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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8年第3期

长崎笔记

作者:张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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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叶作纸》之五
  
  我不掩饰对大江健三郎《广岛笔记》的不满。
  因为,我没有读到自己在广岛感到的那种焦急的信息。
  它不需文学或哲理的彩饰,它应该简单干净,甚至只有两句:一, 必须无条件禁止和销毁一切核武器。二,发展和使用核武器,即践踏冒犯人类的道德底线。
  如在两句之上再作补充,就应该说:
  在这个帝国主义发疯的二十一世纪之初,美国是再次挑动核灾祸的最大嫌犯。原子弹,尽管它这一次可能是微型的或战术的,时刻都可能被美国军队投向人类。
  大江健三郎尽管也执著于批判,但诸如颓废、屈辱、威严、自杀等概念的阐释,更像是暧昧的作态。它不能代表被核轰炸一瞬抹煞的、十万死灭生灵的悲愿。它以一副深刻面孔,回避了揭露的义务。它对1964年中国的第一次核试验忧心忡忡,而不去呼吁阻止迫在眉睫的美国核犯罪。它推敲斟酌,最后也没说出一句世界共识的大白话:想冒天下之大不韪使用核武器的唯一嫌犯,就是横蛮的美国。
  大江健三郎近年来对中国文学指手画脚,显然不在乎对中国的冒犯。但是他的《广岛笔记》里,并无类似的自信,对美国新的核冒险来一句断喝。哪怕昨天就是美国以原子“男孩” 和“胖子”轰炸了日本,而今天美国更迫不及待,想试试“战术”或“微型”核武器。在《广岛笔记》里稀疏的美国批判,不过是:
  
  ——我怀疑,面临向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时候,决定那次作战的美国知识分子的那一群,心里或许曾闪过 “信任人的力量,或人道主义” 之类的念头。……我怀疑,他们不就是在那般荒谬的人道主义确信之上,才做出投下原子弹的最后决断么?
  
  ——我时时想,投下了原子弹的美国军事负责人,是靠了广岛市民的自我恢复力、靠他们不许自己停滞于悲惨的、自立了的人的廉耻心,才能对原子弹的灾难轻描淡写。
  
  如日本评者所说,这些话相当难懂。什么叫“自立了的人的廉耻心”?他的批判语言,如他自己指出的一样暧昧。弯绕的叙述,堆砌的哲理,掩藏着一丝是非的妥协。
  他远不如那些毫无话语权势的穷国战士,掷出唯有的石块,阻击凶残的坦克,或者以肉躯筑成街垒,以生命抵抗——贫铀弹、战术核武器、核战争的罪恶进军。那些人炸裂的生命嘶喊,他们留给人世的音讯,在我听来,正是广岛呼吁的续篇。
  我想,除了文人的作态,任何到过广岛或长崎的人,都会为两座城市的受难,懂得了一种道德的底线;都会忍不住张开喉咙,加入广岛和长崎的呼喊——全人类联合起来,销毁和禁止核武器,阻止核战争!
  这呼喊简单无比,但一刻不能停歇。它排斥任何借口,否决一切偷渡,否决诸如安全、反恐、战术、微型等概念和道德上的偷渡。要以经久不歇和雷鸣般的、全世界全人类一致的共同怒吼,实现禁止核武器的目标;首先压制住核流氓美国的犯罪欲。
  广岛和长崎一直呼喊,六十年没有停歇。他们把诉求简化,绝对禁止、拒绝借口、不论条件原因、不分敌方是谁、强调使用核武器即是反人类的犯罪;强调地球上不能再出现广岛、长崎,人类绝不能再使用核武器。
  ——这就是我在广岛感到,但是没有在《广岛笔记》中读到的原则。
  
