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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１９１１～１９４１年间南洋华侨对中国认同的变化

作者：庄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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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20年来，华侨与抗日战争一直是近现代华侨史及华侨与中国关系研究的两大热点。大多数研究集中在论述华侨如何和多大程度上为抗日战争做贡献以及对华侨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示由衷的颂扬。本文拟就1911～1941年南洋华侨对中国认同程度的变化，也即从萌芽于清末的华侨民族主义为何及如何升华为爱国主义，探讨南洋华侨以空前绝后的牺牲精神参与祖国抗日救亡活动的原因。
　　
　　一、民族、国家、政府、领袖：南洋华侨对中国认同的发展
　　
　　本文的民族主义，指由民族意识唤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态度等，表现为对民族的全面忠诚与奉献。民族主义的最终诉求是(基于同文、同种或共同宗教、地域等)建立民族国家。在民族独立和政治现代化运动中，民族主义一直扮演着整合国家或区域各种政治力量的角色。当民族与国家联结成为一个政治性实体，也即民族国家建立以后，经民族国家领导的有意识的努力，使国民与国家建立起密切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个人对国家(政权或政府)的全面忠诚和奉献时，尤其在外敌威胁下，我们称之为爱国主义。爱国主义需要民族情感的长期培养，正如列宁所说的：“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一种最深厚感情。”根据对上面“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概念的厘定，后者实际上是前者的延续和升华，萌芽于晚清时期的华侨民族主义，在民国后不断发展，到抗战时期升华为爱国主义热潮，其内容都是指华侨对中国本土的认同和效忠程度的加深。
　　华侨社会的民族主义肇基于清朝末年，其主要内容是对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的全面认同与忠诚，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是其核心。民族主义被普遍接受是华侨积极投入辛亥革命的思想基础。
　　辛亥革命时期的华侨民族主义，是中国本土民族主义发展和宣传影响下的结果，其民族主义的诉求，几乎全指向中国本土，主要并非针对居住地的统治者。尽管辛亥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推动南洋华侨对中国的向心力，中国民族主义也逐渐被华侨社会各阶层所接受，但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前，这种向心力和民族主义情感更多表现在“对自己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信心，而不是对中国政府具有信心”。华侨所指望的，是取代腐败的满清统治的民国政府能引导中国走向民主富强之路，使海外人民有祖国的强大保护。然而，先是袁世凯排挤深受南洋华侨拥护的孙中山出任民国总统，孙中山随后发动的“二次革命”又很快失败。北洋政府建立以后，国内军阀混战，南洋华侨的主要家乡闽粤两省兵祸不断，使他们对中国政治的现状深感失望，其民族主义热情受到很大挫伤。尽管在涉及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南洋华侨仍能保持一定热情，但参与运动的人士只是少数中下阶层，并不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新马地区的反日运动也并没有得到印尼、菲律宾等地华侨的广泛响应。
　　1928年，新马华侨为声援国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济南惨案”而发动的反日运动，是南洋华侨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分水岭，或许能看做是南洋华侨从民族主义升华为爱国主义的标志。尽管此次运动与历次反日活动在方式上并没有很大差别，主要是抵制日货、筹赈款、游行示威等，但此次运动对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这是一次广泛而深入的运动，尤其是捐款献金活动深入到普通的中下层华侨群体，热爱中国而不是仅仅热爱家乡的情感由此深入以闽粤籍为主的广大华侨民众中。(二)此次运动经过较周密的组织部署，建立了一个能充分动员华侨社会各阶层的集体领导机构“山东惨祸筹赈会”，这个机构以各社团为基础选举理事组成，确定了一种可以为所有方言集团所接受的理事选举比例，有如抗战爆发后成立的南侨总会的雏型。(三)“山东惨祸筹赈会”由陈嘉庚先生发起并担任主席，在其领导下，该会筹款成绩显著，不到一年时间，已筹到新加坡币130万元，抵制日货运动也从华商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尽管由于殖民统治者的干涉及其他原因，抵制日货未能长期坚持，但反日意识和民族主义却由此深植人心。这次运动奠定了此后陈嘉庚南洋华侨的领袖地位。
