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ＭＡＳＫＥＥ：洋泾浜英语肖像
作者：陈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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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泾浜英语：
Maskee: never mind 没关系（Maskee，葡萄牙词源：masque）
Talkee he: tell him 告诉他（ee结尾的词在洋泾浜英语中添加在结尾辅音的后面，据说是因为中国人此前不会发结尾的辅音，所以将辅音拖长。）
No wantchee: I don't want that 我不想要
My no savvy: I don't understand 我不明白（savvy，印度方言词源）
Pay my: give it to me 把这给我（pay在洋泾浜英语里用途广泛，可以代替所有的授予动词）
Pay my look see: let me look at it 让我看看（look see，两个英文词合用为：看见）
My can pay two dollars: I will hive you two dollars for it.我能付两美元买它。（中文语法。）
Amah: Chinese maid 中国保姆（Amah，广东话词源）
Auso ti : be quicker 再快点（auso ti ，上海话词源）
十九世纪末，那时洋泾浜还是一条真正的河流。外滩就夹在两条小河中间，一条是北面的苏州河，另一条是南面的洋泾浜，像一座莱茵河上的城堡。它几乎可以说是突然繁荣起来的，与四周依旧的杂乱山河比起来，就像一块落在泥地上的奶酪。
一个英国教士，在苏州河畔联合教堂中某一间驻堂教士自用的天棚高大的房间里，为当时大量来到上海的英文读者写《上海指南》。联合教堂是上海最早的基督教堂之一，那时它紧靠着英国领事馆的后花园，在钟楼上能看到领事馆前面那一大块远东最整齐优美的草坪，那绿色并平缓起伏的草坡，是当时整个远东最像英国的一处地方。这是来自英国的教士挚爱的风景。他并不是想象中只有宗教生活的教士，他通晓上海各处的生活，并为上海的暴发十分自豪。他是个中国通，但他到底是个英国人，介绍外滩公园时，没有丝毫华人不得入内的尴尬。这是让我惊奇的地方。我曾教条地以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每一个世界主义者的理想。与这个教士同时代的中国传教士颜永京，此刻已经在公园门口与锡克巡捕打过架了。然后我想到，与颜永京相处了几十年的外国传教士们，第一本中文圣经的翻译者，第一批将西方科学著作翻译成中文的伟大的传教士们，他们的名字从没与颜永京一起出现在抗议的纪录里面。
一个中国书生，在洋泾浜畔的广方言馆里，写了一百首《别琴英语竹枝词》，送给当时最大的上海中文报纸《申报》发表。那时，洋泾浜早已成为中外商人交易最重要的交汇之处。洋泾浜两岸有数不清的小货栈，处处能看到大小买办在岸边清点货物。半裸的苦力们日夜吟唱着号子，被印度源源不绝运来的鸦片包压弯了腰。混浊的河水上漂浮着各种小船，将外滩洋行里往来的货物向中国各地分流。这个常州人就这样天天被熙熙攘攘的人群裹挟着，往返于洋泾浜上。他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的学生，有时早上在路上见到自己的老师，就和老师一起走到广方言馆去。我在那些广方言馆和洋泾浜街景的旧照片里细细察看，希望能辨认出这个中国青年的样子，他曾在黑板前默写拉丁文吗？他曾穿着白衫穿行在躁动的人群中和飞扬的外国旗下吗？他曾与当时时髦青年一样，将自己的辫子剪下来，送给心中感激的老师，比如说林乐知吗？我在美国的小城里看到过这样一条辫子，现在它是家庭历史中最富有东方情调的部分，被保存在一个旧木匣中。但美国人心里有一点疑惑和害怕：他们通常只保留亲人的一小撮头发，并不保留这么多。我对鲍奈斯解释——她现在是这条辫子的继承人——他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送给美国老师，是将老师当成父亲一样地感激。清朝青年的辫子不是轻易动得的。鲍奈斯捉蛇一般地握着辫子，轻声叹道：wow。