  幸存者的喊声,日复一日,哀怨凄绝。他们呼唤更多人的加入。他们感动了全世界,也感动了求学日本的我。
  不断再版的《广岛笔记》,与广岛的喊声多少有异。它在阴影笼罩的六十年后,没有做一根勇敢的手指,向世界指证美国的核威胁。
  它也没有揭露为之造势的媒体犯罪。它没有说:在南斯拉夫、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的贫铀弹,乃是对六十年人类艰难建立的和平准则的践踏,乃是对广岛、长崎六十年泣血呼吁的蔑视。
  对一介文人的评论并不重要。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加入呼喊。
  已经是间不容发,一切都紧迫至极。因为罪恶的新十字军带着贫铀弹、核迫击炮弹和各色新式的杀人凶器,正朝着整个世界,踏着正步、列着队形、一阵阵敲响着罪恶进军的鼓点。它的矛头——高高仰起的导弹的尖矛,不仅直指着我的同胞骨肉,也对准了我的生身祖国。
  在如此时刻,广岛、长崎的教育,给我注入了强劲的力量。在这思想贫乏的时代,我不能不对长崎、广岛心怀感激。六十年前,它们以惨败、受难、灭绝以及复活,炼铸了一个绝对的原则。那个原则,那个人类找到的、先决于任何分歧的巨大共识,使我激动。于是我不愿旁观,我要加入,我要投身那呼喊之中,锻炼自己的人道。
  
  尤其是长崎。
  在旅行长崎之后,我有时暗想,比起在当今世界家喻户晓的Hiroshima(广岛),同是遭受了原子轰炸浩劫的城市,同是受难者和核罪行的苦主证人,Nagasaki(长崎)是否多少受到了淡漠?
  是这样吗?
  长崎深深地吸引着我。甚至我觉得,冷淡长崎选中广岛的做法背后,或许还藏着某些用意。或许恰恰在长崎,在另一片被美国原子弹变成焦土的日本土地上,唐船、锁国、郑成功、沙勿略、兰学、志士、基督、军舰、吞并琉球、军火交易……走马灯一般,竞相逐次登场,演出了一部日本民族的悲喜剧。
  我捉摸着自己的一个直感:或许,没有哪个城市能比得上长崎。也许它的深港浅山,就是一把——理解日本的钥匙。
  文化八面纠缠,但长崎的本质,是它与西欧的关系。这个港口,满缀着日本与西欧的轶事,分娩过一部日本的开明史。最后,就在这块生长着日本人“脱亚入欧”理想的土地上,西欧物质文明生产的原子弹瞄准了它,把它炸作了一个地狱。
  ——这就是《长崎笔记》构思的动机。
  
  一
  
  顺风顺水平户海
  倭女倭刀国姓爷
  ——歌谣
  
  对中国人而言,长崎和北海道一样,远不可测,语焉不详。谁都不会想,长崎曾与中国密不可分。
  但一旦来到了长崎,人们又会惊奇它与自己的距离。它与中国真是一衣带水;它与浙闽海域台澎金厦之间地理的临近,简直令人咋舌。
  季风和洋流,都显得称心如意。从日本九州的长崎外海,一叶轻帆投入大洋,逐波随风,不久便可在宁波泉州登陆。
  唐人船,在那时趁秋风东渡日本。“唐”是中国别名,不仅限于唐代。在西日本各港,一连若干个世纪,唐船帆樯如云。唐人习惯了季风和海路,他们常在长崎贸易之后,辞岁越年,直到次年春天扬帆归国。
  那是帆船贸易的时代。顺风顺水,唐人船的周期往复,使得每年都有数千人居留九州各港。在长崎,一角繁华的中华街逐步建成。
  航海、贸易、走私,当然也时而风高越货、月黑劫船。那时的大洋里,出没着一代代的浪里白条、弄潮男儿。种得东海万顷田,他们穿梭于长崎至福建的一条水域,国籍含混,人员复杂,时而显现为唐人海商,时而又扮作了日本倭寇。明朝禁海和日本缺货,其间的暴利,鼓励他们把生涯付予险浪。他们的锚地和货场,先在舟山双屿,后在长崎平户。大陆人的性格,溶化于滚滚波涛中的商机。不顾法度、追求利润的一支海上武装商队出现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是其中的佼佼者,而最初打下这一方碧水霸业的,却是不大为人所知的王直。
  1541年,被明朝赶出了舟山群岛的王直,最终把平户选作了基地。这些武装走私的海商,渐渐裹挟了,也混杂于失意的浪人破落的百姓——以后,出没东海的倭寇,国籍变得掺合混杂,行业也是亦商亦盗。他们与禁海的明朝官僚纠缠不已,最后竟然从山东到浙江,在千里海岸线上扑岸攻坚,烧杀抢掠。虽然戴着倭寇帽子,资料上却说他们多是浙闽流民,日本人仅占三成。而且能节制倭寇的,唯中国人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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