　　为赈济“济南惨案”而发动的筹赈山东运动，反映了各阶层华侨民族主义的表现，已不再局限于主要关注于家乡局势，而是以民族兴亡，尤其是以反抗当时对中国最危险的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目标为己任。陈嘉庚本人也走出主要关心福建事务的局限，而以国家命运和民族振兴为其奋斗目标，尽管终其一生，他从未忽视过对其家乡的关怀。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占东三省，中国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尽管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但不少民族志士仍奋起抵抗，马占山、吉鸿昌、蔡廷锴等率部进行义勇军抗日、长城抗战和淞沪抗战，这些抗日活动都得到南洋华侨的有力支持。除了继续进行抵制日货和游行宣传等活动外，南洋华侨对这些抗日活动最主要的支持仍是捐款捐物，尤其是十九路军的沪淞抗战，华侨的捐款约750万元，主要来自南洋华侨。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南洋华侨在陈嘉庚的号召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组成抗日统一战线。1938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电告陈嘉庚，“已委外交部电知南洋各领馆，通知各属侨领派代表到新加坡开会，希筹备一切。”在中国政府和南洋各埠侨领共同推动下，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于1938年10月正式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各埠筹赈会加入南侨总会的有80多个，下辖各地分会1000多个，基本遍及南洋各个华侨聚居区。南侨总会的成立意味着南洋华侨在统一机构的领导下，不分帮派、阶层、地域，万众一心地投入抗日救国洪流中。与以前反日运动不同的是，南洋华侨的抗日救亡活动不再限于筹款，他们或是回国直接参战，或以机工身份回国参加后方支前活动，或深入敌占区刺探情报乃至从事暗杀、绑架等活动，为中国抗日持久战立下了不朽功勋。有关南洋华侨参加抗战及他们的贡献的论著汗牛充栋，此不赘述。我要强调的是，七·七事变以后的南洋华侨，其参与祖国抗日的热情与献身精神及被动员的程度，完全不亚于国内人民，其对中国的认同已与国民认同无二，不但认同于民族，还认同于国家和国民政府，乃至领袖，这是南洋华侨空前绝后的爱国(中国)精神的顶峰。
　　
　　二、宗亲观念、新移民和经济利益：南洋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的内在原因
　　
　　南洋华桥民族主义以全面认同祖国为主要内容，其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什么呢?王赓武教授认为，“南洋华人之所以越来越具有民族主义意识，完全是由于那些事实上生活在他们社会外的人所进行的活动，主要是从中国邀请出来或派遣出来的人所作的宣教工作。”换言之，他认为，南洋华侨民族主义是从中国来的人对南洋华侨宣传教化的结果。巴素则强调华校教育对华侨的中国意识形成的决定性作用。但这类观点并没有回答，为什么会有华校产生，以及为什么华族学生那么容易因教育而自认为是“中国人”。
　　我认为，20～30年代的南洋华侨，本身就具有接受民族主义的主观意愿和现实利益基础。
　　1.中华文化中的强烈的宗亲意识中华文化中强烈的宗亲意识包括崇拜祖先、重视家庭和宗族，是中华伦理观念的基础。梁漱溟谓之中国人社会组织是在家庭基础上的以伦理组构的社会，“是一个大家庭而套着多层的无数小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家庭的层系”。伦理关系表示一种义务关系，“一个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华侨的宗亲意识由重视家庭、家族而家乡，甚至个人价值的体现很大程度上需要得到家族、家乡的认可，所谓“富贵不返乡如锦衣夜行”的观念，迄今仍为很多华人，尤其是第一代华人所奉行。华侨社会依血缘、地缘、语缘而分帮结派，基本上就是其宗亲观念的放大。辛亥革命前，维新党人和革命党人在南洋的宣传活动，其成功之处也在于将华侨这种对家庭、宗族、家乡的认同引导到对中国的认同上。积极投身于祖国抗日运动的南洋侨领陈嘉庚、李清泉、邱元荣、蚁光炎等，无一不是造福桑梓的热心人，他们在民族存亡之际奋起为国家民族命运而抗争，从而成为爱国主义的模范。至于中下层华侨，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华侨，大多不熟悉也无力从事当地的社会、政治事务，在当地无恒产无地位，其移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在家国存亡之际，其对宗亲、家乡的关注，就更容易升华为对中国国家的认同。2.20～30年代的移民潮导致新移民增多一战以后，南洋的经济开发出现热潮，与其相应的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向南洋的移民潮。在1922～1939年间，从厦门、汕头、香港出洋的移民就约550万，主要是前往南洋。这些新移民在国外时间不长，家乡、故国情怀仍然强烈，他们受教育者较少，通晓当地语言或殖民者语言的人就更少了，再加上当地政府对华侨法律身份、政治权力的限制和经济上的排华活动，华侨难以认同当地政权而主观上希望有一个强大祖国政府来保护他们，也就在情理之中。
