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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人生
作者：郭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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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有把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过程分为三个层次：阅读，欣赏，研究。这当然很合乎逻辑。但经验也多次告诉我们，真正的欣赏，那是必须在研究了之后，才有可能品得真味，从而达到一个更深的层次。“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对《红楼梦》研究了这么多年，我们究竟品出了多少滋味?看来还得研究下去，以期每臻新境，我们就有一次新的欣赏机会。因此，不妨说欣赏是研究的化境。如果这也合乎逻辑，那么，我们就在这里打破一次常规，暂时把两者的位置颠倒一下。这样一来，研究将被视为前提，欣赏则是一个消化了研究结果的内涵更丰富的阶段。
总之，研究和欣赏是阅读过程中的一对孪生姐妹，她们的魅力在于成双出现，少了一个，魅力将被打上折扣，我们在心理上会产生某种偏失感。
一般说来，在各种各样的文本之中，以形象为特征的文学文本更富有时空感觉和生活情趣，因而它也最富有解读和欣赏的魅力。文学作品在接受者身上引起的效应，甚至于不取决于他的知识结构，而主要取决于他的经验的素质。因此，不识字的老百姓，通过听说书或看戏也能进行艺术欣赏，而欣赏的质量和深度，在有些情况下或者并不稍逊于读书人。这是因为，文学欣赏的天地主要联系着人生的天地。
文学的天地很大，却并非无所不通。它是一道闪电，可以横空出世，如遇到绝缘体，就敛形收迹，漠然而止了。同一部文学作品，有人读了热血沸腾，有人可能觉得索然无味。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导体，一个是绝缘体。当然，这又是比喻，实际情形也许不会这样绝对。但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里说的，颇适于解读文学。其实，它又何止限于文学?倒是因为文学和人生结有不解之缘，所以，在人生领域中固有的现象，也会再现于文学。人们怎样看待人生，也就怎样看待文学；离开人生，谈不上研究或欣赏文学。
但人生还不等于文学。人生大于文学，而文学也常常深于人生。深，这在实际上意味着它已开始突破现实人生的范畴，走向某种程度的“大”了。例如，文学除了表现现实的人生之外，还要自觉不自觉地虚拟人生，即在文学中创造第二人生……。
文学研究和欣赏是一个整体性的范畴，不好随意分割。但为了便于讨论问题，我们不妨暂时把它分成四个层次，然后再给予完整的理解。
一、研究和欣赏的经验层次。只有在这个层次上，研究才显示出它的“高级性”来，因为单靠经验构不成研究。不过，经验仍是进行研究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单靠经验却可以进行欣赏，这样做虽然比较简单，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一般还算可靠。因为文学和经验都由人生而来，就像一母所生。由经验看文学，正如兄弟互看，虽有高低妍媸之分，总因血缘相近，还不至怎么隔膜。我们听说过象牙之塔里出文学，却很少听说象牙之塔里也出经验，这就是因为前者曲折迂回，容易玩弄障眼法，后者单刀直入，不容易玩这些花样。其实，象牙之塔里既不能出经验，也不能出文学。文学原不神秘，它有时似乎很神秘，那是被人们谈得神秘了的缘故。人生才是欣赏文学作品的主要通道。以人生说文学，如平湖荡舟，无所不通；脱离了人生谈文学，就会越谈越玄，文学就成了玄学。
二、研究和欣赏的艺术层次。有人说，我面对的是艺术，纯粹的艺术，和经验或人生没有什么关系。我想，读者的这种看法，主要还是来自作者，有些作者就常常说，他们的作品表现的是纯粹的“自我”，是艺术之宫里的产品，和现实、政治没有什么关系。30年代，也有人这么讲，说他是鸟，爱怎么唱就怎么唱，读者高兴不高兴没关系；说他是花，想怎样开就怎样开，哪怕有毒，读者采了去，上了当，也不干他的事。鲁迅先生当时就批评了这种说法。人究竟不同于动植物，他有高级的神经，有高度组织的社会，他是社会的一分子，何况，他的稿子还卖钱，不能不对付钱的读者负有责任。
如果说，在经验层次上的欣赏凭直觉就可进行的话，那么，在艺术层次上的欣赏，除了需要经验之外，还需要专门的修养。因此，后者也可以说是行家的欣赏。正是在这里，欣赏开始离开了它的朴素阶段，升格为研究。但欣赏之于研究，始终如影随形，相偕而进，既没有降低他的身份，也没有减轻它的责任。
