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谁在养活我们
作者：曹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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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芳破涕为笑，班师回朝了。
车间出来的刨花板，越来越像饼干了，又酥又碎。有个跟厂长有一拼的副厂长，说什么东德西德，先进设备，一堆烂废铁嘛，冤大头嘛。几千万的人民币，打水漂儿了。
虽然这样，全国房地产热，急需建筑材料，这些“饼干”也成了抢手货。南方老客儿又像当年调木材一样，到我们这里调刨花板来了。他们不再用火车，直接用加长141，省得各个关口扒皮。这些桃酥一样掉渣儿的刨花板，供不应求，那些老客儿冒着被厂长家大狼狗掏腿的危险，去厂长家给夫人送礼，银行取出尚未打捆的人民币，他们的目标，就是请厂长批条，批给他们货，早装车，早运走。耽误了一天，开发商那边就是上百万的损失啊。
有工人奇怪：这么酥的板子，不禁水，也不禁压，弄去它们有什么用呢？
老客儿说，现在全国都成了建筑工地，全国人民都等着住新房呢。十三亿人，一家一间，盖到下个世纪，也盖不完。你们就干吧，别说“饼干”，就是“馅饼”，也不愁没人要。
但老客儿的教导落空了，没到二十一世纪，我们厂就关了门。厂长被另一副厂长，反腐败了。一干人马全抓起来，审查。据说被审的人对着办案法官大喊：你们整我干什么？狼吃不敢管，狗吃撵出屎！
下篇
那一年春天，我离开了老家，调到中原一家艺术研究单位，所里有本刊物，因会写文章，我当了一名职业编辑。
我是带着朝圣的心情，走进这家艺术殿堂的。艺术研究，专门研究艺术，这里的男女得多高雅，这里的领导该多有文化啊。肯定不会再像我们当年那些土鳖，抽烟喝酒还随地吐痰；同事们也不会像机关的老芳小艾，争风吃醋飞短流长。对这里，一切的一切，我都起敬起畏。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想，当年我们厂，机器再废铁，还是要出产品的，工人靠干活吃饭。而艺术研究，研究艺术的，这些人天天都在干什么呢？
一天，我把我的疑问，小声跟资料室的刘大姐说了，刘姐心直口快，她说研究个屁！
刘大姐的话肯定是气话了，研究屁，还轮不到我们领域，应该属于生物生态类的专家。我们似乎只是从纸上到纸上，理论，艺术，怎么能研究到具体的屁上去呢。刘大姐说完也笑了，她说我说她们研究屁，还是高抬呢，实际上她们屁也研究不出来！
刘大姐的话让我慢慢有了体验。在我们单位，确实没有多少正经事儿可干，全体人马，长年的任务就是泡剧场，凑规模，那偌大的剧场，光坐着领导是不行的，光有演员在台上比划，也不像话。落满灰尘的一排排椅子，要由我们填空儿，补位，占满。台下没有买票的观众，除了演职人员的家属来捧场，余下部分，必须本系统职工来承担。很多时候，我们坐在角落里，看不清，也听不见，可是我们要不时地鼓掌，助兴。散场时起立，拍着有韵律的节拍，等着领导接见演员，握手，合影，留念。
出了门，黑黑的冷风中，有时是骑着自行车回家，有时运气好，领导高兴放话儿让全体人员打出租，回去集体报销！
白天的工作，就是经常讨论了。烟雾的会场，论资排辈式的发言，那些资深老专家，说话都很有技巧，一般的时候，他们不紧张，也不害羞，即使没看过作品，也绝不张口结舌，他们会说“刚接到通知，准备仓促，随便瞎说两句吧”，“那我就瞎说几句吧。”他们在谦虚的东扯西拉中，就完成了专家的发言。而我们这些连“瞎说”也不会的，当“专家”时间还短，缺少场合经验的年轻人，大家紧张，局促，能躲就躲，能拖则拖，实在被逼得不行，非说两句不可，也只能拾人牙慧，三拼两剪，人云亦云一遍。
