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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书文化的探索和破解
作者：叶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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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书又称“女字”，是流传在中国湖南省江永县及其毗邻一带妇女中间的一种独特的文字符号体系。用这种文字符号书写的作品也俗称“女书”。这类作品一般书写在扇面、手帕、布帛、纸张上，有些还绘织在丝锦和花带上。由于这种文字仅在妇女中流传，叙述的都是妇女的事，包括婚姻家庭、生产劳动、社会交往、女红艺术、文化娱乐、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情操等方面，反映的是普通女性的思想感情、生活和审美情趣，不涉及男性生活，一般男子不用，也不认识，因此这种女性文字成为世界文化史和文字史上奇特的文化现象。它产生于中华民族古老而又深沉的历史土壤之中，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景观早已成为国内外学者考察和关注的热点，女书研究已成为文化研究中的一门显学。
一、女书的发现及其研究状况
1.女书的发现。女书作为一种奇特的女性文字曾早就引起一些人的关注，如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江永县文化馆的周硕沂先生就曾收集过这种文字。然而，女书作为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字符号体系并为中外学术界认可和关注，却是80年代的事情。1982年中南民族学院政治系教师宫哲兵在湖南江华、江永一带进行民族文化调查时，收集到一些女书材料、抄件及其录音片段，回校后他将这些材料交给本院严学、谢志民老师鉴定。经研究，谢志民非常惊喜而又极其慎重地认定，这种瑶乡妇女使用的书写符号是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字符号体系，并向学术界宣布了这一发现。自此，女书从偏僻的鲜为人知的山村农家走了出来，立刻成为中外学人讨论的热门话题和关注的焦点。
2.女书研究的论著。女书所具有的传奇色彩和文化价值越来越吸引着海内外学人的兴趣并引起重视。随着女书研究的不断深化，许多学者在女书的族属、源流、体系、性质、产生年代以及女书与汉字的关系等诸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写出了很多有分量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的女书文化专著达20多本，发表的论文达150多篇，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台湾妇女新知基金会1991年1月出版的《女书——世界惟一的女性文字》(宫哲兵编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的《江永女书之谜》(上、中、下，谢志民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的《中国女书集成》(赵丽明等主编)，应该说是目前女书研究中较有影响力的三部著作。另外还有一批专著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李荆林的《女书与史前陶文研究》、宫哲兵的《女性文化与女性社会》、赵丽明的《女书与女书文化》、赵丽明和宫哲兵的《女书——一个惊人的发现》等。女书研究成了海内外学术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女书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
二、女书文化研究中探索的问题
女书文化研究经过近20年的探索，可以说在很多问题上已形成了共识，当然也存在不少分歧。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关于女书的族属。女书的族属，一直是女书研究中争论的热点。陈其光、陈谨等人认为女书记录的江永土话是一种汉语小方言；李荆林、刘志一等说女书是彝族文字；谢志民、钱玉趾、何天贞等说是古越民族的文字；张柏如则认为与侗族有一定的关系；但更多的学者趋向于女书与瑶族有渊源关系。
