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5期
论点摘编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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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霸权”存在重大缺陷
萨奇、刘墨海、张志慧、耿群在《中国外汇管理》2001年第2期著文指出，尽管目前的美元强大地位是一种历史产物，具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即使从“理性”的角度看，“美元霸权”也存在种种重大缺陷。首先，目前经济全球化显然还没有达到“世界货币”所要求的全世界经济周期同步，货币主权还具有不局限于民族情感的重大意义。其次，铸币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无论怎样比较美元化的利弊，铸币税的绝对损失肯定存在。第三，目前美元强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很多国家的政府和居民为了规避风险选择了大量储备美元。但不能排除美元化带来更大风险的可能性。金汇兑本位制下的内在矛盾并没有消除：美国存在巨额的贸易逆差是其他国家持有美元的来源，资本流入是维持美元币值的基础，而资本流入又是以美国经济走势良好为基础的，持续的资本流入将推动美元进一步升值，打击美国的出口竞争力，并使美国的贸易逆差继续增加，而美国经济周期一旦走下行趋势，就将导致对美元资产的信心下降，并从而影响到对美元的信心，美元大幅贬值仍然具有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可能性。此外，欧元和议论中的亚洲货币合作迟早有一天会严重冲击美元，这一风险肯定存在。
明清实学思潮及其意义
步近智、张安奇在《学术月刊》2001年第1期撰文指出，明清实学最初主要是针对宋明理学的日趋空疏衰败，尤其是阳明心学的禅化而提出，至明代后期形成了一股内容深刻丰富、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学术思潮。这一学术思潮，由17世纪初的明末东林学派开其端绪，至19世纪60年代初的清朝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年)遂告结束。这二百数十年间，它经历了三个阶段：明清之际以“经世致用”、倡导“实学”为主要特征的实学思潮的兴盛时期，乾嘉时期实证学风的高度发扬，道咸时期实学思潮的再度高涨。在这一思潮的前后两个阶段中，都把儒学的经世传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为救亡图存而务实革新。而且，从这一进步思潮的高涨而波及的范围而说，由学术而遍及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艺术等领域。从其学术思想的深刻和尖锐程度说，它由批评理学而发展为对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抨击；冲击着旧礼教、旧传统的束缚，闪烁着早期启蒙思想的光辉。
东林非党论
樊树志在《复旦学报》2001年第1期撰文指出，东林书院是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创办的一个以阐明理学为宗旨的学校，在万历辛亥京察中，被一些官僚诬为“东林党”。东林究竟是不是“党”?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天启时期，魏忠贤的亲信卢承钦、王绍徽等人编了《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以具体名单的形式把所谓“东林党”实体化、组织化，作为打击异己势力的一个口实。后世学者不加考辨地接受了这种指称，流传至今。综观创办东林书院的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人的文集，根本找不到他们自称东林书院及其同人为“东林党”的文字。众所周知，政党起始于近代，中国政党的雏形是19世纪末的兴中会，以及20世纪初的同盟会。此前并无政党可言。晚明史上的所谓党，无一例外多是朋党的党。所谓朋党，是指官僚结成的派系，所谓党争自然是指官僚派系之间的斗争。东林书院的创办者顾宪成等人已被革职下野，此时在书院中以讲学为己任，朝廷中的党争与他们有何干系?东林书院何党之有?
