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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军旅小说中“英雄主义写作”的嬗变

作者：唐　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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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人类始，?英雄主义”就存在，并被崇尚着。起初，是缘于生存的艰难和生存的渴望，因为命运会格外眷顾那些勇敢和生命力旺盛的个体。英雄主义成为一种价值判断和道德规范是在人类已经建立起了有序且动荡的社会体系之后，这种彰炳有助于强势集团维护其既有的地位，以及其他群体实现等级提升的愿望。当人们终于可以在审美的层面上看待英雄主义的时候，它已经以集体记忆中的一份组成而被编码进人类的生命基因中了。由“英雄主义”自然引发了“英雄主义写作”，本文试图对新时期以来军旅小说中“英雄主义写作”态势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还原英雄为“人”的努力
　　中国当代文学在新时期取得了异常丰富的创作成就，而所有这些探索和实践都是以“人”的重新发现和阐释为基础的。尤其80年代前后，这一文学活动在军事文学中的呼应是以“军人是人”的命题提出来的。南线战争的爆发将“英雄主义写作”再一次推向了军事文学的制高点，寻找和挖掘英雄的个性特征和人性基础成为这些作品共同的追求。南线战争小说借着战争与英雄、与英雄主义天然的互动关系不但极大地促进了军事文学的发展，而且又一次为军事文学在当代文坛赢得了荣誉。进入90年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南线战争为观照对象的“英雄主义写作”又呈现出另一番令人瞩目的局面。
　　战功卓著的集团冲锋
　　后来的军事文学研究者多把徐怀中发表于1980年第1期《人民文学》上的中篇小说《西线轶事》作为新时期军事文学再度勃兴的标志。《西线轶事》的意义主要在于：第一，它突破了当代军事文学中根深蒂固的“颂歌式”的“英雄主义写作”，写出了普通的英雄、平凡的英雄和不完美的英雄。第二，《西线轶事》不人为地强调理想化的色彩，而是追求英雄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作品探讨了英雄成长的过程，告诉我们，英雄不是天生的。第三，美学意义上的追求。小说立意不做战争的“宏大叙事”，而是要透过一件件最能反映战士内心深处感情活动的小事，创造一个个本色的性格和心灵美好的人。
　　当然，如果今天重读《西线轶事》，我们会客观地检点出作品中存在的这样或是那样的不足，但无论如何，《西线轶事》的价值不在于它写得怎么样，而在于它“写”了，它单枪匹马地突破了军事文学中“英雄主义写作”的重重禁区，为后来军事文学创作狂飙突起式的集团冲锋树起了一面鲜明的旗帜。为此，新时期军事文学，乃至整个当代军事文学都要铭记这个名字。
　　如果说《西线轶事》的出现标志着新时期军事文学的再度兴起的话，那么，李存葆蓄势已久，仅用19天便创作完成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则无疑为当代军事文学赢得了全国性的广泛声誉，并使之继建国初年以后，又一次达到了当代文学事业的巅峰。《高》是一部典型的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英雄主义写作”文本，它表现出的植根于人民心中的磅礴充沛、博大深沉的民族精神和洋溢在战场上的那股动若电火、安如泰山、摄人心魄、荡气回肠的英雄气概，以及体现在生活深处的崇高、奉献、无私和忍耐的优秀传统美德使人们尤其喜爱这部作品。连长梁三喜身上集中体现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宽容、坚忍、英勇、忘我的道德标高。梁三喜的牺牲和血染的“欠账单”的同时出现更强化了英雄的崇高品格，使这个形象成为人们寄托对英雄的期待和对英雄主义的由衷敬意的载体。靳开来的命运中反映出来的深刻的悲剧色彩提升了这部作品的美学意义，使缺少悲剧精神的中国传统的英雄主义内涵得到了丰富。“小北京”是一个出场不多的人物，但是如同一颗划过天际的炫目的流星令人难忘。在将近20年之后的今天看来，这个形象应该成为当代军事文学对于现代化战争条件对新型军人和英雄品质提出的全新的、更高的要求所做出的最早的回应，而实际上，后来的军旅小说创作仍然证明我们在这方面的陈旧和滞后。总之，《高山下的花环》像一辆马力十足的重型坦克，以势不可挡之势为新时期“英雄主义写作”推开了一大片广阔的战场。
