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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夜罗瑞卿蒙冤内幕
作者：项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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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对林彪这些话中的意思，即矛头所指当然不会不明白，他甚至多多少少感到了林彪要他屈从的暗示。但是，他却实在不能同意林彪的意见。如果说罗瑞卿以前对林彪的许多看法和提法是同意甚至信服的，那首先是因为他觉得这些看法和提法是对的。但是现在，林彪却把突出政治和抓军事、练技术对立起来，说什么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把抓军事训练说成是单纯军事观点，甚至还要扣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大帽子。罗瑞卿感到这不是他个人的事情，他应该为整个军队前途担忧。
于是，在修改这份林彪的原稿时，罗瑞卿提出了一些增改意见。后来在批判罗瑞卿时，说罗修改了78处。主要修改是3处。一是在“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后面加了一句：“当然，这里是指的必要的，也不能乱冲击一气。”二是在提出1965年任务时，罗瑞卿加了“气可鼓，不可泄”。三是在军训时间上把林彪提出的“要切实控制军事训练的时间”改为“一定要给军事训练必要的时间，但是，又要切实加以控制”。这些修改等到批判罗瑞卿时都成了罪状。在1965年初军委办公会上讨论和传达林彪这个指示时，罗瑞卿又作了一个明确表达观点的发言。他不同意给群众性练兵运动戴上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坚持认为1964年军事训练的成绩是主要的，大比武始终贯彻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气可鼓，不可泄。他还说，政治也不能冲击一切，不能搞空头政治。
这些意见都是在会上公开发表的，会议文件经军委办公会议通过，交林彪审查，林彪同意后，以军委文件形式下发给全军团以上干部。
不仅这些，《解放军报》在起草1965年的元旦社论稿时，根据林彪电话上“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方向出了偏差”等指示，又给1964年的军事训练罗织了一堆罪名。讨论稿传到罗瑞卿手里，他感到很气愤，立即组织召开军委办公扩大会议，讨论怎样评价1964年的军事训练问题。这次会议争论得很激烈，原准备开一天的会议结果开了四天，大家言犹未尽，虽然会上有人按林彪的意图发难，但大多数人不同意林彪的看法。会后，刚直不阿的罗瑞卿将会议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得知与会者大都反对他的说法时，只得暂退一步，面无表情地说：“向你们传达的电话记录是不准确的。”这样轻轻一笔，掩盖了林彪的阴谋。接着林彪又阴阳怪气地说：“解放军报社论是个讨论稿，可以改嘛!”
这件事使林彪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罗瑞卿绝不是一个随声附和的人，他有一种非常讨厌和顽固的坚持原则的坏毛病。从现在起，林彪不得不重新来估价罗瑞卿，重新严肃考虑他和自己的关系了。
林彪对罗瑞卿不满甚至怨恨的同时，并未放弃拉拢，甚至软硬兼施。但罗瑞卿不为所动。林彪恼羞成怒，下决心打倒罗瑞卿
从内心来讲，林彪对罗瑞卿的工作能力和魄力还是欣赏的。何况罗瑞卿又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器重，所以林彪起初使尽各种手段想把罗瑞卿拉拢过来。
1965年2月底，罗瑞卿来上海，打电话给林彪的秘书，要求见面，汇报工作。林彪让罗先去华东医院找刘亚楼谈谈，尔后再行约定两人会面时间。
刘亚楼已知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有点僵，在谈话中希望两人消除误会。刘说此前自己已找林彪谈过，“结果出乎意料地好”，“林总还说：现在几个大将中，论身体，论资历，论能力，论对主席跟得紧，我不用他用谁呢?我对林总说：总长感到压力大啊，林总说，那是误会，他要我向你解释，不要误会了，要你放手工作。”最后，刘亚楼神情凄然地对罗瑞卿说：“只要你们的误会消除了，我刘亚楼上八宝山也安心了。”
结束了和刘亚楼的谈话后，林彪才约见罗瑞卿。林彪面带微笑地问罗瑞卿和刘亚楼“谈得怎么样”。但此时罗瑞卿情绪已有些沉闷，只照实回答了几句一般性的谈话后，便一声不吭。林彪一下变了脸，对罗瑞卿更加失望。
在回忆这一次谈话时，罗瑞卿认为，这是林彪对他的最后一次争取。其表现就是利用病中的刘亚楼进行说服，同时又亲自出马交心，肯定了自己主持的全军大比武，肯定了要用自己。但罗瑞卿对此并不买账，他回想此事后说，“我当时只想，他林彪，我罗瑞卿，都是为人民工作，这些话箅是从何说起呢?”
