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6期
寻找50年前的异国恋人
作者：谭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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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定情照片珍藏了半个世纪，凄美的跨国恋情在时代风雨中化作绝响……50年后，一对恋人重逢在俄罗斯，将一个缠绵的爱情童话携进了21世纪——1999年2月4日，首都国际机场。一架飞往莫斯科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班机滑过跑道升上蓝天。
倚靠在柔软的航空椅上，中国田径队原总教练黄健贴着舷窗俯瞰逐渐变小的北京城，陷入了沉思。
“尤拉(黄健的俄文名)，你在想什么?”陪着丈夫自费前往俄罗斯的妻子瓦莉娅用俄语询问。
“都过去半个世纪了，你说，塔玛拉还健在吗?”黄健操着纯正的俄语问身边的妻子。
“俄罗斯中央电视台‘寻找你’节目主编罗菲娜女士说，关于塔玛拉的消息属‘军事秘密’。我想，其潜台词应该是塔玛拉还健在。”妻子温柔地安慰丈夫。
他们万里迢迢飞赴莫斯科只为一件事，那就是打捞遗落在俄罗斯的半个世纪情缘。在周恩来亲派卫士护送下幼年黄健前往莫斯科
机翼掠过岁月的烟云，黄健的思绪被拉回到20年代末笼罩着白色恐怖的上海。
黄浦江畔，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总部。在当时任中共特委负责人周恩来的安排下，我党许多领导同志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即将分批转移去苏联莫斯科，其中有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黄平的年轻妻子和他蹒跚学步的儿子黄健。
临别时，周恩来对他亲自选派的两名特工再三叮嘱道：不许有任何闪失，否则我们无法向黄平同志交待。随后，他又躬身摸了摸黄健的小脸蛋，亲切地说：孩子，听妈妈的话，你们一家很快就能在莫斯科团聚了。
挥手辞别周恩来伯伯，两岁的黄健和母亲踏上了旅程。经历种种艰辛和惊险后，他们终于越过边境，登上开往莫斯科的列车。
然而到了莫斯科父亲身边，黄健并未拥有一个温馨的小家。祖籍广东中山的黄平是职业革命家，1929年赴苏联列宁学院学习，并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因成天忙于人类解放事业，无暇分一点儿父爱给刚刚抵达莫斯科的儿子。两岁的黄健最初被送进莫斯科瓦斯基诺儿童院，与瞿秋白烈士的女儿瞿独伊、赵世炎烈士的儿子赵施格等中国孩子一起生活。
翌年，黄平夫妇相继归国。黄平临行前来到瓦斯基诺儿童院看望儿子，搂着母语已渐生疏的爱子哽咽着说：“尤拉，你要牢牢记住，你爸爸叫黄平，今后无论我活着还是牺牲，只要你能说出‘黄平’这两个字，就能通过中共党组织找到你的亲人……”
黄健默默地点了点头，泪流满面地伫立在儿童院的栅栏前，远望着父亲高大的背影渐渐消失。他们父子这一别竟然整整21年。
1933年，用苏联人民捐献的血汗钱建造的第一国际儿童院在距离莫斯科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市落成。这座儿童院实行十年一贯制义务教育。黄健从莫斯科的瓦斯基诺儿童院迁移到这里，与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之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朱德之女朱敏等中共要人的孩子成了同学。
黄健生性顽皮好斗，很快被列入“难管教孩子”之列，不时受到老师惩罚，却被同学们拥戴为“小头领”。他学到了俄罗斯民族豪爽侠义的好品格：不打已经倒下的人，不打女孩；不告密，诚实守信等。
在第一国际儿童院里，大家说的是俄语，从中国来的孩子自然而然相处甚密。
有一次，黄健与一位同学下国际象棋，毛岸英在一旁越看越感兴趣，操着俄语对黄健说：“尤拉，我拜你为师，请你教我下国际象棋吧。”“可以，谢尔盖·永福(毛岸英的俄文名)哥哥，我很乐意为你做事。”黄健热情地说。此后，毛岸英利用课余时间跟黄健学下国际象棋。才几天，黄健发现毛岸英进步神速。三周后，黄健已经很难赢毛岸英了，“老师”终于向“学生”俯首称臣。
在儿童院平静的生活中，黄健更喜欢与柯利亚·永寿(毛岸青的俄文名)交往。毛岸青当年在上海大脑曾受过重伤，黄健为此非常关心和照顾他。毛岸青清醒时，黄健就与他一起静静地欣赏优美感伤的中国民乐，读他写的关于童年生活的优美散文。多年之后，黄健仍然认为，如果毛岸青不是有病，也许会成为出色的作家或诗人。卫国战争时期中国学子遭遇俄罗斯爱神
1941年6月22日，正在踢足球的黄健和同学们突然从广播里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全面进攻。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揭开了帷幕。
这年秋天，14岁的黄健考入伊万诺沃市体育专科学校。
1943年夏天，黄健顺利完成体育专科学校的学业，随后在伊万诺沃农学院谋得一份教体育的工作。然而，给大学生上体育课并不是轻松的事情，女大学生对他这个小老师颇有不敬，一上课便嘻嘻哈哈地逗他，无论他怎样装出“威严”的样子也无济于事。此时，黄健并未觉察到有一双秋水般的明眸经常悄悄地凝视着他。
一天早晨，黄健想收拾一下房间，四处搜寻，竟然找不到一把扫帚，便匆匆到女生宿舍去借。他走到一间寝室前，“咚咚”地敲响了房门。
“请进。”屋里传来悦耳的声音。
黄健推开门时一下子惊呆了。房间里伫立着一位漂亮的俄罗斯女孩：白皙的肌肤，修长的颈项，鹅蛋形的脸庞上有一双略带忧郁的淡蓝色的大眼睛，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惊人的美丽。他发现姑娘热情而又专注地看着自己，一时不知所措，笨拙地站在门口，竟忘了自己造访的目的。
美丽的姑娘莞尔一笑，热情地说：“别站在门口，请进屋吧。来，让我们认识一下。”
“我叫尤拉。”黄健自我介绍说，又问，“你呢，叫什么名字?”