　　此后，《凯旋在子夜》、《亚细亚的瀑布》、《雷场相思树》、《山上山下》、《只不过是一瞬间》等一大批南线战争题材小说以集团冲锋的突进和汹涌态势迅速覆及了新时期军事文学的领域，并在当代文坛占领了一席之地。它们的出现完全突破了过往那种僵化、单调、片面和极端突出政治目的“英雄主义写作”模式，以异常丰富的形式为80年代的军事文学创作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然而，南线战争毕竟是一场规模有限的局部战争，它的速战速决不可能为写作者们提供更丰厚的“给养”；同时，作家们的仓促上阵也使他们在思想体系和知识储备上都缺乏将这场战争与更深远的历史背景和更宏大的时代生活相结合的能力。所以，当年那场震动了全国文坛的轰轰烈烈的南线战争小说创作不得不以暂时的偃旗息鼓来等待再次冲锋的号角。
　　再回首，别有一番滋味
　　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尽，但战争的感受和对战争的思考仍没有停止。多年以后，又有一批作家不约而同地重新将目光投向了“南线战争”这一题材。经过时间的积淀，人们对战争的思考达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和更高的视点。
　　长篇小说《穿越死亡》堪称当代战争文学的一部力作。小说对不同经历背景和行为动机的人物集中在一天一夜的短暂而漫长的时间里面所反映出来的战争心理和战争体验做了深入细致的刻画，并用更多的笔墨进一步描述了作为凡人的上官峰们如何经历生与死的相遇以及由此而来的心理和情感的起伏激荡，如何抵抗战争和死亡恐惧对人格的咬啮和鲸吞，同时又如何在冷酷的现实面前苏醒了作为人的意志力和作为军人的责任感，进而如何完成了从怯懦到勇敢、从惧怕到无畏的转化与超越，以及人格的重塑和英雄品格的最终获得。由于《穿越死亡》对死亡主题的重大推进，使得名重一时的“南线战争”小说在创作质量和思考深度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准。
　　徐贵祥的《瞬间越野》是一部成长小说。成长不只发生于青春期，它是一个终身的过程和话题。被戏称为“处女军人”的学生官在来到纳溪河前沿阵地之前不免对战争有些想当然，然而，很快“他”就了解了真正的战争的残酷、无常和非诗意。经过战争的“他”更像是一个“真正的”军人，却也从此与和平生活无法亲近。战争造就了一只雄健的战鹰，却又折断了它用来栖息的双脚。这是个体的不幸还是战争的悲剧?
　　《双兔傍地走》(张卫明)则进一步挖掘了从战场归来的人们，面对和平生活时在内心深处产生的失落和迷惘以及他们纠正这种心理错位所经历的曲折道路和所做出的艰难努力。这些作品所描写的是一个以往我们的军事文学未曾正视过的可以称为“战争心理学”的主题。在这里，作家们试图从个案的角度切进战争本体，直面战争与人的矛盾，寻找战争遗留在个人生活和心灵深处的尚未取出的弹片。在这一点上，他们以创作的勇气和胆识对战争文学主题的挖掘与拓展做出了可嘉的努力。这些作品对战争中个体的生理、心理体验的切入，对战争中死亡主题的观照，对战争后遗症的跟踪探讨不但弥补了当年南线战争文学题材深度上的不足，也使“英雄主义写作”在这一分支上得到了延续。
　　
　　二、唤醒“记忆”的英雄
　　对英雄的向往和渴望是军事文学永远的魅力。南线战争激发了人们心中对英雄的呼唤，人们一方面珍惜那场局部战争所赐予的创作源泉，另一方面，又不满足于这场战争暂时表现出的意义和内涵。当时，“寻根文学”成为创作流行，人们正致力于个人理解中的传统文化的挖掘和玩味，以反拨和补充严重贫瘠了的创作空间和精神世界；同时，逐步宽松、开放的政治环境和趋向多元化的价值判断、审美标准也给了人们重新审视历史、重新看待英雄的可能。于是，对战争和对英雄魅力的趋近，对于文化的思考和再认识使一大批作家们转而向尘封的历史中去寻找英雄。可以划归“新历史英雄主义写作”范畴内的军事文学创作至少包括三个大类：一、寻找“平民英雄”和“民族英雄”。它们试图以“民间话语”的建立重构新的英雄史观和新的文学秩序。二、继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斗争的文学再现，力求从多角度多侧面反映革命英雄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三、重新解读历史，从古代传统事件中寻找寄托现代英雄意识的支撑点。
　　确立民间话语与寻找民族英雄
