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文物守护神—杨文和
作者：丁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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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出晚归，步行上下班，到馆时间比他早，离馆时间比他晚。每天晚饭之后，立即端坐在书桌前埋头读书写作，常常熬到深夜两三点钟，仍然意犹未尽。这股学习和写作的执著精神，使杨文和心血沸腾，打心眼里佩服得五体投地，对照沈从文，他深感惭愧。从此刻苦学习的热情如干柴烈火在他心中猛烈燃烧起来。这天，他特意拜访，来到沈从文屋内，请教古代绘画《阿房宫图》。沈先生像老朋友一样热情接待他，随即打开《史记》、《汉书》和《唐代文选》等一堆史书，详细讲解了如何正确评价秦始皇统一中国的重大意义及其历史功过，介绍了秦代历史、文化、建筑、《阿房宫赋》的时代背景和清代画家袁耀创作《阿房宫图》的艺术价值与历史意义，还仔细介绍了阅读古文的基础知识，一直讲到深夜。这次讲解，给杨文和的心灵上打开了一道天窗，使他茅塞顿开。
从此，他就拜沈从文为师，茶余饭后，常常当面请教。有时听沈先生讲解一直讲到凌晨，自己都有点累了，但沈先生仍然兴致勃勃地详细解说，从无倦意，这使杨文和反倒不好意思打扰沈先生了。从此，他注意尽可能少给沈从文添麻烦，生怕耽误人家的宝贵时间。他的顾虑不久就被沈从文察觉了，主动提出：你千万不要怕打搅我，耽误我时间。只要有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出来。在沈从文的帮助下，杨文和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一步步提高，不但撰写文物方面的文章，而且主动承担别人懒得动笔的学习、运动总结等写作任务，常常写到深夜，写作能力大有长进，他撰写的文物知识和考证方面的文章也不断见诸报刊。
沈从文对于他一家人的生活也时常关心。当听说杨文和的母亲因家庭生活困难要外出当保姆时，沈夫人张兆和特意买了洗脸盆送过来。当看到杨文和两个儿子要上学了，沈从文特意将自己用的笔筒送过去，鼓励他俩认真读书学习。有了沈从文这个好老师，杨文和在文物知识学习上如虎添翼，学习热情也愈来愈高涨了。久而久之，库房内的文物仿佛有了灵性，渐渐地与他同呼吸、共命运，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国宝在他手中重现异彩
1953年夏天，杨文和参加了北京大学和科学院考古所共同举办的考古发掘培训班，亲耳聆听裴文中、夏鼐等大家授课，并随同培训班一道赴洛阳参加考古发掘实践。他亲自挥动“洛阳铲”，挥汗如雨地钻探挖掘土方，小心翼翼地发掘，虽然只找到一些陶器用具，没有什么重大发现，但他初步熟悉了考古发掘的科学方法、丰富内容和发掘的全部流程。捧着刚刚发掘出的古代器物，他受到极大震撼，心灵仿佛与2000多年前的先民沟通了。此后，他又随专家跑广西、走贵州、下湖南，考察考古发掘现场，更觉得文物发掘、保管已经与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了。
1958年，根据国家文物局安排，为配合大型引水工程施工，由国家博物馆组织人员赶赴河北易县燕国都城(简称“燕下都”)遗址，先行考古发掘。不少人以为，这个遗址30年代已由考古界名人组织发掘过，是别人吃剩下的“冷饭”，不可能有新的发现，热情不高。时任考古队副队长的杨文和却特别认真。他翻阅民国时期的发掘资料，从中看出，当年限于人力物力，只做了有限的发掘，仍有不少遗留工作要做。目前配合大兴水利，工作范围大大超越前人，可能会有新发现，便主动配合队长抓紧发掘，并主动捡重担子挑。考古队需要定期回北京领取经费。一次杨文和骑了40里自行车，赶到定兴县，转乘火车回北京领完钱，顾不上休息，当天就往回返。在定兴县城下了火车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黑灯瞎火的，没想到当地又刚刚下过大雨，满地泥泞，有的泥水甚至没过膝盖，自行车根本没法骑，于是他只好推着自行车，深一脚、浅一脚，蹒跚而行，直到凌晨才返回驻地。人们才惊奇地发现，他几乎全身都浸透了，变成了泥猴。但一想到今天的任务完成了，杨文和早把疲劳和脏累丢在了脑后。
