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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现象解
作者：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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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2日，天涯社区上出现了一篇“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的帖子，发起者为中山大学研究古诗词和古文献的博士的徐晋如。该帖言辞激烈地称于丹“极度无知，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不久之后，北大清华等校十博士在网上联名抵制“学术超女”于丹，甚至要求她从《百家讲坛》下课，并向电视观众道歉。在帖子的末尾，来自中山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十名博士生联名表态称“要将于丹抵制到底”。
一石激起千层浪，围绕于丹现象的媒体大战、网络大战狼烟四起。
但是说实在的，笔者见到的这些评论大多是泄愤之作，情绪有余而理性不足，基本上都属于“鸡汤式批评”。我们有必要把对于丹引发的文化现象的思考引向深入。
“赢者输”与颠倒的经济
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化生产理论看，围绕于丹现象展开的论争，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化生产场域之间的一种争夺文化资本的斗争。
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的重要特点，是把利益观念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包括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在内的所有文化生产或者符号生产领域，以便建立一种所谓的“关于符号利益的社会学”或“关于符号权力的政治经济学”。
在建构“关于符号利益的社会学”时，布迪厄借鉴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认为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与利益相关的，其中包括符号的追逐。他的“实践的科学”把所有实践都分析为“指向物质或象征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符号利益与物质利益一样，都被看作是同样客观的利益形式。但是，文化生产领域毕竟不同于物质经济领域，其利益的追逐也有自己相应的特点，这个特点布迪厄常常称之为“存在于超功利中的功利性”、“不被承认的利益”等等。这一点最深刻地道出了文化生产领域利益追逐的秘密和特性。因为在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已经成为一个相对自主的场域，文化资本也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资本形式。与经济领域赤裸裸地追求利益不同，文化生产场域（特别是那些由专家学者等同行组成的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奉行的常常是文化的非功利性和知识分子的超越性的神话，那些在文化生产场域追求赤裸裸的物质利益的人将失去同行的认可，这就是所谓的“赢者输”逻辑或“颠倒的经济”。
我以为，布迪厄的这个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在市场上赢得巨额利润的文化人，比如余秋雨、易中天、于丹等，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学术界同行的激烈声讨和批判，认为这些所谓的学术明星不是“真正的学者”，而是“文化奶妈”“学术超女”“学术超男”。其实，于丹及其粉丝与十博士以及其他以捍卫学术的严肃性、经典的本真性的人的争论，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生产场域的冲突的戏剧性体现。易中天、于丹在市场上赢了，但是他们的代价是在学术圈内输了；在大众那里赢了，在同行中输了。这就是所谓的“赢者输”。当然，说于丹、易中天在学术同行中“输”了，只是从专业学术标准看的，也有不少学者对于丹、易中天的个人化和心得式解读方式进行了肯定，但是这种肯定都是集中在把经典大众化、普及化方面，至今没有见到有人认为于丹、易中天的解读是创造性的学术研究。
我们可以从诸多学者对于于丹现象的评论中印证上述观察。
十博士在帖子里提出，“如果仅仅靠耍嘴皮子就可以获得社会荣誉，那谁还愿意从事那些艰辛然而却是真正有益于文化积累传承的研究呢”？对此，许纪霖在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今天，媒体知识分子和学院知识分子已经分化，各自发出各自的声音。这里说的“分化”，实际上就是文化生产场域分化为专业化的和大众化的，它们各自有自己的规则。杨念群则认为：“于丹现象是主流媒体进行甄别选择后，又迎合了大众极度需要精神慰藉的心理而诞生的现象，其实从本质上而言与解读《论语》本身是否准确的学理性讨论已经没有多少关系。”对于丹的一夜成名，杨念群指出：“学者没必要为于丹的成名而眼红嫉妒，学者要想成名，肯定不如歌星那样万众瞩目，如果真愿意投入到学术当中，就不应该过多考虑投入之后要获得多少轰动式的市场回报；考虑多了也没用，如果还想获得类似时尚文化那样的回报，那只能说明你对自己从事的研究对象没有真正的兴趣，和自信心不够”，“其实很多人对传统文化本身并没有真正的渴望，只不过大家活得都很累，把于丹版的《论语》当作一个消遣罢了。喝心灵鸡汤的人永远比吃典雅文化大餐的人多。”这里值得玩味的是，他一方面对于丹的成名显得很宽容，但是另一方面却坚决地把她纳入“歌星”、“时尚文化”、“心灵鸡汤”的行列。他还比较说，“一名卓有建树的学者，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获得某种特定文化意义上的承认，但这种承认永远不会是大众化的承认，而更有可能是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圈子里得到同仁的评价，以作为辛苦劳动的回报。”
李泽厚的立场与此非常相似，在接受记者采方时他明确表示“我支持于丹”，并且认为于丹做的类似于“布道”的工作，是一个“布道者”，具有西方的布道者一样的功能：稳定社会、慰安人际，讲生活快乐，安贫乐道；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反复说于丹不是专家，“她是做普及化平民化的工作，她并不是专门研究孔子的专家学者，她只是在宣传孔子的思想，有点相当于西方的布道士。……不要用专家学者的标准来要求她。要那么多学者干嘛，什么人都要做专家学者干嘛”。
在解读学界人士对于丹的评论时，我还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在对于丹表示支持或者宽容的人中，有不少是学术界地位高的前辈或者著名学者，而且即使是在明知于丹所犯诸多知识性错误的情况下仍然支持于丹。除了上面提到的李泽厚外，还有任继愈、来新夏、葛晓音等。来新夏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认为：“经典永远蕴涵各方面的内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得，才能把经典往前推一步。”虽然没有直接就于丹现象表态，但是言外之意显然是：于丹这样的“心得”有自己的合理性。
在我看来，“赢者输”是很正常的，赢者通吃才是不正常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现象还是值得我们庆幸的：“赢者输”表明我们的文化场域开始了分化，不同的场域有了不同的游戏规则和资本形式。而文化场域的这种分化还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因为不同社会文化领域的分化自治正是民主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文革”式的极权社会，就不可能出现“赢者输”的现象，而只会有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局面。在解放后屡次发生的文化学术运动中（比如评《红楼梦》，评《海瑞罢官》，评《水浒》等等），“红色专家”的那些大批判文章既是最最“学术”的，同时也是最最流行的。为什么？因为文化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场域统统都没有独立，它们全都一统在极权政治的天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的灾难。
“奶妈”与“布道者”的结合
于丹到底是属于什么角色？在目前给出的各种名号中，有“文化奶妈”、“学术超女”、“心灵按摩师”，等等。相比之下，李泽厚的“布道者”说显得别具一格，发前人所未发（参见李泽厚访谈《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2007年3月23日《南方周末》）。
我个人认为，“文化奶妈”和“布道者”的结合可能是对于丹的最准确的定位。换言之，于丹是一个奶妈式的布道者，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于丹是以布道者面目出现的文化奶妈。与一般的布道者不同，她特别擅长按照“孩子”的需要把经典调剂为可口的“奶茶”而不是难以下咽的骨头；但与一般的“奶妈”又不同，她给“孩子”喂“奶”的时候却说是在喂“真理”。这就是于丹。下面的分析就是围绕这个特定的身份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