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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7年第5期

爱如电波(外一篇)

作者:王 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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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志同道合中缔结起深厚情谊,由此深入,渐行渐近,直至实现最高层面上的灵肉统一。这是我们最早接受的革命加爱情的模式,《永不消失的电波》是此类电影的经典之作——由“革命同志”升华至“革命伴侣”,顺水推舟、顺理成章,可信、可叹,亦可敬可爱。
  我有时不禁想到另一种可能,假如是同性,起先当然是牢不可破的战友之情,年深日久、患难与共,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今天时髦的“同志”(同性恋)之情呢?比如说,以兄弟、姐妹或父子、母子关系做幌子,实际是战斗在白色恐怖下的革命同志,最终两人发展成惊世骇俗的同性恋关系。在山高水远的时代洪流中,两人彼此忠贞的内涵就会十分复杂——既具有革命同志的理想,又具有情深似海的爱情互动。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没有人为我们描绘过,但我相信会有这样的传奇,这样的故事肯定也是很吸引人的,若拍成电影也许会在国际同性恋类电影节上获大奖。至少,要比情节单薄的《蓝宇》要更有人性和革命的深度。有同性恋内容的《霸王别姬》最为人称道的不是触及到了同性恋,而是揭示了大时代跌宕里人性的复杂。从小在戏班里长大的旦角程蝶衣和花脸段小楼,从开始的简单师兄关系,发展成了同性恋关系,可惜,两人内心的不匹配导致了程蝶衣的爱情悲剧。内心发生畸变的不是两个人,而只是程蝶衣自己。爱的“波澜”只在程蝶衣身上汹涌,而段小楼则心如止水,平静得没有一丝波痕。多年后,扮演程蝶衣的张国荣真的在无限困惑中跳楼自尽,真正实现了“人戏合一”,在那个愚人节的日子里,给了他所有的影迷以重重的一击。
  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里,反复出现过那迷人的涟漪,那其中的寓意既是含蓄的也是直露的,多瑙河之“波”,蕴蓄着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也蕴蓄着革命与时间的去而不停。在《霸王别姬》中,没有刻意的水波渲染,似乎那是导演所不屑的。在表现史无前例的“文革”时,《霸王别姬》有过一次洪波涌起的画面。事实上,有没有那些画面都无所谓,在大时代的更迭中,个人内心的爱情微波又算什么,它们既难以兴风作浪,更无法形成壮阔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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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是人类社会最复杂的构成,其中的感觉与波光电火的刺激极为相似。中国传统词语里形容男女内心波澜、彼此放电均与“波”相连,比如“暗送秋波”、“心波荡漾”等等。古代没有电,只可借助自然的天象比如——闪电才能与电发生联系,表达内心刹那被照亮的感觉。
  以“电波”来指射男欢女爱,今天的人们已不会产生歧义,那是某种具有通感的共振,多数人都能感同身受。因同性恋向为我们所忌讳,这里姑且不提,仅阐释在男女异性关系上的生成。
  1959年,导演王炎执导了《战火中的青春》,四十多年后回望,这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革命战争题材”影片确实有“绝响”特质。和那个时期新中国的所有战争片一样,该片是和平年代的人们对刚刚逝去的战争岁月的亲切怀恋,其中的浪漫传奇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木兰辞》。
