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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家族：老照片记载百年沧桑
作者：王晓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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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篇文章，找到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赵珩。闲谈时得知，他是清光绪年间封疆大吏赵尔丰的后裔。于是在那间溢散书香及先辈遗泽的书房中，他向我讲起家族往事。
一门三进士弟兄两总督
从晚清到当代，五代赵氏子嗣与文史结缘，为发展民族文化事业倾注心血
先辈们留下的书翰墨宝，在赵珩看来是重要财富。当他把赵氏族谱、曾祖父的印章、祖父编写过的剧本、父亲少年时的日记、母亲画的工笔画拿给我们看时，虔敬之情溢于言表。
早在１９世纪，赵珩的高祖文颖就是清道光乙巳科进士、四品衔知州。至今在山东泰安城西迤北，尚留有一处纪念其高祖母李氏的“奇母地”。而他们的四个儿子更是青出于蓝，也都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或浓或淡的一笔。
老大赵尔震，同治甲戌科进士，因修缮西陵工程被擢为工部二品衔。
老二赵尔巽，字次珊，同治甲戌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安徽、陕西等省布政使，护理山西巡抚。１９０３年任湖南巡抚，是年冬他奏准将湖南阜湘、沉丰两矿务公司并为“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垄断全省采矿炼砂之权，以抵制外国侵略者攫取湖南的矿权。后历任户部尚书、盛京将军、湖广总督、四川总督、东三省总督，一品衔。他倡导教育改革，将长沙所有书院改为新式学堂，王光祈等革命志士早年读书时曾受到赵尔巽的资助。１９１４年，北京政府委任赵尔巽为清史馆总裁，领修《清史稿》，１９２７年出版，后来成为《二十五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老四赵尔萃，字小鲁，光绪壬午科进士，曾任知州，三品衔。四兄弟中，赵尔萃的才华最为出众，泰山路上的题咏不少出自他手。他也是著名收藏家，自号傲徕山房主人。不想天妒英才，４０岁的赵尔萃英年早逝，可谓是文学的遗憾。
老三赵尔丰，也就是赵珩的曾祖父，他虽是举人，却不仅在文学方面颇有造诣，且对中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有重要贡献。他的历史功过，虽历一个多世纪，仍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话题。
褒贬无定论 功过有史评
赵尔丰虽为道员出身，却做到封疆大吏；虽在西藏和西康地区击败英军、施行新政，却又因武力执政遭人谴责
１９０５年３月，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巴塘地区推动垦务遇害，四川总督锡良派赵尔丰招募兵勇，进驻巴塘，以作整治藏政后援。
这是赵尔丰参与西藏事务的开始。
在川藏边地，赵尔丰用武力作后盾全力实施改土归流，改革川藏边政，把以前为西藏土司掌管的事物交由清廷流官负责。其治藏过程非议固多，但整治确见成效，对川边社会经济发展有积极影响。
１９０８年，赵尔丰升任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次年率兵入藏，驱除了英军在西藏的势力。后来，民国政府便是凭借赵尔丰在该地设县的基础，与英国斡旋，力争国土，挫败了英国分裂西藏的企图。１９２８年西康建省，改土归流的成果至此尘埃落定。
１９１１年，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后，清政府派赵尔丰接任，署理四川总督兼川滇边务大臣，正一品。期间，赵尔丰曾经镇压过保路运动，制造了成都惨案。武昌起义不久，成都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赵尔丰被新任都督尹昌衡处死。
作为一名历史人物，其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说。对于赵尔丰，一般多持贬义，大概是与其镇压革命运动有关。但也有学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他在川边所作出的政绩应得到客观评价。