是的，外滩两端的两条河畔，十九世纪末的书桌前，各自坐着一个教士和一个书生。
达温特教士在自己书的第一页，就介绍在上海流行的生意英语。而杨勋写的别琴英语，则是他赋予生意英语的文雅的中文名字。他是第一个将生意英语翻译成别琴的中国人。用的仍旧是广州通事们以中文方言注音英语的老办法，不过将广州方言的注音换成了宁波话注音。
达温特这样介绍中国的生意英语：
对来上海的访客来说，即使一点中文不会，也不影响去上海各处观光。但是，要是他略通洋泾浜英语，会觉得方便很多。在亨特的《广东番鬼》里有很多生意英语来源方面的内容，生意英语发源于广州已没有疑问。最初的外国商人既没有学中文的爱好，也没有中文方面的天赋。中国政府要是发现有谁在教外国人中文，就会砍掉那个中国人的头。处在同样情形之下机敏的中国人便发明了一种用外国词汇和中文词汇组成的语言，它只有词汇，没有句型和语法，“只是用它声调中的单音节将那些来源相异的词汇统一起来”。
生意英语是种用法独特的，夹杂了中国方言和别种外国词的英语。访客必须了解，生意英语不是像访客们通常所天真地想象的那样，在每个词后面简单地加上EE便可了事。这种习惯无疑是早期的葡萄牙商人形成的，他们来广州，比英国商人早了一百年。因此生意英语里有不少词是葡萄牙语。
然而，当英国人出现，英语中的词汇便大量被中国人借用到这种语言中，它也被正式称为生意英语。
杨勋是江南的普通读书人，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那些中国秀才们不同，他一生都没有功名，也从未进入过主流。他在洋泾浜上的皇家广方言馆正式学了英文。不满于生意英语的粗鄙简陋，却又感慨生意英语中体现出的社会现实，遂写了一百首竹枝词，记录它在洋泾浜上使用的情形。
杨勋这样介绍别琴英语：
生意原来别有琴（pidgin, business一词的变体），
洋场通事尽知音（通事是洋行翻译的称呼）。
不须另学英人字，
的里（three）温（one）多（two）值万金。
衣裳楚楚语陪陪（by and by，洋泾浜英语的特定含义为稍候：bime by），
考姆（come）陪陪（by and by）歇歇来。
多少洋行康八杜（compradore），
片言茹吐（？）费疑猜。
滑丁（what thing）何物由王支（you want），
哀(i )诺(no)王支(want)不要欺。
气煞外边穷苦力（coolie）
一言不识独伤悲。
清晨相见谷猫迎（good morning），
好度由途（how do you do）叙阔情。
若不从中肆鬼肆（squeeze），
如何密四（Master）叫先生。
在杨勋的竹枝词里，那些洋泾浜英语的注音已经从《红毛番话》的广东方言注音，改为宁波方言的注音。那时，上海已经超过广州，成为亚洲最繁荣的通商口岸城市。广州三十六通事独占上海洋行买卖也已经成了过去。上海已经出版了由宁波商人编写的《英话注释》，洋泾浜英语作为中国的混合语，终于在上海成熟。
他们两个人，分处在两条外滩的界河边上，对生意英语的描绘也有不同的立场。
达温特教士作为一个英国人，不能不指出生意英语的非英语性，但他并不关心它的社会面貌。他是就事论事的。杨勋作为一个中国人，着重展示这种古怪语言包含着的隐衷。他是微言大义的。达温特教士是介绍一种好用又寒酸的语言，它的词、句型和语法。他劝英语国家来上海的访客为了方便，姑且用之。杨勋却借着这种“令人酸鼻”的鄙俚语言记载一个熙熙攘攘的时代，一个天翻地覆的地方，和其中各色各样的上海人。他将自己比为古代的屈原，是一个伟大的文人。至于那七百个洋泾浜英语单词里有多少是印度语，比如shroff ( money dealer, 杀老夫，收账员)；多少是葡萄牙语，比如compra（compradore，康八杜，买办）；中文词里面有多少是上海话，比如man man（stop，慢慢，停下）；多少是广东方言，比如chow(food，乔，菜)，这些倒不在他注意的范围内。比起达温特教士，他表现出更多上海人的文化孤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