果然，不久就发掘出战国时期的铜龙、陶制兽头、瓦当等一批有价值的文物。一天，天色将晚，劳累一天的队员陆续归来休息。杨文和也十分劳累，但当他听说老姥台村外发掘现场挖出大型兽头碎片时，便立即赶赴现场，跳到3米见方、四五米深的土坑内指导发掘。当他从微弱的灯光下看到坑壁露出大型陶制管状器物时，异常激动，指挥民工小心翼翼拨离周围泥土，终于把两大节举世罕见的战国陶制管道完整地发掘出来。它直径约50厘米，每节长约1.5米，两节管道都有内外扣，能严丝合缝地联结。其中一节出水口还有制作精美的龙头装饰。经专家考证，这是我国也是世界最早的人工陶制下水管道。它的制作工艺考究，坚固实用，生动地说明我国早在2400多年前在城市中就已经重视污水工程建设，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为世界各国专家所瞩目。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看到陶制下水管道十分高兴，伸出大姆指对杨文和说：你可真有眼力啊!以后，杨文和又参加了河南登封夏代遗址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大段城墙夯土遗址和部分瓦片。夏鼐、陈姿德等考古专家赶赴现场，认定这确是一座夏代城廓遗址，虽然部分城墙已被河流冲毁，但对研究夏代历史仍有一定价值。
有了考古发掘的切身体会，杨文和对保管工作更加热爱。不久，领导安排他兼任文物征集组组长。这使他进一步扩大了与社会收藏者接触的机会。他对每个收购信息都极为重视，一次，他收购了一幅明代长城蓟镇图，经过考证，觉得这是明代画师为镇守蓟县长城官吏绘制的实用图册，对研究明长城历史沿革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只可惜有少量缺失，便先后赴蓟县等地，向原收藏者详细了解情况，虽没能找回缺失部分，但进一步证实了他对图册的考证是正确的。为了妥善修复，他把几十米长的图册摆放在办公室走廊中一一核对，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看到图册，惊讶地说：老杨啊，你做了件大好事，这图册太重要了，一定要整理出版，为长城史再添上一笔重彩。
一件碎了八瓣儿的祖传绿色瓷器你们收不收?当杨文和手捧着一封河南上蔡县收藏者寄来的信件时，深知上蔡从商周时期便有十分繁荣的经济文化历史，立即感到它沉甸甸的，很快就与馆内的瓷器专家赶到了上蔡县。看到那件罕见的绿瓷莲花尊虽然碎成多瓣，但一块碎片不缺，他心中异常激动。收购回馆后，经文物专家精心修复，被定为一级文物。这件光彩夺目的大型莲花瓷尊体现了南北朝时期高超的制瓷工艺水平，一摆进陈列室，立即引起专家和观众的注目。
在发掘和保管文物的漫长岁月中，他边干边学，文物保管鉴定知识越积越丰富，他撰写的《淳化阁帖考》、《扫寇将军印考》、《明长城蓟镇图考略》、《中国历史博物馆书法大观》等一批文章和专著也相继问世，受到了文物界同行的称赞。1956年及1975年，他先后随团赴瑞士、日本参加文物展览。改革开放初期，他又作为领队，参加了在南斯拉夫举办的中国文物展。展览期间，他主动为在南斯拉夫访问的原国家主席李先念起草了在参观中国文物展时的发言草稿，并应邀为南期拉夫文化界人士作了题为《灿烂辉煌的敦煌文化》的讲座，到会的200多名来宾，深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