东汉末年太学生离心倾向的成因
姚静波在《史学集刊》2001年第1期撰文指出，东汉末年桓灵之世，太学生表现出强烈的离心倾向，他们与官僚士大夫、名士结合，对抗皇权及其依附皇权的宦官势力。具体而言，一方面，太学生于朝堂上请愿抗议；另一方面，太学生于朝堂下清议，针砭时政。何以皇权悉心培养的官僚体制的后备力量——太学生在东汉末年表现出离心倾向?这种离心倾向源于皇权提倡儒学意识形态与维护权力平衡的政策之间的矛盾冲突。皇权提倡儒学本位的教化政策，导致以太学生为代表的“通经”之士的增加；但同时皇权又扶植宦官势力进入官僚队伍，以抗衡外戚及士大夫势力，皇权的两种努力结果相互冲突，太学生向上流动的通道受阻。由于皇权不能有效地解决太学生的入仕问题，引发了太学生的离心倾向。
马头琴源流考
柯沁夫在《内蒙古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撰文指出，马头琴是最富有草原特色和传奇色彩的蒙古族传统代表性乐器。对于其历史渊源、沿革演变，学术界众说纷纭，至今没有统一认识。研究马头琴的历史沿革脉络，认为唐代火不思应是现代马头琴远祖；而作为弓弦乐器家族，宋代马尾胡琴(即弓弦火不思)才是马头琴始祖；蒙元帝国和明清时期逐渐形成较大的潮兀尔族系，在诸多形制不一、名称各异的潮兀尔姊妹乐器中，科尔沁部的潮兀尔，云南大理国的弓弦苏古笃，新疆卫拉特部的叶克勒，一直持续发展，沿袭至今。马头琴的世系应是：火不思——马尾胡琴(即火不思式潮兀尔、弓弦苏古笃)——胡琴(忽雷式潮兀尔、叶克勒)——马头琴。
中华传统节庆的儒学化倾向
赵东玉在《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撰文指出，自成体系且别具特色的中华传统节庆，从夏商周三代时期开始略见端倪，在以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又得以不断积累、完善和升华，成为当今之世世界文化之园中的一朵文化奇葩。在中华传统节庆渐次臻至完善的历程之中，儒学以“显学”的面貌出现，并从汉武帝“独尊儒术”时起成为主流和正宗的文化传统。根据文化学的观点，中华传统节庆可归之于“小传统”和“俗文化”，而儒学则可归之于“大传统”和“雅文化”。于是乎，中华传统节庆即可顺理成章地接受到儒学的惠赐和沾溉，从而形成了儒学化倾向。表现为：在传统节庆文化之中，团圆渗透孝道，祝福氤氲仁爱，欢庆饱蕴乐观，对称孕含中和。
岳飞之死与宋太祖“不杀大臣”誓约
顾宏义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撰文指出，对于宋高宗屈杀岳飞，当今学者大都认为宋高宗违背了宋朝自太祖以来不杀大臣的传统。关于宋太祖所立之誓约，南宋之初社会上似乎广泛流传，但从有关记载上看，其内容颇有出入错讹，时间较早且明确记载“不杀大臣”之内容的是曹勋《北狩闻见录》。一般认为，宋朝在屈杀岳飞之前未曾诛杀过大臣，若大臣仅指文臣士大夫而言，那大体是不错的。但在整个北宋，诛杀武将之事并非没有，如建立“不诛大臣”誓碑的宋太祖就曾屈杀过统兵大将。其实，岳飞被杀与否，与宋太祖“不杀大臣”之誓约实不相干，从宋朝有关史料上分析，此处所谓“大臣”实指文臣士大夫，而不包括武将在内。
中国古代官员腐败的根源
彭勃、陈炳良在《探索与争鸣》2001年第1期撰文指出，公共权力源自于社会权力，任何形式的国家都建立在相应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古代在很早的历史时期就已经发育出发达和成熟的国家官僚体系。中国集权国家从产生之时就表现出同社会相对分离的特性。独立生长和早熟的中国集权国家，与发展迟滞的中国社会的相对格局，对中国政治的演变起到了持久、系统的制约作用，在现代以前的中国腐败问题也与之有深层的联系。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源控制型的政权体制。资源控制型政权在资源垄断方面的优势地位，为其官吏的大面积腐败提供了基础。第二，财政供给能力的欠缺和体制性腐败。这种体制性腐败使中国古代历代政权整饬官吏的活动流于失败。第三，低度科层化的集权行政体系。在官员晋升体制中，上级官员的考察成为主要升迁依据，在评价过程中有较大的随意性。在官场堕落时期，下级官员向上级行贿以求升迁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第四，社会制约能力的薄弱。在缺乏制约的情况下，官员的普遍腐败就成为可能。
康德美学思想对20世纪西方美学的影响
张政文在2001年3月2日《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康德的美学思想不仅对19世纪西方美学意义重大，而且对20世纪西方美学的走向、嬗变亦有着深刻的影响。一、审美判断力与20世纪西方美学的转向。康德借助于先验综合方法提出了审美判断力是美和美感的共同本源的思想，将对美和美感的理解定位于人的主体能力，实现了人本主义位移。而这一美学思想的重大变化又直接影响了20世纪西方美学的转向。这表现为三个方面：(1)20世纪西方美学纷纷通过批判黑格尔客观主义、继承和光大康德的人本主义来建立自己的美学体系。(2)康德影响下的20世纪美学人本主义的一个整体性倾向是非理性主义。(3)与人本主义美学正面发掘、拓展康德的美学思想不同，20世纪西方分析美学的立场则是康德在分析美与美感时使用的先验分析方法在语义分析方向上的反面延伸。二、审美过程与20世纪西方美学的唯美化倾向。康德认为审美判断力现实外化为审美过程。审美过程既无功利又无概念，只拥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受这一美学思想影响，20世纪西方美学出现了明显的唯美化倾向。三、关注艺术与20世纪西方美学的重构。由于康德批判性地阐释了艺术，使艺术成为20世纪西方美学的中心，美从此走向日常化、艺术化、现实化、经验化。
“纯文学”观念需要反思
