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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南京城墙设计思想探微
作者：杨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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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南京京城城墙(以下简称"南京城墙"),不仅是14世纪初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首都城墙(全长33.676公里),也是目前世界保留规模最大的古都城墙。她以其丰厚的文化内涵和举世无双的形制,受到世人的瞩目。从历史上看,中国古都城墙的形制大多以方形或矩形为主,而南京城墙形制十分复杂,明清两代均不见经传,近代诸种典籍中也少有人论及。近几十年来随着对南京城墙研究的重视和深入,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说法,如:南京城墙"呈非方、非圆的不规则的多角不等边的粽子形";南京城墙沿着皇城区、商业区和军事区的"周边随着地形曲折围合而成,其总平面西北窄、东西宽,呈宫扇形。"也有的文章在涉及到南京城墙形制时,注意了道家对南京城墙在营建时的影响,但未能深入,仅根据道教以壶天、壶中为圣地,以"壶公"为神仙,认为南京城墙建成了"目前所见到的壶状(葫芦、瓶)形态"。笔者试图在元末明初道教文化及与建都相关思想的大背景下,并结合有关历史资料,对南京城墙形制作铅刀一割,以此管见作引玉之砖。
一、明南京城墙设计思想是道家堪舆之术
中国古代都城的设计思想,除了受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条件制约外,还有传统的道家堪舆两点设计依据:其一是风水理论(地);其二是仿效宇宙星象(天)。而这两点依据,又受到来自皇权思想的规范、修订与补充。因此,中国"古都研究的内容相当广泛,包罗有关的各个方面",确是"一门新的学科"。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考察我国建筑后发现:"……城乡无论集中的或者散布于田庄中的住宅也都经常出现一种对宇宙的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以建筑,尤其是建筑群(如城市、特别是古都)象征星宿的设计依据,是中国古代观测天文丰硕成果与帝王利用宇宙星象为政治服务的产物。以"相天察地"营造城垣,不仅史书有载,近代学者也多有考证。《吴越春秋》载:伍子胥受吴王建都之命"相土尝水,相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之八风。水门八,以法地之八聪。"汉代长安城在汉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修筑外郭城后,城市平面建筑图形也呈不规则的轮廓:"北城形似天上的北斗星,而南城形似南斗星,所以人们又把汉长安城称为斗城。"隋文帝于公元582年营建的大兴城,设计者宇文恺独出心裁,完全依照《易》中八卦的六爻作为建都设计的理论依据,"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位贵,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兴善寺以镇之"。由于这些做法增加了皇权天命所授的神秘色彩,能收到巩固封建帝王统治之效,历来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和效法。所以,公元1366年,"上乃命刘基等卜地,定作新宫于钟山之阳"中的"卜"字内涵,当有中国数千年"相天察地"营造城垣的肥沃土壤作为基础。被朱元璋称之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的刘基,自1360年3月应朱元璋的征召,离家来到应天(即南京)至1366年,不仅"动则仰观天象察列宿之经纬,验日月之光华,发纵指示三军往无不克"。还为朱元璋卜宫选址,其间达6年之久,对南京的地理不可谓不了如指掌。