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陈独秀与中国托派
作者：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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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反对派”
中国托派终归统一了，陈独秀在托派统一大会的闭幕词中感慨地说：“中国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期待我们，我们应担当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他还让托派中央给托洛茨基拍去电报说：“喜气洋洋地告诉你：你的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将飘扬全国。”然而，无情的事实是，这种表面上的统一，怎么也遮掩不住理论纷争直至组织分裂。陈独秀的期望和信心很快便破灭了。
1932年10月15日晚，因叛徒谢少珊的出卖，患病在家休息的陈独秀被中统特务逮捕，开始了长达5年的牢狱生活。在狱中，他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不大过问托派事务，而忙于“官司”和读书、写作的旧业。但是由于一些年青托派的频频挑战，陈独秀又卷入争论之中。最令他痛心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些年轻的托派竟然置身事外，作壁上观。
1937年8月21日，在全民抗战勃然兴起的背景下，陈独秀被提前释放。他出狱后即投入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在南京、武汉等地发表演讲、撰写文章，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呼吁各党各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陈独秀的这些抗日主张，立刻遭到一些年轻的托派分子的攻击。他们不同意陈独秀所作的“暂时对国民党政府休战”的政治表态，继续荒唐地兜售什么“变帝国主义的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教条，甚至将关乎民族存亡的中日战争曲解为“蒋介石对本天皇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部分，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
陈独秀还在狱中时，便已为年青的托派所排斥。1935年1月，史朝生等人在托洛茨基派来的外国人格拉斯(中文名李福仁)的支持下，召开“上海代表会议”，将托派名称正式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重新改选中央委员会，并令陈独秀、陈其昌、尹宽放弃所谓“斯大林派机会主义思想”，否则将他们开除出党。陈独秀一向反对外国人插手中国事务，他让人转告格拉斯：“外国同志倘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如果他算是国际代表，最后国际必须负责，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儿戏的，特此提出警告。”后来由于托洛茨基的过问，这场开除闹剧才中途收场。
陈独秀对托派中央置民族危亡大计于不顾，仍然鼓吹反对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言论极为反感。他曾给《中央日报》写了一纸申明：“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明确表示不与这些人为伍。当有人劝他回上海重整托派旗鼓时，他表示厌倦，选择了由南京经武昌的人川路线。他沿途呼吁全民抗战：“这次抗战是一个革命战争，全体民众应当帮助政府，世界也应当帮助中国。”并一再郑重声明：“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绝对不怕孤立。”“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陈独秀是个民族情感丰富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对自己的祖国有着殷殷的赤子之情，这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亮点，也是他与其他托派分子的根本区别之处。他清醒地意识到托派高唱的极左高调“只能有助于日本”，“只能有助于希特勒”。他在致托洛茨基的信中坦率地说：
……在战争中，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说参加抗战，而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析得过高，他们的意思或者认为只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讥笑“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向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者主要的究竟是谁。
他以果断而又肯定的语气告诉托洛茨基：“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他表示将不受一切“圈子”的拘束，“重新估计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都包括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廿年余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他喜滋滋地戴上“终身反对派”的帽子，并向友人解释说：“冯玉祥倒过袁世凯，杀过吴佩孚的回马枪，囚禁过曹锟，驱逐过溥仪，反过蒋介石，人称倒戈将军。我和这位将军有些类似，一生就会做反对派，从反满一直到反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