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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8年第3期

初上海南岛(1987—1988)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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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口长途汽车站的候车室里,竟然遇到了刘易君一家,他们从甘肃来,夫妻带了一个几岁的儿子。非常巧的是,我们在兰州到成都的火车上遇到过,都说去成都;后来在成都去贵阳的火车上又遇到了,我们都说去贵阳;再后来在贵阳去湛江的火车上又遇到了,我们都说去湛江;这次我们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干脆我们海南岛见吧!想不到真的在海口又见面了。
  重逢的喜悦让人激动,但一问目的地,却又不乐观,原来他们一家选择的是万宁,我选择的是西沙。刘易君说我喜欢热闹,你去西沙干什么,2平方公里的地方,几天就把人都认过来了,没意思。我说我只是高中毕业,没有学历,去偏远的地方可能生存的机会大些。非常巧的是我们乘坐的是同一辆车,该班次车要在万宁进站的,正好大家一路同行。
  车开后不久,刘易君考虑了一下,说我们也去三亚,大家有伴同行更好。于是全家补票和我一起去三亚。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突然有人拿了副扑克牌出来,任意拿出三张牌,开始赌了起来,于是,前后感到寂寞的人都参与了进来,我当时也是无聊,拿出10元要押,刘易君一把抓住我的手:不许押!
  我的本意也是不管输赢,就此一次,并不想赌下去,既然人家是为了我好,也就罢手了,过了一会儿,他爱人拿出一百元要押,刘易君坚决不许,爱人和他吵起来:我就押一次,输了就不押了,赢了我也不再押。刘易君坚决不许押,全车的人都看着他们。
  十几个人赌得火热,但很快就静了下来,一个人捅了下我的胳膊问我:“他是你哥吗?”“对,我哥和我嫂子。”我回答道。等到再没人拿钱出来赌的时候,赢钱的和几个输钱的一起下了车,北京的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伙子合起来输了4500,其他人也输了1200。
  刘易君突然问他爱人:“你还记得去年春节前我去天水,突然回家拿钱吗?”
  “你不是说借给朋友了吗?”
  “就是借给他们了,”他指着刚下车的那伙人说,“在火车上,不到一根烟的功夫,就输了三千多,这是我来海南上的第一课,从此以后,一分钱我都不会赌。”
  
  三亚——中国最南端的
  滨海小城
  
  长途车在前进,老牛负重似的爬过牛岭,进入陵水县,气温明显地比海口热多了。后来才知道,牛岭就是电影《红色娘子军》里面出现的那个镜头:分界碑。洪常青和他的警卫员冒充归国华侨把吴琼花从南霸天家里买出来后,在此告诉她:你要想报仇,就到红石乡去吧,那里正在招女兵!电影是艺术,历史上洪常青、南霸天、红石乡和吴琼花都是不存在的,只是为了纪念陵水县是海南岛的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才把万泉河的女兵和陵水的大地主张鸿优揉和在了一起的。
  牛岭是个分界线,它所面对的小岛叫分界洲,现在分界洲也已经对外开放。从牛岭再往前走,就是当地人所说的热带地区,少数民族占了很大一部分。苏东坡所说的“四季皆是夏,一雨便成秋”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民间俗语所说的“牛头下雨牛尾晒”更是这里的奇景。
  长途车颠簸了8个小时,终于到了三亚——中国最南端的热带滨海小城。我们赶快找旅店住,终于找到了东方红旅馆住下。洗个澡,就激动地到街上去。
  这是我第一次在寒冬腊月里洗凉水澡,心里很兴奋:海南岛就是好,冬天都不冷,太好了,早点来这里就好了。
  当时的解放路是绝对的海南特色,两旁是高高的椰子树,虽然我已经不想喝椰子(水),但我还是很喜欢那高大挺拔的椰子树。我们漫无目的的走在解放路上,后来又转进了红旗街,突然,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每个小商店的门口都摆着一台小发电机。问及店主,才知道三亚停电的时间比来电的时间长,他们是用来自己发电的。再看商店里面的东西,都比宁夏、甘肃那里贵多了。
  刘易君的爱人不无担心地说:“这里好像很穷啊,比我们那里穷多了,哪辈子才能发展起来啊,那房子得多贵啊,我们的钱买完房子还能剩下什么啊?”原来他们是把家里的房子卖了来海南的,准备在海南买房子定居的。
  饭后我们又转到了三亚湾,当年的三亚湾可没有今天的三亚湾漂亮,乌黑的沙滩,散落着很多的垃圾,渔民在沙滩附近用椰子叶编织的篱笆围成一圈,妇女和孩子就住在里面。整个三亚湾里都是腥臭味儿。
  我说:“太臭了,咱们走吧。”
  刘易君的儿子高兴的说:“好香啊,我喜欢这里。”
  “看,这才是我的儿子,海边的儿子,你不行。”刘易君对我说,“我们老家就是海边的,辽宁庄河县,黄海边上的。”
  我是非常喜欢吃海里的鱼虾的,但海边的空气明明白白就是腥臭味儿,我不知道是我的感觉出了问题,还是他们一家不对劲儿。
  回旅馆的路上,刘易君的爱人说这里的物价太贵了,我也感觉到除了深圳,还没见过这么高的物价。
  回到旅馆各自住下,我的房间里四张床,只住了我自己,到三亚来的人就是少,我暗自庆幸:这里的竞争力肯定比海口小。睡梦中,忽然好像听到有人敲门,仔细听,确实有人敲门。
  “谁——呀?”我蒙蒙(朦朦)胧胧地问道。一拉灯,不亮,停电了。
  “服务员,把门开开啊。”她喊道。
  我开了门,看不清是不是给我们登记的服务员。服务员一进来就问我:
  “打炮吗?”
  “没打过,我又不是当兵的。”
  “真是个笨蛋,算我倒霉。”服务员说着把门带上就出去了,我愣在那里。
  