　　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的出现，仿佛平地惊雷，撼动了整个文坛，撼动了人们对抗战小说和对抗战英雄的几十年根深蒂固的文学观念和价值标准。以此为开路大旗，一大批描写民间抗日活动的小说涌现于文坛。《红高粱》中的余占鳌仍然是一个绿林好汉、四方游侠式艺术原型的变体。但是，《红高粱》给人的冲击力却不在此，而是在于它的文学式样上的尝试和民族精神的张扬。作家在作品中极力渲染出来的旺盛的生命力与坦荡荡的爱欲的碰撞、本能的死亡恐惧和因此而激溅出来的浑厚、坚实的无畏，代表了一种我们失却已久但又渴望获得的图腾式的民族精神。
　　相较于草莽英雄余占鳌的奋起抗日，尤凤伟的《五月乡战》更代表了当时大多数民众的抗日抉择。抗战初期的普通民众大多以为战争不过是一件距他们的生活还很遥远的事情，观望、犹豫、畏惧、愤恨，这些情绪都交织在高凤山和乡亲们的生活中。高凤山的二儿子高金豹的为抗日献身，却是以一种非常情绪化的行为来完成的。在以往的战争文学中，无论高凤山或是他的儿子，都绝对不会被戴上“英雄”的桂冠，但是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又不能不对他们以英雄相视。英雄是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在旷日持久、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些更多的具有民间色彩的抗日图景和抗日英雄们才更反映了中国的民族性和民众性。
　　与抗日文学中民间化的“英雄主义写作”相并行、且同样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是一批反映国民党军队抗战活动的文学创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周梅森的《国殇》、《军歌》、《大捷》等一系列作品。周梅森长于在大量历史遗迹中提炼出可以触摸人类在最黑暗、最悲惨、最无助境况下的心灵和精神的结晶。他们或可义勇、或可怯懦，或可舍身忘死、或可苟且偷生，但无论如何，都让人得到无法回避和无法忘怀的警示。
　　还原革命以真实
　　另一类型的“新历史英雄主义写作”继续挖掘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经历艰苦卓绝的斗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成熟起来的光辉历史。
　　这一类型的英雄主义写作无论在题材的选择和取舍、叙事结构的谋划和搭建、思考的经纬和力度上所做出的突破性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过去几十年间同类题材作品无法相比的。乔良的《灵旗》是最早正视革命历程中的低潮期和失败主题的作品，它亦幻亦真地诉说了取得革命胜利以前经历过的那个几乎被人们遗忘了的血雨腥风、阴云密布的时期。黎汝清的长篇小说《皖南事变》以宏大的架构、开阔的视野、求真的勇气、求实的精神和不凡的气势重新复现、审视和解读了那场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作者挖掘了造成历史悲剧的政治因素、集体因素和个人因素；以及悲剧发生过程中人们不同的心理变化、行为逻辑和互为因果的矛盾冲突。江奇涛的《马蹄声碎》和赵琪的《苍茫组歌》等作品则以充满诗意和审美的眼光聚焦于不无悲壮和惨烈的革命历史过程中，营造出长歌当哭般的气氛；从中我们看到：英雄，并不是常胜将军；革命，也不是一帆风顺。英雄正是鲜血与生命的孕育才得以艰难诞生；革命也正是经历了战火和失败的考验才获成功。
　　承载现代意识的历史车轮
　　历史永远是创作的一口富矿。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也就是五千年的战争史，也就是五千年的英雄史。韩静霆的《孙武》、庞天舒的《落日之战》、赵琪的《穷阵》、徐贵祥的《决战》等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切进了历史，再造了英雄。他们重写历史，是带着现代人对家国、战争、英雄的思考而进行的，又将思考的根须深深扎入到战争本体中去，更多地在理念而不是经验层面上探求战争存在的渊源和定数。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成为多样的载体，承接了时代的律动和作家现时的精神。但是，历史的陌生化和非共时性很容易将这类写作引入两条岔路：一是无节制的虚构和想像以至于与现实的接受脱节；二是过分承担借古抒今的任务而与历史脱节。总的来说，当代永远是现在时，历史题材的书写在得到艺术表现力的自由的同时必将不能占据文学创作的主唱。