近代学者章士钊早在１９２７年创作的诗卷《将军叹》中，即对赵尔丰整治川边的功绩及其军事才能给予肯定。著名历史学家尚秉和曾指出：“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著功若此（赵尔丰）者。”在西康省工作过的贺觉非曾著书写道：“……赵本人亦明敏廉洁，办事公正。犯法者虽近亲不稍恕，康人多信服之。”近代著名学者李思纯也说：“金沙江以东十九县尚能归附，皆清季赵尔丰之余威。”当代学者吴丰培认为：“清代末季，贪墨成风，封疆大吏，类多茸，以逢迎为能事，掊克成例习，于是政毁军败，民益穷厄，国运日蹙矣。赵尔巽、尔丰毗季同时为四川总督、川滇边务大臣，故尔丰得四川之资助，练兵筹饷，均能有求必应，对川边之改革，颇有作为，世称能吏，固当时昏昏中之昭昭者。”赵尔丰的生平，被他的二哥赵尔巽以春秋笔法纯客观地写进《清史稿》，而过了半个世纪以后，又由赵尔丰的孙子、赵尔巽的侄孙赵守俨来主持标点校勘这部史书。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史学史上的佳话。
谦和一学者成就两工程
一个人一生难得做成一两件有益于后世的大事，而赵守俨却做到了
赵尔丰共有三子，第三子，名世泽，字叔彦。赵世泽生活的时代正处于军阀混战和日寇入侵之时，虽风流博雅，却也只能以收藏鉴赏、临池顾曲自娱。这位著名收藏家在戏曲和书法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对独子赵守俨的教育十分重视，认为中国的旧学传统不可废，而西方语言文化也不可不学，因此赵守俨没有上正规的高小和初中，而是就读于北京的美国学校和天津的圣路易学校，成绩非常好，在英语口语和阅读能力以及西方文化方面有了良好的开端。同时又在家中接受《礼记》、《尚书》、《诗经》等中国传统式教育，在经学和史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１９３７年７月，赵守俨１２岁，随父避居天津。当时他正师从瞿润缗先生，一天上课时突然传来北京沦陷的消息，师生在书房中痛哭失声。赵守俨在日记中写道：“……平生第一次有国破家亡之感。”以至到后来，赵守俨给赵珩讲都德的《最后一课》时，依然是那样的激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定居美国的堂叔赵世辉（赵尔巽之子，张学良之妹婿）几次提出接赵守俨去读书，但终于未能成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赵守俨眷恋故土、难舍祖国。
如此的情操和家学使得赵守俨无论文学底蕴还是治学态度都在中国文史界堪称典范。
新中国成立后兴建了一系列古籍整理文化工程，其中有两项是整理出版标点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历时十数年。赵守俨从始至终是这两项巨大文化工程的实际主持者。
６０年代初，“二十四史”的标点、校勘工作正式启动。中华书局先后从全国各地抽调了郑天挺、邓广铭、白寿彝、启功等许多史学界名流组成工作组，赵守俨任副组长。直到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二十四史”点校的相关负责同志都被送到了干校学习，整理工作才被迫停了下来。
但是赵守俨在干校才呆了一年，就因毛泽东主席的一道命令被接回北京。赵守俨始终不能忘记：中央派人连夜把他从咸宁向阳湖送往机场，回京不久就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在中央领导的直接关心下，“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
赵守俨在治学思想和研究方法上服膺陈寅恪和岑仲勉两位先生，而考据的功底又颇有清儒遗范。他治学的最大特点是善于从正史、笔记及各类史料中发掘出能够反映唐人社会生活、精神风貌乃至政治关系的相关内容。他利用笔记小说材料和敦煌考古文献写成的《唐代婚姻礼俗考略》和《唐临川公主墓志记事考索》等文章，正是这方面的力作。尤其是《唐代婚姻礼俗考略》一文，至今仍是学界有关唐代婚姻礼俗研究的代表作之一。
赵守俨是著名古籍整理专家，又是第七、八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但在朋友及学生眼中，赵守俨为人宽厚，温良恭俭让，处处替别人设想。他博识洽闻，却一向谦虚谨慎，从不以专家自居。赵守俨的老友王永兴在“文革”期间曾受过他的帮助，感念至今。对于赵守俨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３日的病逝，他在悲痛之余写道：“我失去了一位终生益友，国家失去了一位有重要成就的出版家。执笔凝思，悲伤凄恻，不能自已。”