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刘基所卜的"新宫",竟卜在一片湖水中,且偏于整个城垣的东部。这与中国古代占卜都城有二点是相悖的:其一,《管子·度地篇》:"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说的是卜地相宅不能居于地势低洼之所;《汉书·沟洫志》亦称:"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其水势所不及。"说的还是卜居不应择低洼之所。古代择都址如此,更不用说择宫址了。因此,刘基为朱元璋所卜的"新宫"宫址,恐怕是中国古代卜都建宫惟一低洼之所的特例;其二,从周公、召公为周成王卜洛邑以降,取"天下之中"营都建宫,几乎成为古代帝王建都思想的定制,而刘基将朱元璋的宫室卜于城垣的东隅,也是有违古制的。刘基所卜宫址的方案,之所以能得到朱元璋的认同,除了中国古代营造都城均需占卜的根因以及南京特殊的地理条件制约外,还与元末明初道教思想在民间广泛传播的历史背景有关。中国历代统治者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过程中,利用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历史由来已久,并随着历代统治者的需要而有所侧重。朱元璋在夺取政权之际,充分利用了民间的道教势力和影响,并为登基大造舆论。借道士之说,称他的祖坟风水好,"当出天子";又称他母亲在他降生前吞食了道士的丸药,故他与众不同;说他在贫病交困之际,得到神人护理照料;更让今人感到荒唐的还有二件事:其一,朱元璋在1367年自称梦游天宫,见到了"道家三清",还有紫衣道士授以真人服饰和剑,于是"明年,即位于南郊";其二,朱元璋在登基前曾举行祭告,称之:"如臣可为生民主,祭告之日,帝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是日"天宇郭清,星纬明朗,众皆欣悦,礼成遂即位于郊坛南"。从而彻底将自己打扮成"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假以道教宣扬"神"的力量,既可填补"草民"朱元璋即将登基称帝内心的空虚,也能镇慑被道教普遍教化的民众心理。朱元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和心态下,认可了刘基所卜"天意"而定的宫址---即便是低洼之所。因此,刘基所"卜",与其说是朱元璋沿袭中国古代择都建宫占卜的旧制,莫如说是朱元璋的"皇权"思想与中国数千年"相天察地"营造城垣,以及元末明初道教文化大背景在南京特殊地理位置和条件下"融合"的产物。
二、明南京城墙形态为天象"南斗"与"北斗"之聚合
刘基等人为了体现朱元璋"皇权神授"的统治地位,在规划南京城墙时,设计思想主要是仿效宇宙天象的投射,并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南京的丘陵、河湖特殊的地理条件,利用南京旧有城垣以及军事防御需要等情况,京城城垣营建的平面图呈"南斗星"与"北斗星"聚合形(图一)。南京城墙"南斗"与"北斗"的聚合形态,具体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从城垣东南角的通济门至西北角钟阜门与仪凤门之间作一划分,南为"南斗六星";北为"北斗七星"。"南斗星"的六颗星座,以聚宝门、三山门、清凉门、石城门、定淮门、仪凤门六座城门隐喻;"北斗星"的七颗星座,以通济门、正阳门、朝阳门、太平门、神策门、金川门和钟阜门七座城门隐喻。这也许是南京设置十三座城门的真正由来。如果说汉代长安城垣的平面图是比较抽象重叠的"斗城",那么明代南京城垣的平面图相对来讲,呈较为具象的"南斗"与"北斗"聚合形。2.由于南京城墙"南斗"与"北斗"的组合,故自然分为南京市区的三大区块:自通济门(不含通济门本身)至三山门为"南勺"市区,这个区域的城墙以条石为主砌筑,城墙上部砌筑少量城砖;自通济门(含通济门)至太平门为"北勺"皇宫区,这个区域的城墙以城砖为主砌筑,某些地段在城墙的下部使用了条石;"南斗星"与"北斗星"的两斗柄之间为军事区。三大区块形成的三条轴线为:"南勺"市区中轴线,为旧城区轴线,以聚宝门为中点向北,至杨吴城壕的北垣;"北勺"皇宫区中轴线以正阳门为中点向北,至今富贵山;南、北两斗柄之间自通济门至钟阜门与仪凤门之间的轴线,将市区与皇宫区分为两个区域。3.