　　
　　三、理想英雄的“沙盘操作”
　　在新时期军旅小说“英雄主义写作”中，朱苏进是我们绝对不能绕过的一个人。实际的情况是，朱苏进的写作本身就风格鲜明地自成一派。1982年，朱苏进以中篇小说《射天狼》获得当年的全国优秀小说奖并引人注目。之后，朱苏进凭借一系列作品迅速而顺利地形成了打着深刻个人烙印的、凝结着昂扬英雄主义精神的叙述风格。《绝望中诞生》(1988)是一篇“十字路口”型的作品。这篇小说大致结束了此前朱苏进正面反映军队生活、直接切入军人内心世界和精神层面的“纯粹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写作，转而为他的理想向着世俗的生活中寻求嫁接的土壤。其结果是，作者宣告了自己苦心经营了多年的这条“职业军人”的“英雄主义写作”道路的终结。
　　准备永远引而不发
　　在军旅小说家中，没有人像朱苏进这样严格地将自己的创作视野精确集中于“职业军人”这个在中国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群体身上。如果说勇敢、忠诚、坚忍、无私和敢于牺牲、百折不挠等优秀品质是人们对一个真正军人提出的要求的话，那么，朱苏进早期的目光正是紧紧锁住了在非战争条件下体现了这些非凡品质的军人。
　　袁翰(《射天狼》)的生不逢时为他提供了成为某一类型英雄的土壤。袁翰的动人之处不在于胸怀大志的理想或者高屋建瓴的眼光，仅仅是因为他恪守了一个真正军人的“本分”，这一点就足以使他成为英雄。我们看到，存在于袁翰身上的钻石一般坚硬、纯粹而不变形的精神内核在纷纷倾压下来的生活面前无助而悲剧性地屹立着，闪耀着令人扼腕的光芒，以至于这个形象因为其高度凝纯的军人意识和壁立千仞的精神力度而成为新时期军旅小说中“英雄主义写作”的一个典型，并一再被人提起。
　　中篇小说《引而不发》的题名时常被用来概括和平时代身着戎装身处军营的人们特殊的生存境况。西丹石较袁翰更具有“职业军人”天然的素质；但是他不能忍受部队日常生活中无形的损耗和无谓的等待。西丹石毫不怀疑，阻止自己成为英雄的惟一一道屏障就是：没有战争。
　　西丹石的父亲西帆无疑是一位英雄，使西帆成为英雄的最重要的一剂触媒仍然是：没有战争。数十年一次次地与战争失之交臂的过程中，西帆成为英雄的客观基础在这些过程中一次次地损耗、贬值；但同时，他成为英雄的人格积累也在一次次地垫高、增加。生命垂危的西帆受到将军的礼遇是有理由的，如同一只暮色苍茫的雄狮，比起风驰电掣般的矫健，它从容平静地老去时仍然是一只庄严的雄狮。只是生命中更多了一层苍凉、悲壮的底色。
　　无法在绝望中诞生
　　即使像朱苏进这样一味沉醉于自我内心世界中对理想的军队和军人世界的构建，并坚持独步于这条英雄主义写作道路上的人，他也仍然会遭遇迷惑。尽管袁翰们在作品中实现了自己对于军人的至高至纯的理念，但是因为他们最终无法解决精神与现实的矛盾，无法真正将理想妥帖地放置于生活的某处，所以，他们都是孤独的，而且是巨大的充满悲剧性的孤独。朱苏进的迷惑正来源于这种孤独，这种迷惑令朱苏进忍不住愤懑甚至愤怒了。于是他赋予孟中天(《绝望中诞生》)类似绝望的紧张感和创造力的喷发。
　　随着岁月的积累，朱苏进对自己曾经一往情深的理想英雄的模式发生了坚决的怀疑，以至于在后来的《金色叶片》、《炮群》和《醉太平》等作品中，英雄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变得食人间烟火多了，他们不但随和、幽默，生动、活泼，而且他们还新添了作家赋予他们的两个以往作品中不曾有过的精神支柱：一是有“认父”的转变；二是重新接手“英雄美人”的传统。但是，我们已经很难再从这些漂亮的脸谱上面寻找到作家当年精雕细琢字字珠玑地刻画富有浪漫色彩和理想主义精神的英雄形象时的那份执著、自信和纯洁了。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英雄，甚至看不到“英雄的碎片”了。
　　
　　四、在解构英雄中重塑英雄
　　如果说面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风起云涌高潮迭起的各种文学思潮和创作实践，军旅小说一直未能做出及时的应和而总显得有些沉闷和滞纳的话，那么，几乎惟一的一次“集团参战”的“战例”，是与90年代蔚然成风的“新写实主义”相呼应的以陈怀国、阎连科等人为主力的“军营新写实”。这一写作潮流从旁印证了进入90年代以来人们对于英雄和英雄主义的再认识过程。与此同时，军旅小说中关于英雄主义的写作在对英雄的解构和质疑中重塑着新的多元化的英雄。徐贵祥一直醉心于对和平军营里普通战士、基层干部中英雄形象和英雄主义的发现及表达。赵琪更愿意以诗意的笔调浓泼淡抹出一批有着英雄情结和英雄主义精神内核的普通军人。阎欣宁则从军人对枪的操纵中外射出人物精神底层深藏着的英雄内质。邓一光、项小米等人的作品从更个性的角度再认识了那些战斗在过去年代里的已经被认定是“英雄”的父辈们。他们的努力不是消解英雄，而是在丰富英雄，立体英雄，还原英雄。新世纪来临之际，乔良、柳建伟等推出了现代高科技战争条件下新型军人的楷模。“英雄主义写作”在这些不同风格的创作的协同下，呈现出十分活跃的态势。