行家，有专门的行家，也有业余的行家。艺术造诣，固然和专业修养有关，更和气质、经历、入世深浅等人生体悟有关。所以，并非只有中文系出来的人才是行家。相反，许多作家并没有受过大学中文系的训练，他们多半受益于生活，从而成了出色的语言艺术家。据信，有些人原为当作家而考中文系(我也如此)，但考进以后，反而距此道愈远。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当作家和艺术欣赏虽非一回事，毕竟也有深刻的联系，因为写得出就能讲得出。重要的是，心里先须有，言之方有“物”。
例如同是对着山水，作家能看出诗意，看出艺术，看出人生中的深刻内涵；而一般游人，也许只是观赏一下良辰美景或地方风物而已。苏轼做黄州太守时，曾到兰溪游玩，他发现这条溪不像一般河流那样向东流，而是逆向西去，便作了这样一首诗：“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苏轼的人生道路不算平坦，这首诗表现的却是一种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人看到这样一条河，也许只是觉得奇怪和好玩罢了，而诗人却触景生情地引发到人生之河上去，十分出色地表现了他特有的人生感悟。再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其中记述他和宾客嬉游于安徽滁州一带的山中，压卷之笔是：“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由于作者“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所以他能看出山景的不同层次：人在山间，禽鸟噤声，此时之山属于人，即属于社会；人去山空，禽鸟知乐，这是把山还给了自然。但此时之山，依然是作者笔下的山，所以它仍然属于读者；因为不经作者点出，我们可能无从捕捉那种人去山空、万籁俱静的空灵感觉。“人知从太守游而乐”，可以想见，这是生活常态或人情之常，譬如没有高山显不出平地；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则突兀而起，真正显示出欧阳修“高山”般的情怀来了。原来太守之乐别有会心，他不自得其乐，而乐人之乐。换句话说，如果别人不乐，他也就没有什么可乐的了。这还不是高山流水一样的高尚情怀?
由此可知，面对山水，存在着“显”和“隐”两个层面。一般人可能只看到它的显性层面，而作家则必须透过显性层面看到隐性层面。这还是说面对的是山水或自然；如果面对的是社会，那情况就更加复杂得多了。我们不是作家，可以不去操心创作过程中的事；但当我们接受作家创作出来的成品时，却必须依次地从显性层面进入隐性层面，这样才是顺乎自然、得其文心，使研究和欣赏成为可能。常常遇到这种情况：有的作品写得直，我们懂了；有的含蓄，甚至隐晦，这就需要费点劲。以现代作家而论，巴金、老舍的作品比较直白一些，而鲁迅和茅盾的作品，则相对比较曲折，何况他们有时还不免用些“曲笔”。这样，我们进入隐性层面的路就更要长一些。
三、研究和欣赏的文化层次。上面讲的，已经牵涉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文化包含着一般知识，知识的多少，自然规范着研究和欣赏的范围与深度。《战争与和平》、《人间喜剧》、《哈姆雷特》等世界名著，至今只能在我国“文化密集区”流行，而不能远播农村，主要也是文化因素的影响。再如我国古代的诗、词、曲，可以说是我国文化的结晶，由于同样的原因，它也不能为世界广泛接受。不但如此，就是本国读者，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最多也只能得其皮毛，很难登堂入室，使研究和欣赏递上层楼，成为真正的赏心乐事。总之，对于某种以特殊文化为依托的文学作品，你掌握了有关知识，它才会对你产生魅力；你不能突破知识的局限，横在你面前的，就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文化问题还涉及到一些特殊的风俗，风俗不通，也会产生研究和欣赏的障碍。十年前，我写过一篇题为《关于走向世界》的文章，里边讲了孙犁的作品，其中说：孙犁作为一代名家，他属于河北，也属于全国，但还不能说属于世界，尽管他在文体和语言艺术上的贡献，并不比有些已经走向世界的作家逊色。他未能引起世人更多注目的原因很复杂，不可单归于文化一途；但特殊的文化背景无疑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我举了《荷花淀》的姊妹篇《嘱咐》做例子。在这篇小说里，他写了一个抗战初期离家抗日的战士，在胜利还乡快进村时，反而害怕走进家门：八年了，老人还活着吗?当时年轻的妻子正怀着孩子，现在怎样了?他家的房子该不是被烧了吧?……这些揪心的问号压得他迈不开步，索性坐下来抽烟休息。看看天色已晚，田野空无一人，他这才走进村，而且在家门口发现了正在关门的妻子。但，意外的惊喜只使他喊出一个字：“你!”而被惊动了的妻子呢，则干脆连这一个字也没有。她先是一怔、张大眼睛、咧嘴笑了笑；接着便转过身去，抽泣起来。这是在历经战乱之后，发生在40年代北方农村的“楼台会”。这里的人很穷，而感情是这么丰富，但这丰富的形式，却又是这么简单，八年的离情，只浓缩成一个字和一阵抽泣。这很符合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性格和传统艺术的特点；一般地说，中华民族的性格是内向的，在艺术上是崇尚含蓄的。