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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7年第4期

风骨之美

作者:解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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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朝梁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专门谈了风骨的问题。他说做文章要“风清骨峻,篇体光华”。就是说,文章要像人一样,有清新的风貌、峻拔的骨骼,看起来精神奕奕。这是一种对文章的美的理想,并且这种美的理想又是从人格的美的理想中来的。所以,现代钱钟书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里认为,中国传统以来的文评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生命化。可见,中国人对美的认识往往和真、善联系在一起。
  风骨的说法,探本溯源,大抵是从人物品藻里来的。关于人物品藻,中国从来便是有的。先是看面相,从人的五官、容貌、体态,预言吉凶祸福。后来是鉴别流品。譬如汉代的王充说骨相,就是从骨法而知人的富贵贫贱、操行品德。曹丕当魏国皇帝的时候,实行了一种九品中正制的选官方法。一面看人的家世门第、才性品行,一面看人的风姿仪态、骨骼骨相。这种做法虽然有权势把持、变相世袭的流弊,但还是使品评人物的风气,愈发盛行起来。
  不过魏晋时候的人物品藻和从前又有不同。按照现代汤用彤的说法,“汉代相人以筋骨,魏晋识鉴在神明”。就是说,汉代议论人物偏于实在,往往把外在的形容和人的身份地位联系起来,好像有功利性的意味。而魏晋时候,尤其是晋代,议论人物偏于玄虚,往往从审美的一面欣赏人的精神气象。譬如南朝宋的刘义庆写《世说新语》,记述汉代到东晋的轶事琐语,有许多谈论人物风度的内容。他大概是受了前一代的影响,所以尤重人物的气宇和风韵。至于差别的原因,也许在于汉代是儒教统治,思想上有最高权威作为标准的时代;而魏晋则是政治混乱苦难、精神却自由解放的时代。魏晋人在政治的失落里,产生了自我意识的觉醒,进而有了对个体的美的欣赏。
  可见,人物品藻在实用、功利的层面以外,又发展出审美、赏鉴的一面,所以一些用来品评人物的词语便自然而然地用于艺术,以至于元人杨维桢《赵氏诗录序》里认为,“评诗之品无异于人品也,人有面目骨体,有情性神气,诗之丑好高下亦然”,也就是人化的艺术。风骨便是一例。在人的一面来说,风骨是一种人格美。一个有风骨的人,往往性格坚强而不屈,品格刚正而有骨气,素性潇洒,风度翩翩。而在艺术的一面来说,风骨是一种意境美。一件有风骨的艺术品,往往自然流畅、刚健笃实,使艺术家之心清澈显然,充满凝聚的力量。譬如绘画。中国画讲究笔墨,所以用墨要有流动的感觉,用笔要有穿透的力量。六朝齐的谢赫写《古画品录》,讲了绘画六法,其中有两点说的是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又譬如书法。书法讲究用笔、结体和章法。尤其草书,一笔而成,中间有轻有重、有徐有疾。骨架立于其中,故而气脉贯通,隔行不断。所以书法是以有骨有筋有血有肉的字体篇章为美的。刘勰把风骨引入文学,以为文章要有生命感,鲜活而生动;要有精神性,不能软绵绵、懒洋洋。这一点,对后世文人影响颇大。
  风骨的精神,在汉魏一代人的放任率性、刚健遒劲里,显得尤为强烈。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没有明言风骨专是汉魏一代的。刘勰以后,南朝梁的钟嵘提到了“建安风力”,大抵有这个意思。再以后,则往往说建安风骨、汉魏风骨。譬如宋的严羽在《沧浪诗话》里评阮籍的《咏怀》之作时,说“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可见,后人把汉魏一代风骨的精神奉为楷模,并极力效仿。在唐代,主要是初唐和盛唐,这种风气最盛。譬如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以为作诗要传承汉魏风骨,既有兴寄,更有骨气。又譬如李白,“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显然有一种对为人为文大气而深刻的追求。
  但至于今日,风骨的精神颓丧而不振作了。近代以来,人们常常耽于“风骨”的释义,想要弄明白所谓“风骨”到底包蕴了什么。这好像义理、考据、辞章的功夫,于时代的现实,却未有显豁的联系。微言大义是一面,躬行实践又是一面。如果只知古之精微言论、切要义理,而忘记今之实在的发挥和运用,岂不陷到一潭死水里,成了泛泛的空谈?大抵上,探究原义是重要的,但钻牛角尖、固执而不懂变通却要不得。历史上的东西往往变动不居。譬如四书五经,本来是一层意思,后人注疏校点了又是一层意思。孔子论中庸,以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是一种至高至大的境界。但后来,生出一种无过无不及,折中的、妥协的意思,好像明哲保身之类,竟也庸俗起来。所以,理解古人的东西,先要学与究,然后要学以致用。就好像凤凰涅,要让古典的好的东西活过来,在今日得到新的生命。