南京城墙的"南斗"与"北斗"结合部南端的通济门,其内瓮城呈十分罕见的"船形"(图三)。这种对军事防御并无多少价值的"船形"形状,却与南京城墙南斗与北斗形状密切相关。由于北斗象征皇权,南斗象征百姓,故隐喻着"平民皇帝"朱元璋创建的"大明王朝",与天下百姓"同舟共济"的一种心态。其结合部北端的钟阜门,因正对"龙蟠"之首的钟山,故含有"龙"的文化韵味,在与之相背直线距离不足一公里的地方,设置了仪凤门。这两门取向特殊,城门名"龙凤呈祥"的文化蕴涵明显,当是对"南斗"与"北斗"聚合天下"国之中土"的明王朝都城的一种祈祷。南京城墙"南斗"与"北斗"两星的聚合,蕴含着十分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化内涵。南、北两斗很早就为人们所崇拜,秦灭六国天下一统,秦始皇命建南斗、北斗庙。道书《上清经》将南斗六星的职掌具体化,而后更被神化:"北边坐人是北斗,南边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过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在被人格化的南斗"斗勺内",设市为民居,既符合当时的经济条件和民心的向背,又保护了元末明初南京城最繁华的区域,更重要的是由道家堪舆术隐喻在南京城墙建筑语言中的设计思想,满足了朱元璋秉承的封建帝王皇权"至高无上"、"永为人主"的欲望。广为流传的沈万三筑南京城墙三分之一,为何被安排修筑通济门至三山门一带城墙(即南斗的斗勺,为民所居)的深层文化内涵,也许正在于此。
而北斗更为古人所乐道,由于北斗只绕北极星回转,且居于天体的中央,故被称作"斗为帝车,运于中央"。洪武元年,按礼部所设皇太子位在奉天殿前的引导旗幡,在两侧十二面"龙旗"的护卫下,正中一面就是"北斗星"旗,由此可见,朱元璋等人对"北斗星"文化内涵的认同与推崇。将皇宫设置于北斗的"斗勺内",以喻之尊贵,是朱元璋及刘基等人规划南京城墙时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基础,也是朱元璋的"皇权"思想与中国数千年"相天察地"营造城垣相融合的结果。在北斗"斗勺内"的皇宫区,最为瞩目的要算"三大殿"---奉天殿、华盖殿和谨身殿。朱元璋通过这三大殿的建筑,也隐喻了他的施政纲领和"皇权神授"的思想:"奉天",依照"天"的法令行事,"明人主不敢以一人肆于民,上无往非奉天也。义至精博";"华盖",为古代天文"三垣"的紫微垣中五帝内座上的十六星,《石氏星经》称:"五帝内座是华盖下帝座",取名"华盖"的目的,不言自明;"谨身",是朱元璋登基前后直至"驾崩"的一贯主张,朱元璋认为假以佛、道之论,而"不知修躯,以躯使神,岂不愚人欤"!说的是为"人主"需要修身。他在遗诏中称:"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所谓的"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八个字,也为其"谨身"作了最好的注脚。通过这三大殿的设置,朱元璋将其天、地、人三者的关系维系在了一起,而这正是道家所推崇的一种修行境界。
三、关于"废城"走向及其他
南京城墙的营建,历时30余年,其局部建筑,甚至整体布局都有过变更,最引人瞩目的要算鸡鸣寺后的一段"废城"(图一)。很多人根据《明太祖实录》中洪武十九年(1386)"新筑后湖城"的记载,认为这段"废城"是洪武早期建造,并推测由"废城"向西过鼓楼岗与石头城相接。由于这种推测的结果直接与本文命题相关,故将有关"废城"的初步考证简略附之如下:1.洪武早期建造的南京城范围即四至位置在哪里?特别是"废城"向西过鼓楼岗与石头城相接后的北端,南京城垣是否延伸到哪里?史书只有零星的记载:如洪武四年夏四月"置京城金川、太平二门千户所";洪武十七年"修筑京城仪凤门"……从这些零星的记载中,是可以看出早在洪武十九年(1386)"新筑后湖城"之前,南京城墙就已延伸到"废城"向西过鼓楼岗与石头城相接后的北端了。2.南京城墙延伸到"废城"向西过鼓楼岗与石头城相接后的北端,不仅史书上有零星的记载,我们从这些地段城墙上的城砖铭文中,也多有发现。诸如刻有"洪武四年"、"洪武七年",甚至更早的城砖。从1958年南京城建局对金川门附近城墙内部结构调查表明,那里城墙内部出现的"矮墙"、"小墙",与1998年我们在前湖调查所谓"墙中墙"并初步得出为洪武初年建造,是可以得到互证的。这些实地调查,无疑验证了史书所载的无误。3.