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从杨丽娟事件谈媒体的中国问题
作者：长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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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史上最接近新闻专业主义理想的报刊当数储安平于1946年创办的《观察》。他在发刊词中说：“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并为刊物拟定了四个基本信条：民主、自由、进步、理性。这样的立场和信条都很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的评论规则。然而，《观察》的作者中，大多数人脑子里并没有新闻专业主义这个概念，遵守的仍然是“文以载道”的文人传统。而且因为这是一本评论刊物，并没有专业新闻报道的内容，所以并没有带来新闻观念上的变化。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新闻专业主义思想才传入中国。一些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媒体的从业人员开始了自觉的职业化追求。但是中国是否有了真正意义上符合专业化规范的职业新闻人，仍然是一个疑问。
从新闻专业主义的立场看，媒体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呢？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主要有两点：一是信息披露，一是舆论监督。我曾经在一篇小文里对这两点作过解读：
新闻是什么？一位美国学者说过，定义新闻比发现新闻还难，因为它不需要定义。谁都知道，新闻就是新消息，最近发生的事情或者过去发生而不为人知的事情。这个朴实的定义就决定了新闻的基本功能，那就是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这个需求被越来越重视，直到把它当作言论自由，从而又和获得真理联系起来。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就认为，禁止新闻自由的不幸，“就在于它堵塞了获得真理的道路”。
我们现在经常强调的知情权，其实就是新闻的这个基本功能。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在政治上发现了宪政民主制度，从而将权力分工和制衡作为社会运行的一个基本观念。新闻被纳入了这种权力分工和制衡的体系，决定了它比指向真理更重要的社会功能，那就是指向权力的舆论监督。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认为，自由报刊应成为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制衡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力。
谁也不能否认新闻人也是文人，新闻文体也是文章，因此新闻人仍然兼具传统文人的“文以载道”精神，新闻媒体仍然兼具道德教化的功能。但是如果认可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那么就必须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异。正如李普曼一生的主要焦虑是，报刊信息是否造成了一种“模拟环境”，从而影响了公众对其客观真实性的判断，而同为报人的梁启超则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从事新闻实践的目的是为了教化民众，而并非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
何为媒体的过度商业化？
有些话说起来十分顺口，听起来理所当然，却经不住细细推敲。所谓媒体过度商业化即是如此。
何为媒体的过度商业化？如果这句话是针对中国媒体整体的市场状态而言，则显然不符合基本的常识。跟其它行业比较起来，媒体市场化改革步履蹒跚。不要说过度商业化，中国媒体离商业化都还有很遥远的距离。从产权上说，迄今没有私营报纸、电台、电视台出现，甚至国有产权也未能明晰；从经营上说，几乎所有的媒体老总都由宣传部门或相关上级部门任命，并随时可以因为完全与市场评判无关的原因调离岗位。
如果这句话是针对中国媒体局部市场化前后所面临的行业规范而言，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目前人们所诟病的中国媒体过度商业化问题，如果放在美国新闻业的发展历史中看，则是分别位于新闻专业主义确立之前和之后的两个问题：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黄色新闻”冲击波和二十世纪末开始至今的消费主义浪潮。
“黄色新闻”正是我们目前一些都市报社会新闻的原型，也就是煽情的、危言耸听的、哗众取宠的低俗新闻。美国新闻史学家莫特认为，黄色新闻“使用大字号标题，给人以耸人听闻的虚假感；滥用以至伪造照片；捏造访问记或其它报道以行骗；对民众表示虚假的同情，发起运动以标榜自己等”。美国新闻史学家埃默里父子也认为黄色新闻在获得了受众的同时，却“阻塞普通人所依赖的新闻渠道，把人生的重大问题变成了廉价的闹剧”；“不仅起不到有效的引导作用，反而为罪恶、性和暴力开脱”。
值得注意的是，“黄色新闻”诞生于新闻专业主义之前，它所矫正或者扭曲的，并不是新闻专业主义，而是正统的政党报刊。那些政党报刊依附于团体利益，受政党操控，内容以文人撰写为主，读者对象为贵族阶层。而“黄色新闻”小报则以市民阶层为主要读者，为底层民众说话，并迎合他们的趣味。
有着“现代报业之父”美誉的约瑟夫·普利策就是当时一家主要的“黄色新闻”小报《世界报》的发行人。他为自己辩解道：“有人情味的和危言耸听的消息是扩大销售量所必需的手段，在发行量得到扩大之后，编辑们就可以吸引读者注意高质量的社论和新闻中关于公共事务的报道，以此来制造健康的公共舆论。”
事实上，也跟目前的国内都市报社会新闻一样，这些“黄色新闻”小报同时也刊登为社会正义呼吁的社论，为穷苦劳工鸣不平的黑幕调查。尽管如此，“黄色新闻”仍然遭到越来越多的指责，《世界报》被迫放弃了这一做法，成为一家在严肃的调查新闻方面卓有成效的报纸。再后来，普利策用他的遗产设立了著名的“普利策奖”，至今都是新闻专业主义者梦想的桂冠。
“黄色新闻”是不是媒体过度商业化的结果呢？当时也有人这么认为。但是历史地看，它其实只是媒体商业化的开端。成熟的商业化模式是后来以广告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报业格局，而广告不仅来自媒体的发行量，也来自媒体的正面影响力。
“黄色新闻”处于历史的泥泞路段，不是久留之地，关键问题是它何去何从：往后一步是政党报刊，往前一步是新闻专业主义。
再来看“娱乐至死”的威胁。这个在国内新闻评论中时髦的词，来自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于1986年出版的一本同名书，该书说的是后现代消费主义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波兹曼的讨论主要针对电视媒体，但看上去它对于今天国内报刊和网络的娱乐新闻也同样适用。这些媒体带给人们的是满世界乱飞的花哨娱乐，肤浅的欢歌笑语取代了深入的价值追问，化妆精妙的面具掩盖了严肃的事实真相：
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的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但是，一些论者有意无意间忽略了，波兹曼在该书前言中比较了两个预言，该书的内容是建立在其中一个预言没有能够成为现实的前提之下的。这两个预言，一个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警示的强权压迫，一个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警示的娱乐至死：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资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资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的前提就是：“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美国人）是幸免于难了。”波兹曼在该书别的章节中也多次提到，他只是讨论美国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