  影片的聚焦点是纯客观的:作为两个积极上进的青年革命军人,区小队长高山和排长雷振林朝夕相处,共同经历了难忘的战争岁月,两人之间最奇妙的爱情元素却一直被蒙蔽着,直到电影结束前两分钟,“现代花木兰”高山才以女儿身出现在观众和雷振林面前。观众几乎难以设想,这样的影片该如何表达。在此之前,高山和雷振林的些微爱欲只能通过偶然的眼波有所流露,高山身世揭密的同时意味着结束——必须让他们分别,否则爱情的潮水该如何泛滥?今天的观众也许无法理解当年拍摄此种影片的良苦,戴着“人性论”的枷锁,还要稍微吐露一点人性。影片看似自然实则强制地将革命的爱情之花巧妙扼杀,但即使如此,这部电影在当年的轰动性仍可视为非同小可,据说,审片子那天是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大礼堂里,现场座无虚席,很多观众当场热泪横流。导演王炎没等影片放完就满意地离开了剧场,他知道自己获得了空前成功,殊不知,该片后来也给他带来“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麻烦。1960年,该片在全国公映时,老电影艺术家金山曾对该片所有镜头进行计算——全片共有五百五十多个镜头,其中五百三十个镜头拍的都是高山和雷振林这两个人。这么多的两人戏镜头,却始终都在力图回避男女之情,同时又要随着影片发展,让观众体味到爱情的存在,确实是相当不容易。大约在1978年,该片在全国恢复上映,其中的爱情禁区,其中的传奇色彩基本已荡然无存。我只记得,扮演男、女主角的庞学勤、王苏娅,以几个暧昧的眼神,传达了心灵深处没能逾越的男女防线,它们就像傍晚的水波,只朦胧地一闪,就沉没在黑暗里了。今天的观众或许不会再想看这部影片,我在这里之所以还提起它,不是想回忆烽火连天背景下的奇异爱情,而是祭奠先辈们欲说还休的扭曲人性。套用一句哲学用语:我们当然知道内心所要的是什么,但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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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说到《永不消失的电波》,在这部所谓“红色经典”影片中,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在银幕上演绎革命者从假扮夫妻到弄假成真的典型故事。
  背景是1938年的大都市上海,对于共产党员李侠与何兰芬来说,这个灯红酒绿的“东方巴黎”是名副其实的虎穴。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电台被敌人破坏,延安解放区的电台政委李侠奉命抵达这里进行秘密电台工作。这些都是电影制作者的幌子,影片还设计了另一个幌子,就是让地下党组织同时还派何兰芬协助李侠工作。身为纱厂女工的上海美女要与一个陌生的男人假扮夫妻,何兰芬起初肯定很不习惯。何况李侠是由英俊小生孙道临扮演,何兰芬心猿意马该是很自然的。李侠是如何耐心说服她的呢?他把她带到阁楼上,向她说明上海是更危险的前线,并高屋建瓴地阐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以及对革命的重要意义。于是,李侠白天以湘绣商人的身份与何兰芬上演“夫唱妇随”的“鸳鸯戏水”,晚上两人各睡各的,而在大多数的难眠之夜,李侠都是一门心思在阁楼上收发电报。
  一对正当盛年的饮食男女,如从来彼此不动心思显然违反人性。起初,男女主人公以革命的名义身处一室而分床而卧,经过数个漫长的黑夜,一对革命鸳鸯终于同床而眠。这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典型嫁接,中国人讲究“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行不果。”即使是革命同志也需要名正言顺,于是影片里特别交代,李侠与何兰芬是在战斗中渐生情愫,两人是经过组织批准结成真正夫妻才正式同床的。影片的名字中有着“永不消失”的字眼,表面看是说“电波”,惯常理解是暗喻革命精神,但我更愿意把它解读成男女之爱,它讲述的是革命与爱的共生性。我注意到,影片最后,敌人的枪口对准了李侠,镇定自若的李侠从容地将电报稿吞进肚里,依然在最后一刻向战友们发出最后的电报:“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那电波滑过天空传向革命的圣地,那专注的深情不仅是对着战友的,也是对着天下所有的有情人的。
  “永不消失”就是没有消亡,就是活着并且幸福。这是生活的常态,也是我们对生命意义的憧憬。
  顺便介绍一下,《永不消失的电波》拍摄于1958年,“文革”中该片被打入冷宫,1977年被解禁,1978年,即影片出品二十年后,扮演女主角何兰芬的袁霞获得南斯拉夫第七届索波特“为自由而斗争”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2005年夏天,我在深圳见到年届花甲的老演员袁霞,她告诉我,听到自己在南斯拉夫获得最佳女演员奖的消息时,她早已远离了演员工作,在一家工厂当仓库保管员,同事给她拿来报纸读她获奖的新闻,她喜极而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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