  那么今日如何学以致用,让风骨的精神获得新的生命?这里要说到文人的承担与责任。中国古代的文人大多是官吏。近代傅斯年在讲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时候,把文人的职业分了四类:一是史掾,二是清客,三是退隐,四是江湖客。其中退隐有真退隐和假退隐之分。除去那些真正退至山林,断绝了世俗的交际应酬的文人,其余诸类,无论在上层还是在民间,大抵免不了对民众、社会和国家保留热情与理想。而今天,则往往把作家和学者统称作文人。可见,搞创作和做学问变成了一种专门的职业,文学和文学研究变成了一种专门的领域。所以,今天的文人好像多了一分孤立的姿态,而有点清高、有点唯我起来。
  汉末至魏晋,是政治黑暗、社会苦痛的一个时期,常有战争、生死的劫难。那个时候,一面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对生命易逝的忧患感喟;一面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对建功立业的慷慨多气。所以,汉魏风骨便有一种大气之美的意蕴。大气之美,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要有一种大的视野、大的胸襟。譬如形而上的天地、死生之思,又譬如现实里的政治、社会之虑。初唐和盛唐一代的许多文人秉承了这种精神。他们写出塞诗,便是一种深沉激昂,对民族命运的思虑,是一种大气之美。
  而今日,这种气象大抵是衰颓了。与从前不同,今日的文人往往不再把国家的、民族的,甚至人类的重担背负在身上。他们把一种博爱济群式的热情变成了一种自爱自利式的冷漠,从精神思想的超越性和广阔性走向了物质生活的日常化和琐碎化。这好像是自我意识的旧念复萌,但实际上却和魏晋时候那种对个体生命带有超验性的思虑截然不同。有时候竟是唯物欲之我的。譬如,近来的有些作家,把自我的意识细致化到了面孔、器官。于是“美女作家”、“下半身写作”的称谓便蔚然成风了。这里有一种文人的导向作用。它让周围的人殆尽了独立的精神,也忘掉了承担现实的使命,而耽溺在感官的享乐里,显得愈发狭隘褊小了。“八○后”一代的作者也步了后尘。写颓废的情欲,写萎靡不振的小圈子生活。至于一种正义凛然的风骨精神,一种对生命无限之思,和对更广泛人民进行关怀的大气之美,却是看不见的。又譬如学者,有时候过分地钻在甲骨文里,和社会格格不入。有时候又过分地被社会同化,用麻木地生产文字来换取生活资料。至于尖锐的立场和见解,更普遍地为民众呼喊,和对社会质疑、提问,却是看不见的。可见,今日文人之心,在个体、权利一面是敞开的,而在群体、责任一面却又封闭起来。
  这里面有诸多因素。汉末至魏晋时候,社会混乱与苦难,但思想和精神上却无所拘牵。所以那时的文人是极自由、极解放的。就风骨的精神来说,是风随心动、直捷清显,也是自由之美的意思。自由之美,就是心性的无拘无束,潇洒而不滞于物。譬如竹林七贤的阮籍,旷达不拘礼俗,好老庄而嗜酒,仿佛心与神游的境界。而今日,社会安康、物阜民丰,人却上了枷锁,变得不自由了。现时代消费的诱惑,好像蔓延的沼泽,把人吞噬。于是,人们不自觉地落入一种唯消费是从的窠臼。文人亦不能免俗。
  譬如今天许多作家写作,大抵是投商业趣味的所好,刻意标新立异,用一种刺激感官的方法,来换取短暂的名利。作家的如此躬行和大众的随波逐流,相互影响便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的风气。所以卫慧标榜“身体写作”的《上海宝贝》流传到海外,可以翻印数十万册。又譬如学者,大抵是不断地开会、不断地著书,来实现对身份、地位的执著念想。唯其可叹的则在于,思想缺乏了热情,缺乏了自由的精神,便看起来大同小异,没有火花闪现了。所以,一种是大气之美,一种是自由之美。缺少了这样的精神性,文章便没有了气力,没有了感召与思考的力度。按照过去的传统,就是没有风骨了。
  事实上,今日的文人很需要以风骨的精神来纠正流弊。就好像初唐的陈子昂在那时候呼喊骨气,来洗脱六朝的浮华靡弱。今日,有人提到人民性,也有人提到人类性。一则是对民生疾苦于时代的反思,一则是对国家文化于世界的反思,其中便传承了风骨精神的意蕴。虽然这种声音尚是微弱的,但承担起人类的苦难,是文人不可抹灭的道义与责任。日本大江健三郎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就以为文学要介入政治、介入社会。也就是用一种敢于直言的姿态,一种宽广的胸襟,一种强烈的人文情怀,去关心生活在世界里的人。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传统的风骨的精神,是必然要继承的。
  
  解芳,在读研究生,现居北京。已发表论文、随笔、小说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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