最先提及女书是瑶族文字的是袁思永。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了袁思永珍藏的女书——《文歌》及其《序》，《序》中说到：“1945年，何晓南持文一纸，云是女读物，系得自田广洞陈中兴，转以赠余，此固求之数年而不可得者。入手展玩，纸色红旧，纵横五百七十四字，字迹秀媚，行列端整，不知出自谁家女手，惜一字不可识，无以解其音义，各地户同化日久，亦罕有能读者。惟观其用笔及造字结构，则与近代殷墟发掘所见甲骨文直是一体，固知流传远自太古，其创造当在篆籀以前。”很明显，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的这篇女书是一首瑶歌，而且是出自瑶家女子之手，袁思永认为这是一种产生在篆籀之前与甲骨文一样古老的古文字。这是女书系瑶族文字的较早的论证。
1983年，宫哲兵发表了《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文中认为女书是平地瑶的一种文字，接着他和严学教授合作撰写了《湖南江永平地瑶文字辨析》，仍将女书与平地瑶联系在一起，引起与会专家的极大兴趣，被称为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廖景东、熊定春的《试论女书与平地瑶的关系》一文，从女书的流传地域和使用范围等方面进一步考证女书与平地瑶的内在关系。另外赵丽明女士等在《城步大瑶山妇女使用的符号文字调查经过及讨论》一文中试图通过江永女书与城步大瑶山瑶族妇女现在还在使用的符号进行对比研究，以揭示女书与瑶族的渊源关系。在国外学者中，日本的小幡敏行和百田弥荣子也分别论证了女书与瑶族的关系，认为女书是平地瑶文字。
2.关于女书的产生年代。女书作为一种文字符号体系产生于何时?这是目前女书研究中重点探讨并极具争议的问题，主要有四种观点。
(1)女书字符产生于史前的刻划符号，与甲骨文同步甚至还早。珠海市博物馆李荆林在其《女书与史前陶文研究》一书中，通过女书与陶文的对比研究，认为女书与陶文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时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株洲工业学院的刘志一在《江永女书溯源》一文中认为女书的基本字符来源于古夷文。江永县文化馆的周硕沂也认为女书是产生于尧舜时期的部落文字。
(2)谢志民早期曾认定女书产生在与甲骨文同时或更早，是商代一种古文字的孑遗。后经进一步研究认为女书拥有自己不同于当地任何村庄口语的语音系统、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女书系古越文字的孑遗与演变，是南方远古民族文化的缩影。
(3)女书产生在唐宋时期。江永县县志办刘志标在《试析江永女书与瑶族的历史渊源》一文中，推论女书产生于瑶族社会早期，成熟于晚唐时期。陈其光也曾根据女书字符中很多来自简化汉字的现象推测：“女书文字产生的时代不会很早。”张公谨在《女书的文化意义》一文中从女书文字构造的复杂性推论：“这种文字从产生到完善至少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而这个观点正与女书产生于唐宋时期的观点相吻合。
(4)女书的产生不早于明代。宫哲兵在《女书时代考》中从史志记载、女书反映的内容和女书传人各个不同的角度分析，得出女书产生于明末清初的结论。由于目前明清以前的女书材料没有任何发现，这种观点得到相当一部分学者的认同。
3.关于女书与汉字的关系。女书与汉字有无关系的问题，研究者持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1)认为女书与汉字的楷书有内在联系。主要根据是：女书文字记录的语言为汉语土话，另外女书书写字汇中尚存在大量与汉字楷书类同的字符。持这个观点的又分为两种：其一，以赵丽明、周硕沂为代表，认为女书文字是汉字楷书的变体；其二，以宫哲兵为代表，认为女书文字是瑶族妇女参照汉字楷书创造的。
(2)认为女书文字在发生学上与汉字楷书无关。这种观点主要以谢志民为代表，其主要根据是女书文字与普通汉字在结构上有着根本差别，女书笔画形式简单，只有点、竖、斜、弧四种类型。字符形体多是斜体菱形和正体长方形。谢志民从文字基本结构上论证，因此他的观点有一定的说服力。
4.关于女书的流传范围。女书发现早期，由于女书传人高银仙、义年华、阳焕宜等大多集中在江永县上江圩一带，由此不少人认为女书流传区域仅局限于江永上江圩和道县相邻一带，范围不大。然而随着田野调查的日益广泛，尤其是中南民族学院女书文化研究中心成员2000年暑期又一次深入到湘南、桂北几个县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湖南江华、道县，广西富川、灌阳等地都有女书流传的痕迹，女书流传范围远非过去所认定的区域。实际上宫哲兵早在1982年也曾在江华瑶族自治县的平地瑶村寨中发现了女书流传线索。他当时在江华上游公社调查，许多村寨的瑶族同胞向他反映，他们那一带有女书流传，只是没收集到实物和找到女书传人。当中南民族学院女书文化研究中心考查组去年专门到江华、富川瑶族村寨进行语言调查和实物考察时，的确得到了一些相当珍贵的女书实物资料。这说明女书不仅在江永，而且在邻近的江华、富川等瑶族村寨中曾普遍流传过。*/
(摘自《寻根》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