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巨变时代的世界观
作者：张汝伦 汪 晖等
字体： 【大 中 小】
主办：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地点：上海，图安宾馆
时间：2007年6月30日
《读书》与近二十年中国与世界的巨变
张汝伦（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最近十年来，关于《读书》有很多说法，我想将来中国思想史可能也会去研究这个现象。在我看来，《读书》是唯一的，它对中国问题、对世界问题关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反映的及时和迅速，都是独一无二、无可比拟的。白纸黑字在那里。首先请文选的主编汪晖先生来谈一谈他编这套书的想法。
汪晖（清华大学教授、《读书》杂志主编）：我们很早就有编选这套书的想法。我和黄平大约是从1996年参与到《读书》的编辑工作中，到现在也有十年的时间了，编选这套书的过程让我们有机会对这十年的工作做一点回顾和反省。我们也在想，为什么《读书》会引发那么多的争议？中国社会在1989年以后发生了很重要的转变，最初的几年相对来说是比较沉闷，但也比较沉静，我参与编辑的《学人》丛刊大致可以反映那个时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知识界的重要变化大约是从1994年、1995年开始的。我举两个主要的例子，一是关于“人文精神讨论”，这是在《读书》上发生的；二是在《二十一世纪》上发生的围绕着苏东改革、自发私有化问题，尤其是如何判断叶利钦改革的讨论。崔之元写了《制度创新和第二次思想解放》，又与昂格尔合作写了《以俄为师看中国》，算是对苏东改革特别是叶利钦时代做出的第一次正面反思。与此相关的，有王绍光和胡鞍钢的“国家能力的报告”引发的争论。
这些思想变化包括两重背景。一是我们都曾为之欢欣鼓舞的邓小平南巡显示出它的双重后果：在国内方面，新一波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浪潮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新的问题也层出不穷，从社会分化、制度性腐败到潜在的危机。在新的条件下，我们不太能够将这些问题简单地归结为过去——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历史。在国际方面，1993年秋天，叶利钦命令军队炮击议会，那时美国的舆论一边倒，认为这是针对前共产主义分子的捍卫民主的行动。俄罗斯危机使民主和民主化从一个自明的价值目标，变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即究竟怎么去理解民主，我们要的是哪一种民主？在1990年代初期，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把俄罗斯改革看成是中国的楷模，但随着俄罗斯危机的爆发，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开始了。我们在《读书》杂志编辑过程中，有意识地把这类问题提出来。1996年《读书》开始了关于乡村的讨论，后来又开辟了“田野札记”这样的栏目，虽然当初的思路是模糊的，并没有后来“三农危机”那样清晰的意识，但的确提供了一个通往后来的讨论的基础和前提。
不久之后，《读书》也展开了关于苏东问题的讨论，秦晖和金雁给《读书》写过稿，黄立佛等研究俄罗斯的一批学者也写过。蓝英年和张洁各用档案来说明苏联时期的文学与文化政治，但取向和结论却各不相同。你会发现围绕这类问题展开的争议，最终总是会涉及如何看待二十世纪的历史。我记得，那时候何清涟也在《读书》上发表文章批评经济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包括几位经济学家激烈的辩论。这些辩论的水准不能说很高，但情绪相当激烈，显示讨论触动了尖锐的问题。正好在这个背景下，在1997年、1998年，中国知识界发生了所谓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我始终不认可这个二元框架——这个框架不但将复杂的思想讨论简化为两相对立的图景，而且也引发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讨论，后者的结果就是将讨论变成讨伐和攻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时期的辩论几乎涉及所有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国际等等均卷入其中。在中国知识界发生剧烈变动的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情绪的激烈化，简单的命名是导致情绪激烈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读书》希望展开的讨论，发出代表不同声音的文章，产生真正的争论，但有时候情绪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争论——如果专注于问题，有点情绪其实也算正常。
另外一个脉络，也是在199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有关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的一些理论介绍进入中国，使我们有一个感觉：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知识图景是片面的，世界图景也是片面的。其实，早几年，《学人》丛刊就已经在反思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学术思想传统的问题。过度的西方化，严格地说，过度美国化，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我们谈论西方，但很多人连欧洲也不是真正了解，东欧、俄罗斯等等就更不要说了。在我编辑的《读书》的第一期中，即1996年5月号的开篇，我们开始了有关“亚洲意味着什么？”的讨论，此后十一年，我们的讨论从日本、韩国、港台地区扩展到东南亚、南亚、西亚，与关于苏东改革、拉丁美洲问题、欧洲统一问题及美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等等的讨论相互配合，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中国改革开放不可避免地涉及历史观的转变，世界图景的转变。我们过去总是说改革开放，但你怎么定义这个“开放”？实际上，我们对西方世界，尤其是对西方世界之外的地区，缺乏真正了解。
只有当乡村的问题、社会分化的问题，以及当代世界的复杂图景在讨论中浮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对我们习惯的那些思想图式加以反思，比如现代化意识形态中有关市场与国家的表述。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很多人认为市场化不但可以解决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而且也可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但究竟怎么来理解市场，争议是极大的。在这类问题上，你会发现，左的和右的，都是价值先行，对市场本身的历史分析相当不够，对国家的分析也同样如此。在今天，随着利益分化，国家权力与利益集团的内在勾连，作为总体的国家概念已经难以描述市场化和全球化条件下的复杂的国家活动了。换句话说，国家虽然是非常重要的存在，但国家在整个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经常是分裂的，中国知识界并没有提供新的理论范畴、概念和描述。
最后我回应一下张汝伦先生说到的争议。除了就贫富分化或者涉及我们日常生活的话题，跟我们日常生活并无直接关系的问题也常常引发激烈争议，这是我们过去很难想象的。比如科索沃战争、美国“9·11”事件、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如果说科索沃战争期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直接地触动了中国人的心弦之外，这一系列与中国无关的事件为什么会在中国知识界内心深处产生如此剧烈的冲击？这是少见的现象。这说明什么？说明整个二十世纪形成的情感，在危机时期产生的判断，在所有历史事件中都会爆发——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这些危机即使与我们距离遥远，我们也并不难判断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后来《读书》展开的很多讨论，在海外也连续发生反应，形成对国内讨论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文选本身能从一定侧面回顾十年中国知识界走过的道路。
叶彤（《读书》杂志编辑）：这套书有两百多万字，是《读书》十年所有发表文章的十分之一多一点，也是《读书》十年严肃的小结。我参加编辑《亚洲的病理》，感觉这些文章是知识界共同营造的一个结果。有人批评《读书》，说文章不好懂。其实坐着看和躺着看，是很不一样的。整个社会正在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人们的知识结构也有很大变化。《读书》上发的很多文章也是属于“新知”，无法让所有人都觉得很好读，很愉悦，很舒适。编辑部内部有过非常多的讨论，几乎每编一期都会反复权衡：这一期是“软”了还是“硬”了？是不是不好读？是不是太重？但你必须在“可读”和内涵之间做一个选择。也许这篇文章确实很“好读”，可相对而言问题不是那么重要。而另一些文章中的问题确实重要，但文章写的不够好，这就需要做出选择，需要编者与作者磨合。作为一个编辑，我也承认《读书》的有些文章不是那么“好读”的，读起来确实需要一些功夫。我们编辑要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与作者做更好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