  罪恶的甜甘草
  
  晚上,房间里又住满了人,大家一起聊天,其中一个人穿牛仔裤、旅游鞋,说话带点广东口音,说是要回什么农场去,从广州来。我还奇怪他为什么穿这么厚,他说穿得厚太阳晒不透,更凉快。这可真是和北方不同,难怪我看到在田里劳动的海南人都头戴斗笠,脸上围条毛巾,穿着长袖衣服,有的手上还戴着手套。
  在海南岛,基本没什么人穿短裤,就是晚上也没什么人穿,因为这里号称“三个蚊子一盘菜,四只老鼠一麻袋”。你穿的越少,暴露的就越多,蚊子就越高兴。总的来说,蚊子晚上上班,苍蝇白天上班,蚂蚁二十四小时不停地上班,老鼠和蟑螂偶尔客串一下,还有那专吃蚊子的壁虎,晚上吱吱地像鸟那样叫着搜寻蚊子,真是个奇妙的海南岛。
  聊来聊去,那位从广州回来的小伙子拿出甘草给我吃。我从宁夏来,宁夏的红黄蓝白黑五宝里面黄的就是甘草。我的旅行袋里还有没加工过的甘草,不想吃,但他推来推去,执意要我吃,我心里说,都说广东人不怎么样,这位很热情啊。推辞不过,就接过来吃了,没什么特别味道。
  第二天早上,九点钟我才醒来,房间已经只剩下了我自己,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要出什么事了:总觉得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劲,突然,我发觉我的手提包不见了,再找,确实没有,昨晚我是把包放在枕头下面的!嗡的一声,我的头大了,那里面没几十块钱,但我所有的证件都在里面啊,边境通行证,教材教法过关证书,学校的介绍信,都没了。急忙找服务员,服务员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查登记表,也只是说(某某)农场,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我急得一拳砸在桌子上,泪水喷涌而出!没有那些东西,我就成了黑人,我该怎么办?!
  
  工人是属于资本家的,我终于明白了马大胡子的话
  
  罪恶的甜甘草,麻醉了我的神经,让我多睡了几个小时,失去了我所有的证件,我原来还准备春节后好好去找个学校教书的,现在看来已经没什么希望了。
  要在海南岛呆下去,我喜欢这里的天气。急忙给回民中学的副校长马廷贤发电报,请他电汇一百元来救急。然后,就去大东海那里找工作,那是比较繁华的地方。
  当时,大东海有家文昌人开的酒家,人家很客气的说不需要工人。再去刚开业的四方酒家,求那北京来的马老板给份工干,不要工资!马老板和朱老板考虑了下说:先干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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