　　英雄主题的再坚持
　　对于“军营新写实”创作，人们在经过了最初的文学式样上的新鲜感和价值判断多元化的获益之后，逐渐认识到了这一写作潮流存在的一些消极因素。例如，没有节制地渲染人物阴暗、晦涩的生存境遇和心理状态；停留在个人化细节的合理性表述层面而不能在文化根源和传统思想上完成深刻的剖析；遭遇过分的同情和理解使这些人物一再坠入生存的具象形式中，而使精神内核丧失了发展和提升的可能；在刻意消解意识形态禁锢的同时放弃了社会批判的责任和能力，等等。最终人们不得不承认：任何一个健康发展的时代，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都是不能长期缺席的，更不可能被取缔。人们需要描绘理想以作为现实世界的北斗，人们需要寻找英雄以作为庸常生活的支撑。
　　徐贵祥和赵琪是90年代“英雄主义写作”的两个必须要重视的作家。徐贵祥的中篇小说《潇洒行军》借助了一支战功卓著的炮兵营精简解散的过程，把从抗战草创时的第一任营长到80年代的一个小战士等六代军人集中到同一个场景之下，历史在骤然之间得到了浓缩和提纯，于是有些精神化的东西就像沙里淘金似的发散出熠熠光芒。《弹道无痕》以战士石平阳从新兵入伍到复员退役为线索，串结出了个体命运在与军队利益的不断冲突和磨合中不断被消耗和提升的过程，集中体现了作为整体的军队的品质和作为个体的军人的人格。 与徐贵祥略带忧伤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叙事不同，赵琪的冲淡、飘逸和空静使他在军旅小说“英雄主义写作”中显出颇具中国传统审美意义的别样风格。《走一遍》、《四海之内皆兄弟》、《木鱼童谣》等诉说的都是基层官兵的一些莫奈何的冲突和失意。他笔下的人物并不消极，但也不易冲动，比较有一种道家的“闲逸”之气。 英雄的重新解读 90年代英雄主义写作在多条道路上向着多个方面发展。邓一光带着他崭新的视角为“英雄主义写作”做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贡献，尽管中篇小说《父亲是个兵》中的“父亲”、《远离稼穑》中的“姨父”以及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都出自一个可以统称为“父辈英雄”的艺术原型。关山林们带着昨日英雄的禀性和记忆进入和平且平凡的生活，其间的反差、矛盾和冲突构成了一系列发人深思、耐人寻味的故事。 项小米的长篇小说《英雄无语》无疑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个人化写作”的文本。她从一个几乎前所未有的角度切进了解放前白区地下党员复杂多样的情感世界和他们并不坚固的道德体系。小说自始至终都恪守了“我”这个视角，于是，抛开了以往革命英雄形象的程式和全知的眼光，“我爷爷”为伟大的革命事业所做的出生入死和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并不能抵偿他作为丈夫和父亲犯下的罪孽。在叙述者眼里，这些“罪孽”是不可理解甚至是不可饶恕的。实际上，英雄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至死都没有找到恰当的渠道与亲人进行感情上的交流，不羁的性格和残酷的战争已使他的舌尖僵硬如木，以致英雄无语，即使心底仍有潜流涌动。至少在文学的意义上，“我爷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人格上丰满可信的英雄本色形象。 新世纪的英雄 无论向历史的记忆中寻找英雄还是在和平的日子里挖掘英雄，英雄主义的主题永远都迷恋着人们。当历史走到了世纪之交，现代化的意义和要求已经显现出越来越明朗的光彩，因此，表现现代军人的风采、寻找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英雄被一些作家当做义不容辞的责任。 