博杂入化境执著承祖传
对古都文史、诗词戏曲、集邮、收藏赵珩都颇有见地，完全是位文化杂家
就像当年赵世泽不愿意让其子赵守俨搞文史一样，赵守俨也不希望其子赵珩从事文史工作。赵守俨认为赵珩应当学习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理工课程。但是秉承了祖辈传统文化基因的赵珩，虽然在医道上工作和学习了１１年，终因兴趣所致，转行文史。
１９７１年，赵珩因病离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回到北京，“赋闲”在家，开始用“竹简斋本”尝试着点读《前汉书》。就这样，在不知不觉的一年半时间里，他硬是把这本史籍点读一遍。后来他又摸索着点读《史记》的纪、传部分，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史之旅。
对于中国文化，赵珩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文化本身是两个概念：一个是文的概念，一个是化的概念。文化的化，是一个传承、发展、演变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值得提倡和应该弘扬的。
赵珩生于北京长在北京，对北京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都有着魂牵梦绕的依恋之情。他总是说，北京文化并不仅仅就是市井文化的代表，不是一串糖葫芦、一碗豆汁就能把其中内涵说透的。它是一个多元性的文化，既有宫廷文化、士大夫文化的背景，也存在着市井文化的烙印；既有“下里巴人”的通俗，又具备“阳春白雪”的高雅，既汲取了国内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精髓，还海纳了其他国家的先进文明。北京文化应该是“谐而不谑、俚而不俗”，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结晶。赵珩十余年来从事北京文史方面的编辑出版工作，曾标点整理过《琉璃厂杂记》，并著有《老饕漫笔》等书。
赵珩喜集邮，且颇有成就，获过不少奖项。全国集邮联有几十个学术委员，他是其中之一。他负责编辑出版了第一部《中国邮票全集》，６卷５册。虽然当时有不少禁忌，但这本全集却有大突破，一些在台湾都难以面世的邮品也有收录。
赵珩专集动物专题。全世界共出过三万余种动物邮票，他就有两万八千种。赵珩集邮一不要复品，二不为发财，三不遗子孙，就是为喜欢。“文革”期间，赵珩被迫把邮票烧掉，以一篇散文《花花绿绿的小纸头》来作纪念；忽然间感觉到，童年时代的一扇门在那一瞬间关闭了。到医院工作后，他再一次做了彻底清理，把剩余的邮票都送给一位老大夫。可是后来，文化的春天里万木峥嵘，经不住诱惑的赵珩在１９７９年“东山再起”，而这一次却是一发而不可收了。
赵珩与王世襄、朱家等老先生是忘年交，他常常感动于老先生们对于生活最为平实的追求。他常说，老先生们都是名人、大家，但他们从不以此自居，反而过着比一般人更为朴实的日子。王老先生喜欢养蛐蛐、蝈蝈；朱老先生喜欢唱戏。也许这在别人看来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但他们却乐在其中，很真实也很快乐地生活着。
“也许有我这样经历的人不多。我可能是个唯美主义者，凡是美好的东西都愿意接受。我不算勤奋，很多东西从兴趣中来，有点儿小聪明罢了。我活得很真实，从不会包装自己。有不少和我一样家庭背景的孩子，成了纨绔子弟，没什么大出息；也有的人，比我用功努力，但条件所限，或者说是机遇的缘故，也没能获得成功。有人说我命好，我不否认；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那就是对自己的家世、对自己拥有的一切懂得珍惜。”
赵尔巽、赵尔丰、赵守俨……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记载着一个家族百多年来的历史。虽然那些旧事对我们来说太过久远，但当它们一如古书被翻开，我们就会感到：整个民族的历史，正是由这般一个个家族史构成；而一个个家族的荣辱沉浮，又与国家的兴衰强弱密切相关。
赵氏家族依旧延续，延续在我们伟大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
（《中华儿女》２００２年第１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