林彪对罗瑞卿的拉拢一再碰壁，心中既尴尬又恼恨；见软的不行，便决定给罗瑞卿来个下马威。
1965年4月上旬，罗瑞卿由广州到北京参加作战会议，当时罗从广州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说他拟向主席请示作战会议的问题，然后再到上海去向林彪请示。毛泽东回话说：现在不要来(指去武昌)，也不要去上海，先回北京开两个星期的会，以后，再分别到主席和林彪处去请示。4月28日，开完作战会议的罗瑞卿同贺龙一起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了作战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对作战会议的方针和方案都批准了。随后，罗瑞卿到上海去找林彪汇报。未想到，罗见到林彪后，林劈头就说：“要加强通气。”并说，“你过去的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强。”又对罗瑞卿和林彪之间的通气蝴定了5条。林彪在向罗瑞卿说明通气的必要性时，竟拿出了党章和毛主席语录，煞有介事地一字一句念起来。这当然使罗瑞卿感到了压力。但罗瑞卿并不明白林彪是因为自己先去了武昌而心怀不满，只说：“我知道毛主席和你都是最痛恨不通气的，我今后一定按规定做。”林彪慢腾腾回答：“你能做到，就好。”
但这件事并未结束，5月25日，罗瑞卿在作战会议结束时，作了一个总结。本来，总参谋长在军委主席和国防部长都未到会的情况下，在一个小小的作战会议上作总结是很正常的。但这一点却被林彪抓住，他以为给罗发难的机会到了。他立即口授一个关于作战会议第63期简报的指示：“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作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63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明天要在各小组宣读。”
当天夜里，罗瑞卿从秘书那儿得到这份电话纪录，一时感到大惑不解，尚未理清思绪，这时叶群打来电话，说：“今天我只离开一小会儿，谁知道就出了这个事情，101(指林彪)发了大脾气，现在已经睡了。一定请你到这里谈谈，我会把事情解释清楚。”罗瑞卿到后，叶群将罗瑞卿引进一个卫生间。而且令罗吃惊的是，林彪的女儿林豆豆也在场。叶群令人作呕地说：“深更半夜的，我们两个人谈话不方便，只好把豆豆也叫来。”随后叶又说，“简报是导火线，其实总结发言的事并没有什么，我已经把电话记录追回了，这个事可不能再扩大。总长啊，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是把你作为最亲密的人才跟你发脾气的嘛!”对叶群这一套，罗瑞卿十分反感，他只在一旁听，始终未发一言，谈话在尴尬中结束。回到家里，罗瑞卿气愤地对妻子郝治平说：“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她叶群夹在中间算怎么回事?”
现在看来，关于作战会议这一期简报的事情，林彪本来想突然发难，大闹一场，先给罗一点儿厉害尝尝，但刚刚开头便发现未免小题大做。于是不得不想一个收场的办法。当时罗瑞卿并不明就里，但他的性格和原则性，使他对林彪和叶群这种露骨而失去原则的圆场方式明显反感。这种反感是很难当场掩饰的。
“文革”前夕，林彪搞个人崇拜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理所当然地受到罗瑞卿的反对。虽然这种斗争并非出于主动的和自觉的，也并非针对林彪人格的。但罗瑞卿出于一种起码的辩证法常识，出于本身不肯无原则屈从的禀性，使他对林彪提出的过于荒谬的理论一直作一种认真的修正。所以，当林彪大吹大擂所谓“最高最活”，“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的时候，罗瑞卿就说“什么‘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林彪说：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罗瑞卿便说；我同意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突出政治就是要落实到业务上去，大庆不出油，大寨不出粮食，叫什么突出政治?这样的突出政治就没有说服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