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环球笔记６则
作者：梁利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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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说：美国著名经济学者克鲁曼今年2月在《纽约书评》发表了一篇题为《Who was Milton Friedman?》的文章，在肯定弗里德曼在货币政策、价格理论等方面对经济学的贡献的同时，也批评弗里德曼所鼓吹的绝对放任主义，认为它不仅没有为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带来经济起飞，更令这些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态恶化；此外，克鲁曼又同时抨击绝对放任主义对低收入工人所产生的相对负面的影响。
克鲁曼认为，在美国1930年代大衰退之后，当人人都认为市场不成时，弗里德曼提出市场是有正面作用的观点，是勇气的表现。不过，他批判弗里德曼走得太远了：市场有用并不代表市场时时都起正面作用，更不是指只有市场才能对经济起正面作用。弗里德曼的绝对放任主义的问题，正在于从不承认市场都会出错，以及政府干预有时也可以是有用的。
克鲁曼以美国为例，指出在1947至1976年认可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占主导的期间，美国家庭的实质收入中位数增加了一倍；但1976至2005年放任主义流行的时段，美国家庭的实质收入中位数只增加了23％，远低于之前的增长。克鲁曼认为，1976年以后美国家庭收入相对前一阶段低的原因，除了是经济增长率较低以外(不错，在这个放任主义占主导的时段，经济增长确实不及凯恩斯主义主导的时段)，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不平等的明显上升：战后二三十年美国增长了的经济财富，较平均地分配给整体人口，但1970年代末以后，一般家庭的收入增长只及平均收入增长的三分之一，而极少数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则惊人地上升。
弗里德曼认为，毋须采用最低工资和建立工会，工人都能够自动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但克鲁曼指出，在最低工资被容许降至低于通胀率、私营部门的工会大量消失之后，美国工人的经济福祉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他因此诘问：“弗里德曼是否对于看不见的手带来的慷慨过于乐观？”克鲁曼总括，尽管那种认为放任自流的政策对美国的经济和普通市民生活水平都带来好处的说法十分流行，但能够支持这种看法的实证资料却少得可怜。
文章指出：法国已故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十五至十八世纪欧洲经济历史的考察，得出结论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尽管低收入阶层也能“分得一点残羹剩饭”，但由于他们的工资增长不及物价上升来得快，因此生活水平反会下降；而在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的时段，由于通缩，工人的生活实质可能会改善。
布罗代尔引用经济史家的统计数据指出，1380至1510年和1630至1750年的欧洲百年经济衰退日子里，工人的物质生活并不比安定繁荣时期为差。倘若我们加上一些非金钱收入的因素，那种放任不干预会导致经济增长，从而导致人民(包括低收入者)生活质素改善的逻辑，显然不一定能成立。
正如布罗代尔指出，在经济快速上升、物质财富得来容易的年代，人们自然倾向不思求变；但一旦面对衰退，则只能在劣境中寻求各种新的对策，刺激创造力的发展。此外，经济增长快速的年代，自然生态的破坏也相对严重；相反，缓慢增长让人类回馈和保育自然坏境较为容易。
事实上，单纯的经济指针，例如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并不是衡量贫富的唯一或最好的指针，特别在工业化以后的现代社会。正如波兰历史学家Bronislaw Geremek在他的《贫穷的历史》(Poverty, A History,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中指出，贫穷不仅是经济物质层次的问题，它同时也是关乎社会地位和文化心理的问题，与教育机会、工作前途等大有关系，因此不能只以单一的经济指针来量度贫穷。这样的观点，对分析什么是富裕也同时适用。