“塔玛拉，农学院大一的学生。”
从那天开始，一向并不勤快的黄健包揽了每天清理房间的活儿，当然，每次他都去邻居塔玛拉的宿舍借扫帚，趁机与她攀谈几句。不久，黄健与塔玛拉相爱了。
伊万诺沃郊外的雪野上留下了两位恋人的脚印。
一天，远眺着暮色苍茫的俄罗斯村廓上空袅袅升起的炊烟，背靠在白桦树上的塔玛拉轻轻问：“尤拉，你的祖国也下这么大的雪吗?”
黄健摇摇头。中国，对两岁就离开的他来说是一个谜。他兴奋地说：“我从书上知道，我的祖国有长河落日，有大漠长城，是美丽而又神奇的东方文明古国。总有一天，我要回到那里。”
“尤拉，我跟你回去，做你的中国媳妇!”塔玛拉情不自禁地说。
两位年轻的恋人紧紧相拥。
那时苏联处于战时状态，每人每天只配给500克黑面包和少许肉、油、糖。黄健得知塔玛拉家在乡下，父母又卧病多年，还有哥哥、姐姐，日子过得极为清苦。他决心帮他们一把。于是他主动去为男人上前线的家庭种田，到火车站扛大包。但他发现，干这些重活、累活、脏活，除了自己勉强糊口外，并不能给塔玛拉家里多少帮助。
后来黄健想出了一个能弄到更多钱的办法——卖血。
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后方医院需要大量血浆，医院规定每个献血者第一个月抽430毫升，第二个月抽270毫升。所有献血者除能吃一顿有肉汤和面包的饱饭外，还可以得到200卢布和一些油票、粮票、糖票。黄健第一次去献血时，发现卖血者像一支滚滚而来的逃难大军，早已从采血的小窗口排到医院大门口的街上去了。他每次都要等两三个小时才能轮到。
献过血后，黄健步履沉重地走出医院，将购物券拿到市场上兑换成实物，除给自己留下仅能维持生活的东西外，其余的全送给塔玛拉家。而塔玛拉对黄健卖血之事却一无所知。
有一次，黄健已经好几天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但仍坚持到医院卖血。抽完血后，他站起来准备出门，突然感到天旋地转，随后便失去了知觉。
清醒过来时，黄健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宿舍里，塔玛拉就坐在他的床旁。她满脸泪痕，紧紧地攥住他的手饮泣道：“尤拉，你不该瞒着我去卖血呀!”
“这不算什么，塔玛拉。”黄健安抚她说，“许多俄罗斯人都这样……”
“尤拉!”塔玛拉将美丽的脸庞轻轻地依偎在黄健胸前。
时隔不久，塔玛拉羞涩地对黄健说：“尤拉，送我一件礼物吧，我要向朋友宣布我们订情的消息。”
黄健为难地摊开手：“塔玛拉，你知道，我不过是中国穷学生，根本买不起金银首饰和珠宝。”
“你误解我了。我只要一颗心，一颗象征着你金子般的心的小小信物。”
“明白了，塔玛拉。让我想想。”
数日之后，黄健到伊万诺沃市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又把照片装在一个精美的白桦木镜框里，然后送给塔玛拉。
接过信物的塔玛拉欣喜若狂，深情地说：“尤拉，我将一生一世珍藏这张照片，珍藏这份真情。”凄美的跨国之恋在时代风雨中化作绝响
一场凄美悲怆的跨国恋情面临时代和命运的最后选择。
那年夏天，在莫斯科体育学院读书的黄健登上开往伊市的列车。他得知塔玛拉已经回到故乡的小镇去了，又风尘仆仆地上了开往她老家的长途班车。
当黄健出现在绿茵如毡的放牧草场时，塔玛拉一下子惊呆了。她扔下手中的牧羊鞭，疯狂地向他跑过去：“尤拉，怎么会是你啊!”
等感情的潮水渐渐平静下来后，塔玛拉不无忧伤地说：“尤拉，我毕业分配到西伯利亚一个遥远的少数民族边疆小县。不过从地图上看，离你的祖国可是越来越近了。”
说到中国，黄健黯然神伤的明眸突然迸射出一束亮光。
1946年黄健与蔡和森、张太雷、赵世炎等烈士的儿子及刘少奇之子联名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请归国的毛岸英亲手递交给在延安的毛泽东主席，信中详细地汇报了他们这群红色少年在苏联求学、成长的情况和学成后要求归国服务的心情。毛泽东亲笔给他们回信，语重心长地希望他们努力学习，将来好回国服务。1949年底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莫斯科，小范围地接见了他们。如今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在召唤海外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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