《嘱咐》所展示的，正是一种典型的民族文化心态，“岂但是民族文化心态，简直还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心态，走出燕赵之地，例如到了岭南，我怀疑那里的人们是否还能像我们这样贴近地理解它。”“一个民族的心理活动方式是历史铸成的。像《嘱咐》里表现的这类民族感情、民族心态，至少从‘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那时起就已经‘积淀’下来了，用现在通行的话来说，是‘集体无意识’……如果是欧洲人，就不会像这个战士这样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感情。我们很难想象，当他们被战火阻隔了八年，快要看见自己的家时，会坐下来吸一支烟，他们望见妻子时，也不会只说一个‘你’……他们会采取另外的方式见面，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文化心态。”由于这些原因，他们读孙犁的作品，当然会有些“隔”。
类似情况，也存在于萧红、沈从文等民俗色彩浓厚的作家作品之中。独特的民俗文化不仅带有地方性，也带有时代性。鲁迅说，非洲土人不会理解林黛玉，将来的好社会中人也不会理解她，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掌握了必要的知识，化解了围绕着这些作品的那个陌生的文化圈，我们就能欣赏和理解它们；因为研究或欣赏，说到底是将心比心，不消除陌生感，就不能心心相印，或举一反三、左右逢源。记得钱钟书先生说过这样意思的话：研究一国文学，如不置身其中，通晓该国风习乃至种种细节，就谈不上真正的研究和了解。这种情况，就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谈论家事，彼此间有时说半句话或一两个单词，也能达到默契，相互了解。而这时如果适有来客在场，即使他听到了全部谈话，也不免感到隔膜。所有这些，都说明如果没有共同的生活纽带和生活背景，就形不成共同的“语言圈”。而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那个特殊的“风俗圈”或“文化圈”，就是扩大了的语言圈。
风俗一通，不但不再“隔”，还会增加研究或欣赏的魅力与深度。一些民俗色彩浓郁的作家之所以特别受到世人关注，原因也在这里。
四、研究和欣赏的哲学层次。文学表现人生，而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悟道，所以这一层最难。好作品都是某种程度的“悟道”之作，读这些作品，我们会被其中的哲理意蕴所吸引。这些哲理意蕴，可以简称为“诗韵”，因为它是由丰富的生活形象传达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像莎士比亚的剧本、普希金的小说固然可以说富有诗韵，而《阿Q正传》、《堂吉诃德》这样的讽刺杰作也同样富有诗韵，因为体现于其中的哲理意韵至今仍是各国读者咀嚼不尽的精神财富。
我国古代大作家“悟道”的典范一例，是范仲淹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这是作家体念众多志士仁人的博大胸怀而总结出来的名句，是他当日登岳阳楼、追思千古，既超乎“忧谗畏讥、满目萧然”的悲叹，也超乎“心旷神怡……把酒临风”的游乐，而达到的人格的升华。此语一出，千古传诵，九百多年来，不知激励了多少人，使他们的一生过得更丰富、更崇高。
“道”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也具有不同的色彩。前面举的苏轼那首诗，体悟出了人生中十分重要的一面，这当然是积极的；但是，如果有哪位古代作家讲出了另外一种人生感受，我们也不用大惊小怪，只要他是从保护和热爱人们出发，我们仍可接受他的爱意，而善待其消极部分，不然，我们可读的作品就太少了。比苏轼晚生了三百年的明代诗人高启，写过这样一首诗：“征途，人乏马饥。富老不如贫少，美游不如恶归。浮云随风，零落四野。仰天悲歌，泣数行下。”这首诗我们可以说它过于消极了，但应该承认，它也总结了大量的生活现象，其中也含有某些值得重视的哲理。而且，它的调子在悲切中透着激越，一点也不鼓励人们轻浮的生活，而是更要善待生活。如果说它是悲观的。那么，这是思考的悲观，比起盲目的乐观来，它还是更有价值一些。诗，有弦外之音，这首诗的价值，至少有一部分就存在于它的弦外之音中。写诗，是作家的任务；解诗，则是读者的任务。我们必须去捕捉这种弦外之音，因为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否则，我们进行研究和欣赏的层次将要大受影响。
我们的研究和欣赏一旦进入哲学层次，那就来到了一个真正自由而广大的空间，我们就可以在广袤的土地上自由自在地耕耘和创造了。*/【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自《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