业（农林牧副渔加农村集体工业）的道路，则成为在“发展”与“持续发展”、“建设”和“社会保护”的双重主题下的必然选择。
第三，无论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也好，还是从所谓“计划”向“市场”转化也罢，在一个剧烈“转型”的时代里，如何保持社会团结，而非在“转轨”过程中造成社会瓦解乃至崩溃，这乃是一个极其重要、极其严峻的课题。因此，对于“转型社会”而言，一定要有两笔账、两个目标：即不但是进行“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而且是如何将人“社会化”，而不是将一些人抛离“发展”的轨道。进一步说，所谓“发展”也不仅仅是增加个人能力乃至物质收益，更是积极创造各种社会文化空间，为人们提供精神享受和心理满足。因此，一个“转型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和支持那些人们自发组织起来“找乐”、乃至寻找“心理平衡”的组织形式，必须高度重视杜克海姆所谓以“社会自我平衡”为目标的组织过程。而这其实也就是梁生宝互助组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在梁生宝的互助组中，愁眉不展的穷光蛋们收获的不仅仅是物质，而且还有团结、希望和欢笑，换句话说：互助合作的过程，其实更是一个从“无望”到“希望”的过程，是比赛“谁笑到最后”的追逐“欢笑”的过程。
正如Antonio Negri睿智地写道：“现代性是在拉伯雷的笑声中降临，带着穷人饥饿的肚子至上的现实主义。”这句话意味着：现代世界的“小上帝们”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翻身）的热望，并非来自灵魂深处神灵的感召，而完全是为他们咕咕叫的肚子所迫。人类因为匮乏不得不劳动，穷人因为贫困不得不生产，这就是“人性”之被动性的根本，而“我们想吃饭”和“鸡毛要上天”这种鄙俗的要求，必然会伴随着拉伯雷小说里大人先生们嘲弄的笑声——正如《创业史》第一章的开头，富裕中农郭世富的新瓦房在人们羡慕的目光中平地而起，而梁生宝老弱病残、饥肠辘辘的八户互助组，却在一片嘲笑中登台，接下来，宝娃这个阿甘式的人物，也正是在一片笑声中，如落汤鸡一样从潇潇春雨中向我们走来，头上顶着块麻袋片，身上扛着亩产710斤的新稻种。而在小说结尾，当富裕中农郭世富老汉在粮食自由市场上数着卖高价换来的几十块，以“龟兔赛跑”的预言嘲笑“宝娃这个宝货”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浑身都是麻袋片，如丐帮领袖的梁生宝，此时正和老弱病残钻在终南山扎扫帚，而他从信用社里领到的预付款就是750块——而且是“崭新的人民票”！
乌龟竟然爬过了兔子，而鸡毛也就是在这样一片哄笑声中，竟然上天去了。
一张白纸，没有图画，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强者有强者的弱点，而弱也有弱的优势。美国人阿甘是个弱者，因为他弱智，中国农民宝娃更是个弱者，因为他贫穷。两部作品的开头相似而又不同：童年的阿甘不敢下地，是因为他不会走路；童年宝娃不敢下地，则是因为他没有裤子穿。然而，也正是因为弱智和贫穷，在有了自知之明的同时，他们也就卸下了、没有了思想负担——这就是宝娃常挂在嘴上的：“自己有什么？全下堡乡谁不知道咱乳名叫‘宝娃’，本来没多大本领嘛！现在也并没有丢人不丢人的问题。”没有了思想负担，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其实也就是鸡毛可以上天的第一步。
既然“没有丢人不丢人的问题”，也就具备了常人所没有的自信与从容；既然智商比别人短半截，因而笨鸟就必须先飞，当阿甘为逃命被迫跌跌撞撞跑起来的时候，种地搞不过富裕中农的宝娃，也被迫去搞新稻种、去扎笤帚搞副业（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宝娃也像富裕中农一样迷信自家的二亩三分地，他就将更深地被“捆缚在土地上”）。于是，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太平洋两岸的这两个傻小子，被自身条件所逼迫，就这样不约而同，从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到健步如飞，如风如电，在漫天风雨中他们跌倒爬起，终于给我们留下了奔跑不止的“现代英雄”形象。
我想，这也许就是《创业史》中的宝娃与那个既得利益者郭振山的根本区别。既然宝娃本来就是大家嘲笑的对象，本来就是“喜剧人物”，所以他就没有什么面子问题。而郭振山作为土改中的“轰炸机”，却从来就是威严和权力的象征，结果，他害怕丢失的东西就太多太多，坛坛罐罐，哪一件都舍不得丢手。郭振山的“在党”，那是因为党是权力的象征；郭振山羡慕富农，那是因为人家是财富的榜样；郭振山爱当官，是因为官才是威严和面子的集合。但是，宝娃跟共产党走，是因为共产党怜贫惜孤，是因为共产党“把屁股坐在了穷人一边”，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对宝娃来说不是空洞的信仰，而完全是咕咕叫的肚子的选择——说到底，除了共产党外，谁还会要他们这些老弱病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