“纯文学”这一概念是否已束缚住当前文学发展的手脚而丧失了其原先的解放性和批判意义?文学应更为深广地介入社会生活还是应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以维持某种“纯粹性”?记者俞小石在2001年2月22日《文学报》报道了上海召开的一场关于“纯文学”的讨论会。与会者认为，“纯文学”观念需要反思。“纯文学”的提法最早出现于新时期开始时的20世纪70、80年代之交，当时“文革”刚结束，“三突出”、“高大全”、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等错误的观念和教条还严重地束缚着文学，为冲破、批判这些条条框框，作家们开始强调文学的形式、强调语言，从“写什么”转向“怎么写”，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纯文学”这一说法开始产生并逐渐被人们认可。不过，一些学者认为，“纯文学”观念产生意义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作家和评论家不能自缚手脚，要对社会发言，对百姓说话，以文学独有的方式参与到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之中。也有一些评论家和学者认为，“纯文学”观念依旧有它自身的意义，因为文学有其独特性，它确实需要和现实保持某种距离。
新意识形态批评
王玉兰在《文艺评论》2001年第1期撰文指出，在旧的意识形态批评已成为政治意识形态批评的僵化模式之情况下，面对国人由于纷纷向外获取理论滋养而近全盘西化的文化局面，提出新意识形态批评、主张以更为深刻的历史和现实为依据而进行文学批评，是切近文学的特点、切近社会接受心理的特点的。新意识形态批评从理论上思考个体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因此它不仅要关注社会生活的物化形态，同时也要关注艺术和文化的特殊变形，通过敞现艺术以其特殊方式折射的历史和现实、个体与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来达到审美意义上的把握和超越。新意识形态批评之“新”在于：一方面，它涵盖一定的社会历史内涵，呈现出对意识形态理论的表征；另外，从它以人为中介、关注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的生存状态为核心的一面来看，新意识形态批评又必然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审美超越。惟有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实现审美超越，新意识形态批评观才会呈现出它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的本质所在，才能在深层次上揭示人对自身完整性存在的审美体验。
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缺什么
王晓华在《深圳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撰文指出，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存在着三重欠缺：1.对后现代性的片面解读与批评视野的狭隘。如果说现代性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那么，后现代性就是对于这种主体主义的超越。然而，由于中国文艺批评界仍囿于以人绝对为中心的人文视野，在谈及后现代性时仍在重复平面模式、碎片化、主体零散化等词语，将人文关怀与生态关怀结合起来被认为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乌托邦情怀。生命关怀、生态关怀、宇宙关怀意识的缺乏表征着中国当代文艺批评视野的狭隘：仍停留在只见人而不见物、自然、宇宙的人类中心主义层面上。批评视野的狭隘决定了批评主体无法发现批评对象的视野的狭隘，由此而产生文艺批评的失职与渎职现象也就在所难免。2.对经验论的自由主义的偏爱与批评理性的残缺。面对自由主义的多义性，中国文艺批评界实际上采取了避难就易的策略：相对回避以理性主义为依托的自由主义，而更多地吸纳了英美式的经验论的自由主义。与此相应，文艺批评放弃了对个体经验和集体经验有引导意义的价值体系，拒斥“崇高”、“英雄主义”、“使命”等具有超越意义的范畴，转向认同当下文艺批评创作中的深度模式削平、反宏伟叙事、碎片化、袒露欲望等经验主义走向，其结果就是当代文艺批评理性的日益残缺。3.对体系性建构的逃避与批评本体的孱弱。中国文艺批评缺乏原创性的体系建构，并且，批评主体对重建汉语批评缺乏信心和使命感，因而有意或无意地逃避以汉语为本体的体系性建构。
戏曲程式的文化蕴涵与历史命运
郑传寅在《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撰文指出，戏曲程式是一套特殊的符号体系，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广泛而持久的因袭性和不容逾越的规范性上。作为古人对世界的一种审美掌握手段，程式保留了一代又一代戏曲艺术家的经验和智慧，促使传统戏曲走向辉煌，但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暂时性质”。它以屈己从人、率由旧章、循礼守制的社会文化环境为依托，折射出东方民族重视文化传统、顺应束缚的文化精神。随着这一时代的逝去，程式迅速表现出严重的不适——难以适应反映现代生活的时代要求和青年观众的欣赏趣味。传统戏曲中的某些具体程式仍有可能作为“部件”、“语码”进入现代戏曲符号体系。但总体上看，现代戏曲符号体系的建构以张扬个性、追新逐异、飞速发展的时代为依托，不太可能再踏上程式化的老路，而只可能继续沿着淡化程式的方向前进。
李清照《词论》的女性主义话语立场