　　3.南洋华侨与日商的经济利益冲突一战以后，日本迅速向东南亚进行经济扩张。与欧美资本在东南亚经济扩张一定程度上通过与华商网络的合作来进行不同，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扩张是一种由政府推动，试图全面控制从资本投入、原料开发、产品生产、批发零售的所有环节的经济扩张，作为实行这种控制的重要手段，日本政府还设立南洋株式会社，鼓励和协助大批日本人向南洋移民。日本的这种扩张方式，尤其是以日本移民组构东南亚商贸网络的方式，直接威胁和削弱了南洋华侨的经济基础，尤其是损害作为原料组织、产品销售中介人的华商的利益。陈嘉庚当时亦痛切地感到日商的压力，他说，“以前(华商经售)的各项日用品多自日本运来，其后日本训练组织知识分子散布各处，自行销与华侨竞争，(华商)受其打击甚形惨重。”日本对南洋的经济扩张使南洋华侨、尤其是华商感到切肤之痛，而抵制日货成为反日运动最为频繁使用的武器，就不仅只是配合祖国的抗日大业，更重要的是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因此，与维护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以反日为中心的爱国主义，成为更易被南洋华侨接受的理念。
　　4.民族主义的教育与宣传正是由于上述南洋华侨接受民族主义的主观意愿和反日的现实利益关系，民族主义的教化才能结出硕果。研究南洋华侨民族主义产生原因的论述，无不强调侨教、侨刊对民族主义情感催生和煽情的作用，本文主要探讨民族主义的教化如何引导南洋华侨向中国的全面认同。
　　应当说，南京国民政府在对南洋华侨的民族主义教化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国民政府先后颁布约50项侨民教育的政策和法规，规范海外侨教，其关键是将国内教育宗旨作为海外华侨教育的宗旨，要求海外侨校的管理、备案等方式与国内学校基本相同，也就很大程度上使南洋华侨教育成为中国的国民教育。据1940年6月的统计，南洋侨校共2605所，国民政府立案者351所，仅占13.4％。虽然立案学校在数量上占少数，但这些立案的学校多属于师资、设备、经费较好的学校(这也是能立案的条件之一)，在南洋侨校中影响较大。这些向国民政府立案的学校着重培养华侨的中国国民意识。和国内学校倡导三民主义教育一样，“华侨教育目标也是以三民主义为依归。”深受侨教熏陶的华侨学生，其认同倾向，自然不但指向中国，而且指向以三民主义为建国理念的国民政府。
　　反日意识也不断地渗入民族主义教化中。自2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对中国的步步进逼，华社报刊舆论充斥反日宣传自不待言，侨教中也灌输强烈的反日民族主义情绪。如槟城协和女子学校，创于1928年，其校史曰：“1928年(民国十七年)5月3日，日本无理出兵我国山东，发生济南惨案，消息传来，全马侨胞无不义愤填胸，爱国情绪达最高潮，槟城侨胞亦风起云涌，……以为教育为国家根本大计，创办学校培育后代侨胞，实具爱国最高意义，于是本校……创立焉”。1931年9月，国民党中执委常务会议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关于华侨学校课程内容方面，强调要注意“国民移殖和民族主义之关系，……日本南侵和华侨生存的关系”，日本方面的反应是认为国民党以抗日教育深植于华侨儿童心中。因此，很多侨校和报刊在民族主义教化中，强调对中国的认同，尤其是将这种认同引导到对政府的认同上。在振兴民族的教育和宣传中，逐步将民族的敌人定位于日本。在这种教化下，对中国和中国政府的认同与反日情绪的培养相结合，极大鼓动了南洋华侨参与中国抗战的热情。
　　综上所述，20～30年代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发展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的产生，表现为对本土民族、国家和政权的全面认同，这并不仅是外来教化宣传的结果。深植于南洋华侨内心的宗族、家乡本位观念，是其爱国主义激发的基础。尤其是20～30年代主导南洋华侨社会第一代移民，他们与家乡、祖国有血肉相联的关系。日本对南洋的经济扩张极大损害了南洋华侨的整体利益，因此，南洋华侨对中国的全面认同和积极参与祖国抗战，实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础与利益关系。
　　
　　三、对20～30年代华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几点评价
　　
　　20～30年代华侨爱国主义的表现已成为中国宣扬爱国主义传统的典范，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不断激励后人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由于南洋华侨社会各阶层价值取向不一，其对中国认同和参与祖国事务的热情程度也相异。同时，这种以对中国认同为其全部内容的爱国主义，是否是已定居南洋数百年的华侨的最佳选择?