乔良的《末日之门》对未来战争条件下全球军事力量的格局作了一次虚构的预言，表达了作家对于国家前途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李汉无疑是一个十分虚构的人物，但他以现代战争条件下的新型军人形象体现了作家对当代理想军人素质的追求与呼唤。如果李汉的形象还多少有些“007”的戏剧化和形式感的话，那么，柳建伟的《突出重围》则更像是一场进行时中的真实的现代战争，它使长时间处于歌舞升平中的人们突然意识到和平的脆弱、英雄和英雄主义的不可或缺。范英明和朱海鹏因为身处于现实生活之中，必须面对纷繁复杂的来自于军营、家庭、社会等等各种层次各个方面的矛盾而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突出重围》是一部典型的体现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和塑造军人气质、英雄品质的作品，它的饱满、昂扬的激情和崇高、激越的美学风范使其成为近年来最具有军事文学特点和内涵的作品。小说以盛世危言般的敏锐和警醒使流行了多年的以描摹和玩味和平年代里军人的“农民本性”和“大院文化”等等太平景象为追求的军事文学创作转而重又关注到战争这个永恒的主题上来。 五、历史的意义与未来的期待 纵观新时期军旅小说中“英雄主义写作”的几个波次的创作实践，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作品各自体现出来的文学的价值和文学之上的意义。它们的存在是历史的，因而它们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历史的。我们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对未来寄予期待。 “军人是人”命题的提出 80年代初期的南线战争小说中“英雄主义写作”的最大贡献是将英雄从过去传统中的“高大全”式的形象还原为“人”，并且提出了“军人是人”的命题。具体表现在：第一，从自我意识的追求到英雄品格的实现。这种自我意识不是简单的个人主义，而是在个性的张扬与对英雄主义召唤的呼应中完成个体英雄化的过程。第二，英雄品格中人道主义构成的再认识。南线战争小说率先大胆地涉及了战争过程对生命个体的影响和伤害，战争前提下人们敏锐甚至脆弱的情绪变化，还有敌对双方超出战争使命胜负利益之外的感情的沟通。新时期初年的作家们以思考的勇气和知识分子的良知探入了这些以往军事文学创作中的“禁区”。它们的意义和价值是历史性和开拓性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与80年代前期相比，90年代的“南线战争”小说表现出了一些较为明显的不同：第一，由“外感”到“内察”的转变。80年代的战争小说多数是战争情节的铺排和渲染；90年代的同题材小说则更偏重于对战争中个体的内心世界的搜索和探察。第二，从“粗耕”到“细作”的调整。90年代的战争小说已经超越了80年代强调战争冲击力和营造战场氛围的写作风格，而更注重形式结构和叙述技巧上的完善。第三，从“感性”到“理性”的提升。90年代的作家们因为时空的距离使他们获得了对战争做冷静思考的可能，因而他们的作品显得更加理性、克制和从容不迫。第四，从革命的乐观主义到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深化。 价值判断和叙事观念的调整 “新历史英雄主义写作”在文学创作、审美观念、价值体现和阅读体验上都产生了一些较为醒目的特点，其中，叙事观念上的调整和探求是作品对军事文学最大的贡献。具体来说有三点突出表现：第一，叙事角度和途径的多样化。“新历史英雄主义写作”可以说是军事文学对西方文学、美学理论进行借鉴、移植和融合得最为努力和成绩最大的一种创作实践。这类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的调整，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技巧问题，而且是一个以艺术思维方式转变为基础的创作观念的转变。第二，趋向于纯粹的审美写作。早期军事文学创作的全部目的就是要证明革命胜利的必然性这一主题。因此，创作的过程始终被写作的目的所规范着，作品所描述的故事总是掺杂着许多文学之外的价值判断。而“新历史英雄主义写作”的作家们更多地从文学的角度以审美的眼光与历史发生感情关系，而不是实用地理解和利用这段历史。第三，小说叙事观念的调整直接向读者的阅读方式和审美习惯提出了挑战和新的要求。 “个人化写作”的经典 从朱苏进早期的创作中我们不难发现几个颇有作家个性特征的耐人寻味的特点：第一，创作题材的高度集中和叙事语言的精心设计。朱苏进追求的是理想中完美的军人和英雄，是思想家式的英雄，是为英雄而生的英雄。