王昊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2期撰文指出，今人对李清照《词论》话语立场、词论思想基础有两种截然相反的阐释取向：一则认为李清照词学观的本质论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引李清照为王灼的同调；另一取向则认为，李清照论词，全弃儒学道统和陈腐的文学观念不顾，视李清照为柳永的知音。这两种相反的解释，其解析策略却如出一辙。在这一解析策略下的阐释中，李清照《词论》出场言说的角度和言说的声音被取代和掩盖了。实际上，女性意识是李清照《词论》的话语立场的基点，《词论》是词体建构发展至该阶段的对词体内部音乐性和文学性这一矛盾的一种共时性把握，这一把握集中以“别是一家”说兼顾、调和词体内部的这一矛盾的两方面，并因这一把握是诉诸女性视角的而构成李清照词体观念最显著的特征。故从词体的音乐性角度，李清照肯定了柳永的创调之才和柳词“协音律”的实情，而在文学性方面则又从其女性视角否定了柳词“词语尘下”的内容。
诗学对宋学精神的拒斥与背离
李春青在《求索》2001年第1期撰文指出，宋代的文学观念主要有“道体文用”的本体论、“伦理教化”的功能论和注重“诗法”、“句法”的形式论三种，整个宋代文学观念的发展可以说就是这三种观念的相互交织与彼消此长。两宋文学观念在整体上都受心性义理之学的影响，但也始终存在着诗学精神对学术话语的抗争与拒斥。在此过程中，杨万里和严沧浪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杨万里将“味”视为诗之本体，提出“活法”、“师法自然”的主张，开始了对宋学语境中形成的诗学本体论、功能论、创作论的反思，同时也开始了文学观念为维护自身的独立性而对宋学精神的自觉清算。严羽在“诗者，吟咏情性”的诗学总纲下，提出了“兴趣”、“入神”、“悟”和“妙悟”诸说，即通过“悟”的方式使诗人摆脱现实的思维方式与评价标准，从而达到“入神”的境界以显现“兴趣”这一诗歌本体，从本体论和价值论上彻底扭转了宋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完成了对宋学精神的彻底清算，使诗歌回归于纯审美的道路。宋代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史，可以说是宋学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文学审美特性相互冲突和妥协的过程，也就是宋代文人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个体精神乌托邦之间的对立与整合的过程。“以意为主”、“以理为主”及“道体文用”的诗文本体论标志着文化语境对文学独特性的胜利，“别材别趣”、“兴趣妙悟”则标志着文学独特性对宋学文化语境的挣脱，也标志着文化语境自身的某种多元化趋势。
以人为本：新世纪体育发展的基本理念
裴立新在《体育文史》2001年第1期撰文指出，“以人为本”是人类发展观向“发展目标的社会化”迈进的重要一步，即从传统的以物为本位转向以人为本位的发展。作为人类健康事业的体育亦将融入“以人为本”的基本发展理念，并将成为我国新世纪体育发展的指导思想。悉尼是靠“环保”这张王牌获得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的，充分说明“生态奥运”、“绿色奥运”已不是口号，在竞技体育的运动成绩和经济效益之外，人文环境亦成为奥运组织者重要的着眼点。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提出“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三大申办主题，将申办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内涵。为了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人们向兴奋剂宣战，药检将向更加公开、更加负责、更具监督作用方向发展。运动器械设计不断推出高科技产品，以达到有效、安全、舒适、操作简单的目的。人们将体育视作生活的一部分，与休闲相结合。在“以人为本”的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体育将成为一种社会资源，在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1世纪科学技术对文化的影响
吕乃基在《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撰文认为，21世纪科技对文化的影响可以归结为“块”的消融、个体的显现、整体的形成。“块”的消融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在地理上民族、区域文化的消融，一是在内容上各门类间如科技、政治、经济、艺术等彼此边界模糊，相互渗透、消融。科技对文化的影响经由两个途径，其一是科学的诱导效应。科技的每个具体领域将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各自的“真理”，并将随时间而改变。这就诱导文化中的“块”重新审视“块”与“块”之间的分界，也诱导“块”的交流与消融。其二是科学与技术的直接影响。科学直接影响到文化的内容，渗透到伦理、政治、经济、艺术等，也促使它们彼此渗透。宽容、理解、协作、创新及自律与他律，不仅成为21世纪科学而且成为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共同规范。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平台为文化各个部分的交流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也促进了民族文化走向相互间的消融。与此同时，它的重要作用在于促使“个体”的显现。网络的发展在消解一元中心之时，给每个个体平等的地位和参与机会，原来的“块”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个性和差异。个性的显现促使“块”的消融的同时，也在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参与形成新的整体。