　　1.第一代移民与中下层华侨的爱国热情更强烈上文已论述第一代移民和中下层华侨对家乡、祖国认同的深厚思想基础，而且由于他们在侨居地是弱势群体，对社会不平等和压迫体会更深，更容易被中华民族主义理念所动员，其爱国热情甚至高于富裕阶层。直接回国参战、组织机工回国服务、在南洋抵制日货和组织“锄奸团”等活动的骨干和基本群众，基本属于这个阶层。即以捐款这一理应由富人作更多贡献的领域，华侨劳苦大众作出的努力也不居富商之后。虽然我们也有很多土生华人热情参与祖国抗战的事例，但总体而言，第一代华侨对中国的认同和参与祖国抗战的热情，远过于第二代侨生。
　　2.以中国认同为核心的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发展，促成南洋华侨某种程度的统一这种统一可在两个层面上理解。第一是这种中国认同的一致性，不但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而且是对中国政府的认同。第二是南洋华侨社会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上，尤其是与抗战相关的事务方面有一个共同的代言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由于南洋华侨对中国认同的一致性，第一次使华侨社会产生了各派可接受的领袖人物陈嘉庚先生。南洋华侨社会历来帮派林立，各政治、经济势力与方言集团之间沟壑甚深。陈嘉庚能成为领袖人物，与其个人人格力量(如倾资办学、热心公共事务等)及政治才能甚有关系。然而，陈嘉庚被接受的更深层原因，是当南洋华侨社会的中国认同发展到必须以一致的行动才能有效地效忠于中国时，接受一个统一的协调人也就呼之欲出了。但陈嘉庚作为领袖，很大程度上只是在协调与中国相关的事务上，尤其在筹赈和反日活动事务上。虽然南洋华侨社会本身的组织程度仍很低，但无论如何，陈嘉庚领导下的援助中国抗战运动，暂时缓和了当时南洋华侨社会内部长期存在的各种矛盾，如人民与会党的矛盾、国共两党的组织和意识形态冲突、国民党左右两派斗争、华社帮派争斗等。
　　3.20～30年代南洋华侨民族主义对华侨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影响如上所述，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发展使千百万南洋华侨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全面认同中国，进而为祖国的抗战前仆后继，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华侨社会的团结。30年代末，南洋华侨土生者数量已大大超过第一代华侨，对这样一个已落地生根数百年的华人群体，其民族主义诉求与资源几乎仅用来表达对中国的认同，却缺乏以民族主义意识整合各自为政的帮派，为华侨在南洋的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等权益而团结奋斗。也就是说，固然南洋华侨的爱国热情令人感动，但这种以对中国本土全面认同的民族主义，对于一个最终要长期扎根于当地的群体而言是不全面的，其民族主义诉求，也应当主要用来创造和维护在当地生存、发展的条件。诚然，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南洋华侨高举爱国(中国)主义旗帜也与维护本身的利益密切相关，但晚清以来华侨民族主义的发展，其目标似乎主要用来加强华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认同，却加深华侨与土著群体的隔阂，也更激起当地殖民政权的忌讳，这势必削弱本身与当地社会整合的意念与努力。二战后南洋民族国家建立时，华侨与土著的成见较深，原因之一正是这种局限性使然。很多华侨融入当地社会的困难，除了当地政权设置的障碍外，部分原因也是受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摘自《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