换句话说，根据Geremek的说法，对贫富(以及贫富不均、分化)的理解，不能抽空于其坐落的具体社会脉络，包括社会对弱势社群和富裕阶层的态度，以及社会对不同社群、生活模式和行为所作的科层化的价值分类。事实上，在现代物质相对充裕的社会，例如香港，贫穷问题不再是由于人民不够食物，或无家可归，而是由于未能像“一般人”一样生活。缺乏“一般人”应拥有的消费能力和生活方式，甚至可能会被视为不正常、危险和潜在的罪犯。同样道理，富裕也并非仅指丰衣足食，更同时是能够享有“一般人”不能企及的奢侈生活和社会地位。
文章认为：贫穷（和富裕）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也同时是文化心理的概念。尽管人们拥有的物质商品比以往为多，但由于社会分化和收入差距扩大，令低收入者或处于相对弱势社会位置的社群，由于不能像其他人般生活，因此感觉自己贫穷。
这种主观的感觉，对于理解现代社会的贫富问题，可能比“客观”的经济指针更为重要。
Geremek认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不仅没有消除贫穷，相反更在不断生产贫穷，因为现代经济需要大量贫困的劳工，以降低生产的成本。作者引用了曼德维尔(Mandeville)的赤裸告白：“在废除了奴隶的自由国家，存在大量贫穷的工作者是最宝贵的宝藏”，“如果有别的可能性，就没有人愿意受苦于贫穷或为生活而艰苦工作”。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Charles Tilly在他的《耐久的不平等》也提出了类似Geremek的观点。他指出，不平等并不会随着经济繁荣而缩减，而这种“耐久的不平等”状态，建基的是各种划界的分类(bounded categories)，例如男／女、本地市民／外国人、贵族／平民、黑／白等等，而非根据个人的不同特性和表现。而这种制度化的划界分类得以历久常新，往往得力于剥削、囤积机会、竞争和适应等机制。
（肖海）
当代文学的思想困境
作家曹征路近日在《小说选刊》发表文章，认为当代文学创作存在诸多困境。曹征路称：
第一，198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体上陷入了精神困境。王安忆《叔叔的故事》非常生动地刻画了这个失魂落魄的作家形象。中国作家集体“躲避崇高”、“远离革命”的苦涩宣言并不说明文学与政治无关，而恰恰证明那是自我精神矮化的开始。知识分子的整体犬儒化策略造就了一个时代，而1990年代客观上知识分子待遇的改善，也使他们找到了利益均沾的感觉，于是嘟嘟囔囔语焉不详起来。细究百年中国，知识分子有过三次大的个人主体性精神的失落。第一次是五四以后，个人没有出路，经历了一次寻找“集体”的痛苦（但那时与民众结合的真诚美好还在）；第二次是反右“文革”以后，个人更无出路，经历了一次“国家” 认同的痛苦（但那时改造自身的善良愿望还在）；第三次就是九十年代以后，个人欲望得到部分满足，“身份质疑”成为时尚，经历了一次“拜金拜权”的痛苦（此时除了嬉皮笑脸装疯卖傻娱乐至死已没有其他表情）。可以说这一次的精神溃败是致命的，主体意识完全消失。无庸讳言，“消灭了法西斯，自由并不属于人民”是知识分子心中解不开的死结，以真诚换羞辱，好心当作驴肝肺，确实是怀疑主义滋生的土壤。而“反右”和“文革”又是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空前的失望感失败感使他们已经无意再去舔干伤口。但消灭法西斯错了吗？追求理想错了吗？眼中有多少泪珠儿需要宣泄三十年？我们泼脏水非要把孩子也泼掉吗？