他笔下的军人是主动地自觉地实现着英雄行为和英雄思想的“内外合一”，他们高纯度地、凝练地集中体现了职业军人应有的一切素质；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作家对题材和人物几近苛刻的选择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果。例如，作品的丰富性和厚度的不足。此外，题材的过分单一容易造成两种结果，一是陷入划地为牢同义重复的泥淖；二是因为难以为继而不得不改弦更张。朱苏进后来的创作证明他没有找到第三条道路。 第二，矛盾对立的结构方式。朱苏进在作品中设置的矛盾对立结构不仅仅是简单的情节冲突和戏剧效果，实际上，作家正是倚重矛盾作为小说展开的惟一动力源。朱苏进对矛盾的偏嗜和玩弄因为矛盾的无法解决而倾向于精神涣散或是妥协，这最终导致了“绝望中的诞生”，直至“醉太平”。 第三，在军旅小说创作中，朱苏进是最有“个人化写作”意味的作家。对此最具典型性的说明是，朱苏进所有的小说无论人物性格走向还是故事叙述结构都是在作家严格的控制之下进行的。这种控制力不是来自于文本自身的逻辑，而是完全受制于朱苏进的主观判断。朱苏进所有作品的人物谱系和叙述图式都是在全力构建作家本人意念中的关于军队、军人和英雄的理想主义大厦。朱苏进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出的强烈的个性化和自我意识发展到极度的自恋，赋予了作家对作品强悍的主导性，这使他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囿于理想模式的“沙盘操作”。然而，当左手与右手的博弈仍然出现了不解的时候，一向冷峻沉稳的朱苏进也免不了在“绝望”中将其理想主义的沙盘打成一地“英雄的碎片”。 多方位的丰富与提高 徐贵祥和赵琪等人对于军营官兵生存状态的描摹以及从中发掘出的英雄主义的内在精神比朱苏进的“英雄主义写作”显得更靠近真实的人情、人性和现实生活，因而更具有阐释和平时期军人英雄主义主题的普遍性意义；另一方面，比起“军营新写实”的作品，尽管他们眼中的军旅生活从来不缺乏这样或是那样的矛盾、挫折和失败，但是他们赋予人物的主体意识和精神力量更多、更高、更强大，因而他们的创作更符合了那个时期人们对于“英雄主义写作”的期待。 在邓一光等作家看来，“父辈英雄”既是现实生活中的，又是文学观照内的，他们的生命历程在与人们的审视目光重新碰撞中激溅出对现实的深刻的参照价值。作家的叙述仍然是冷静、平和、客观的写实风格，但是我们似乎从字里行间分辨出他对“父辈英雄”们性格内质的并不十分确定的犹豫和疑惑。如果过去我们确乎一厢情愿地在有意无意之间简化了历史和神化了历史，那么新时期的作家们在努力地做着反拨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末日之门》和《突出重围》的作者之所以选择了现代战争条件和超现代战争条件为创作背景，应该说是与他们个人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储备分不开的。以他们为例，我们重又提出一个以往论者多有述及的军旅作家学养组成的问题。我们慨叹军事文学的缺乏变化、创新和与当代文坛的脱节、滞后，军旅作家们自身知识结构和知识储备的过于单一和贫乏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值得期待的未来 无论如何，我们发现，“英雄主义写作”从来就没有消失过。英雄和“英雄主义写作”接纳了人类自身潜在的“英雄情结”和“英雄期待”，人们对此的需求保证了“英雄主义写作”存在的可能性。军旅小说中英雄的塑造和英雄主义的张扬，既是社会内动力的指向，也体现了作家的个人价值取向和理想的寄托；同时，还深深镌刻着文化传统和时代风尚的烙印；因此，我们得以在不同的时期看到了不同形式的英雄。新时期以来，“英雄主义写作”作为军事文学成就最大者的无可争辩和不容置疑的事实被写进当代文学的历史。新世纪的开始，“英雄主义写作”将以什么样的面貌继续它的未来之路，这是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和期待的。 【作者单位：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摘自《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季)2000年第3期，原文约14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