既然史书与实地考察,均能证明洪武初年自石城门至仪凤门、金川门一带早于洪武十九年已有城墙,那"废城"向西又会延伸到哪里呢?笔者根据明初南京城北水系走向,以及城墙外侧需有护城河这一特征,初步判断"废城"是延"胥家大塘"(今"台城花园")西侧向西北方向延伸,利用金川河为护城河(图一),其京城整体形状还是属于南斗与北斗星的聚合。我们认为南京城墙"南斗"与"北斗"的聚合,设计思想除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因素外,在传统设计依据堪舆术的"风水理论"与"仿效宇宙星象"中,更多的依据还是后者。从局部看明南京的皇宫布局,是非常壮观、整齐划一的,与京城"不规则形状"有鲜明的区别,它初期取法于《周礼》的"三朝五门"、"左祖右社",但又融入了中国古代天文中所谓"三垣"中"天市垣"的文化内涵,并不断加以增删。
中国古代天文中所谓"三垣",指的是环绕北极和比较靠近我国天空的星象,分紫微、太微和天市三区,由于各区都有东西两藩的星,围绕成城垣的样子,故称"三垣"。紫微垣位于北极周围称之"中宫";太微垣位于其东北角;而天市垣(图二)则位于北极的东南角(选择"天市垣",可能与南京位于中国东南的地理位置有关)。天市垣以帝座为中枢,主要由二十二星组成,成屏藩形状。从天市垣的星象图中,仍将天市垣的东西藩比作城垣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明南京皇宫的整体布局有许多十分耐人寻味的地方:从整体上看,皇宫位于"南斗"北面,符合《石氏星经》所述的方位;由于天市垣东西两藩以战国时期各地诸侯国而命名,故将皇城城垣中除南边城门外,东西北三面分别为"东安门"、"西安门"和"北安门",当有其寓意的。特别在明王朝建国初期,四方战火尚未停息、疆土尚未安宁的背景下,取"安"字是有道理的;之后,对"天市垣"中的"贯索""天牢"在南京的投射,更为突出。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就太平门外建三法司敕称:"太平门在京城之北,以刑主阴肃,故建于此。敕曰:肇建法司于玄武之左,钟山之阴,名其所曰贯城,贯法天之贯索也。是星七宿如贯珠环而成象,乃天牢也。"朱元璋将刑部等司法机构设置在太平门外的目的,说得也很清楚:"若中虚而无凡星于内,则刑官无邪私,政平讼理狱无囚人;若凡星处贯内者,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者,贵人无罪而狱。今法司已法天道建置,尔诸职事各励乃事,当以身心法天道而行之"。
朱元璋、刘基等人在"仿效宇宙星象"的基本设计框架上,在对南京整体布局时,通过京城城墙"南斗"与"北斗"形制上的设计与实施,以及皇宫的安排、取名、太平门外设置"三法司"机构等等寓意,借用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语言,不仅弥补了建都南京时客观存在的一些缺憾,还将自己打扮成了"国之中土"的洞察秋毫的"天神"和"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真可谓用心良苦。
四、结语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诞生在这个时期的南京城墙,不仅是中国上千年城垣建造史的延续,也是明代全国性筑城高峰的前奏。关于它特殊的形制,1366年南京大规模筑城伊始,朱元璋身边的人曾说过:"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制作"。正因如此,南京城墙是元末明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筑城技术的综合结晶,其形制的设计思想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论及的道家思想对南京城墙形制设计上的作用,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随着对南京城墙研究的深入,随着学术研究领域的拓宽,南京城墙很多潜在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将会得到更全面的揭示。
*/【作者单位:南京市城垣史博物馆】(摘自《东南文化》1999年第3期,原文约12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