第二，对“现代性”的理解误区。要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一百六十年来无数志士先贤的不懈追求，并以历史潮流浩浩荡荡来比附这个过程，因此现代化就意味着先进化高级化不可抗拒化。但用贴标签的方式来理解复杂的思想，用一风吹的方式解决思想问题，又是我们永不悔改的自选动作。在1980年代大多数作家都把“现代派”艺术理解为“现代化”艺术，可能是由于深思不足消化不良所致。可是迟至今日还坚持“现代派”艺术就是与物质生产科学技术进化史相匹配的、并能表现更为复杂的现代人生存状态的高级文学样态就是脑子有病了。在1980年代围绕着《无主题变奏》和《你别无选择》的“真伪现代派”的讨论，以及后来出现的关于《文学的根》究竟是“现代的根”还是“中国的根”的讨论，都充分表明无论哪种悖论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方法，把中国想象为他者，确认为边缘与中心、落后与先进的关系。说现代、后现代的艺术形式高级，本身就隐含着传统艺术的低级，很自然地就把现实主义当作了低级的粗糙的落后的艺术，是标准的文学进化论。艺术形式有高下吗？宋词高于唐诗吗？元曲高于宋词吗？以“现代化”作为价值标准来评价“现代派”艺术，实际上也完全忽略了“现代派”自身的反现代性内容。与此相对应，在哲学领域对萨特、尼采等人的介绍中，也把他们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的内容故意遮蔽掉了，仅仅把他们当作个人主义的反权威的先锋来描述。这种简单的进化论的文学史观统治了我们近二十年，以至于很多文学青年不知道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真相。在1980年代，“现代派”被理解为刚刚被发现的新形态，看作一只“漂亮的风筝”，并被当作创作的新资源，事实上是源于无知。中国在五四时期就经历了这样的发现过程。对西方现代派的译介、研究和吸收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中国小说在叙述时间、叙述视角、叙述结构和情调氛围等要素的现代转型在一百年前就已经基本实现。在1930—1940年代，“现代派”小说诗歌的创作甚至在《现代》杂志的倡导下达到过一个高峰期。在1950—1970年代，在封闭、封锁的条件下，茅盾在《夜读偶记》中也透露过西方现代派最新进展的信息，并把它作为与现实主义对立的“新浪漫主义”来研究的。而对西方“现代派”作品的译介，在1960—1970年代就有，只不过那时还是停留在特权阶层的“内参读物”，经由高知高干子女的传播，刺激起小圈子的创新意识而已。
第三，“赶超一流”，“与国际接轨”和“诺贝尔奖情结”。在理论上，由于进化论的文学史观逐渐占了上风，中国文学没有走向世界的原因就被简单归结为技不如人，就和当年维新派一样，要解决船坚炮利问题。认为现代的必然高于传统的，西方的必然领先于中国的，新人必然超过旧人，“写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怎么写。于是整天都在琢磨那个瑞典老头的心思，他究竟喜欢什么？魔幻的还是结构的？意识流还是生活流？重的还是轻的？是存在还是彼岸？宽门还是窄门？于是艺术就被简单理解为形式与技巧，而这种形式与技巧的艺术又直接和文学划上了等号。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一门专业技术，小说就是语言、叙述和结构，诗到语言为止，作家就是特别会码字的人。不再是发现和认识，不再是思考和想象，更不是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人家都那么写了，咱们还这样写！可是你真那么写了，你自己还在吗？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这是鲁迅当年的问题。在今天可能还要加一句：中国人失去审美判断力了吗？有一个陕西老太太的剪纸在欧洲出了画册，这美轮美奂的艺术令欧洲人目瞪口呆大为赞叹，可她自己家里却挂着港台明星的招贴画，她说那个——好看！到了1990年代，随着商业出版的盛行和新闻媒体的炒作，这种形而上学的文学观念更是衍生出了众多的类似“标准”（比如年龄、性别、籍贯、职务、身份、长相、健康状况、写作速度、发行量、外国人喜好等等）。如果说1980年代提出纯文学口号尚有摆脱精神枷锁的进步意义，此时的纯文学马车已经完全抛弃了社会承担和价值判断，只剩下“性”在一路狂奔。于是“怎么写”就变成“这么写”，否则就脱离了“国际”。
曹征路最后认为：我一点都不怀疑，随着中国的经济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中国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产品一定会大批量地走出国门。这就好像1980年代全国都在说粤语白话、模仿港台明星做派一样，那是由经济高地向洼地的自然流动，而不是作品的品质决定的。到那时中国真的能拿出表达中国人民（而不是少数精英）争取解放、渴望尊严和自由，并由此寻找到中国道路的优秀作品吗？我不知道。
（卓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