等我们下到各市县剧团，就由剧场的小瘪三，直升为专家大佬了。“省直专家”，接待方一直这样恭敬地叫。我们有吃有喝，吃饭不花钱，住宿不花钱，白天游山玩水，剧团派专职人员陪同，晚上剧场的坐次，也是当地最高领导通常的位置：不前不后，听得清声音又不吃灰尘。第二天是听意见，开研讨，走马观花地看了两场，草草鹦鹉学舌一番，调子基本是步调一致地表扬，好吃好喝了这么多天，不唱几句赞歌难道要给人家添郁闷吗？连回去写文章，格式化的三段论都有了，开篇叙述一下该剧剧情，交待点排戏背景也可以。中间再回溯此戏排演的艰难，结尾来几句高调儿鼓劲的话，最后一段，也别忘了显示高明地提一点“瑕不掩瑜”的意见，反正文章写得多臭，都有我们自己的刊物发表。看戏了，说意见了（虽然那些意见一点都不比剧作者高明），广告式的文章也发了。扛些土特产，就回来了。
曾有一个特别贫困的县剧团，他们带着剧本，开着车，一行团长编剧诸多人，来我们所“听取省直专家意见”，据说他们那里长年风沙满天，春天的时候，沙尘会一层一层埋到屋顶，居民的房子成了沙丘，羊儿们没草吃，寻寻觅觅，走上沙丘，正在屋内做饭的妇女，听得“噗哧”一声，不结实的屋顶漏进一只羊蹄，随之，是哗哗的黄沙……
那天，坐在会场里的每个人，之前都大概地翻过了剧本，充当专家，对剧本发言，也是任务。几十号人，轮流来说。有些人手里没有写好的稿，只能磕绊应付，说不出新东西，基本是重复那个说得不错的老专家的意见。整个会听下来，像一张嘴放了二十多遍录音。剧团的人说着感谢，说有收获。中午饭时间到了，请大家别走，集体吃饭。
这个没钱的剧团不但拿出钱来请“省直专家”们吃了一顿可口的饭菜，还每人发给一百两百不等的红包（只要坐在会议室里的，人头有份儿）。那天我没有吃饭，事后有人捎给我一百块钱，有好长时间，我的心里不是滋味。我凭什么接受这一百块钱呢？我会上说的那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值这一百块钱吗？我们是省直的，研究单位，他们就必须劳民伤财地大老远跑来听我们的意见？具体到个人，我们真的比他们高明？如此兴师动众，高成本，如果这个团是个人的，从个人的腰包里拿钱，他们还肯不肯，会不会这样做？
时间久了，紧张的不紧张了，没经验的有经验了，熬年头，混日月，都能模糊进资深专家行列。这是个脸熟儿即专家，位置即专家的时代，只要熬得过年头儿，初级中级副高正高，一路下来，都是专家。“专家”的名头，已经像职称评定一样荒唐可疑了。
我们单位还有一本刊物，叫“省级刊物”。每当看到主编，我总想起“矬子三把刀”这句老家流传的民谚，它的本意是矮个子的人了不起，有一套，不能小视。确实，我们主编太厉害了，他都不识多少字，可是他能写出那么多获奖剧本，还是“五个一”这样的国家大奖，同时当着主编；刊物每期的发行量不到三百册，他也不在乎当不当这个主编，可是上级还是该拨款拨款；起稿时半路出家的编辑们连稿签都不会签，主编和大家在二校三校时大胆做着改、编、删；几年下来，我们几乎没有了作者的自然来稿，可是每期，刊物照样塞得满满。印刷一千多册，全部赠阅，送也送不掉的部分，过一段，落满了灰尘，就四毛一斤卖掉了。
我们单位还有一个男“老芳”，男老芳是研究整理戏曲地方志的，他长年生活在办公室，做饭，洗衣，有时还烧好了开水，一壶一壶往家提，他家就在离单位不远的地方。“爱占小便宜”，很多人对他瞧不起，他家里确实困难，两代人，住老式两居室。男老芳长年累月的工作，就是把那些发黄的资料，抄过来，誊过去。过几年，纸朽了，再来一遍。在这种循环往复中，他要签一些报销单据，纸和笔呀，墨水呀，还有跑乡下考察的车马费等。每当领导看到他，都像突然牙疼。曾跟心腹说，老东西，到了59，就让他退了算了，不然资料室的虫子没嗑光了资料，他会像耗子一样把研究所盗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