《易经》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
李书有、伍玲玲在《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撰文认为，《易经》在历史上被儒家尊为“六经”之首，为道家列为“三玄”之冠，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易经》与《乐》、《诗》、《礼》、《书》、《春秋》具体之学不同，有其深刻的哲学内涵，因而历来受到重视。《易经》是我国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典籍，是用以筮占吉凶的书，用箸草按一定的数字模式推演成卦，再根据卦象、爻象及它们的变化规律来判断吉凶，其中包含着人类的智谋因素，是居于“形而上”的哲理之原，为《乐》、《诗》、《礼》、《书》、《春秋》的理论根据，其作用是无限的。《周易》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典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部典籍。它的影响首先是对哲学的影响，历代的哲学家大多是通过解《易》阐发其哲学思想、建立其哲学体系的。被誉为现代新儒家第一位大师的熊十力其哲学体系的创立也与《易》分不开。《易经》不仅对中国哲学发展产生影响，而且对各个学科的发展都发生了作用，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算术等，可以说“中国一切学术思想，其根源都在《大易》，此是智慧的大宝藏”。《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由《易经》开其端，《易传》集其成，后又经两千年历代发展的易学实为中华文化之根干，并且传播到全世界，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奇书宝典。
教育超前发展的重点应是高等教育
陈玉琨认为，我国“十五”期间教育要适度超前发展战略的制定，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因此，适度超前发展的重点，应该在高中和高等教育方面。经过过去十年的努力，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已达到了相当水平，继续提高质量、巩固普及面仍是今后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但并不妨碍大力发展高中和高等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有许多人会提出如何保证质量问题，对教育质量观要有新的认识。长期以来，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评价往往局限在“内适质量上”，即只注重学术质量。实际上，高等教育的质量既要有学术标准(内适质量)、社会需求(外适质量)，还要满足人的个体发展（个适质量）。教育的价值是广义的而不是单一的，评判的标准也决不是单一的。在加快发展教育时要注意五个方面：数量的增加、条件的改善、结构与资源的优化、适应性的增强和质量效益的提高。(摘自2001年3月2日《中国教育报》金志明文)
如何构建具有研究型大学特色的教学体系
王大中在《中国高等教育》2001年第3、4期撰文指出，研究型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特点是，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所有教师既搞科研又搞教学，而且通过创新性科研，培养创造性人才，把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根据我国国情，构建具有研究型大学特色的教学体系应考虑以下几点：1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科研与教学相结合。学科建设关系到学校的全局，是学校建设的核心。研究型大学多是综合性大学，应利用优势发展交叉科学，培养复合型人才，这类大学应把科研放在优先地位。2加强研究生教育，建立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格局。国外研究型大学都十分重视研究生教育，把重点放在博士生培养上，在校研究生比例较高。我们今后应进一步完善对研究生教育的竞争、淘汰和激励机制，加强博士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培养的质量和水平。3抓好本科生教育，要把改革课程体系、内容与方法作为重点来抓，真正实行学分制，在教改中注重学生个性发展，正确处理个性发展与全面发展的关系。4抓好教育信息化，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和校内网络教学。5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推进教学管理体制改革，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主的学术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师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