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饱经沧桑郑凤荣

作者：王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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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天天渔港酒店。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７日上午１０点一刻，６５岁的郑凤荣在“郑凤荣首创女子跳高世界纪录４５周年”大红条幅下手捧讲稿，望着满堂嘉宾高朋，激情难抑地说道：“今天是１１月１７日，在４５年前的这个时间……”
　　在４５年前的此时此刻，２０岁的郑凤荣以１．７７米高度，打破美国麦克·丹尼尔创造的１．７６米女子跳高世界纪录，成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第一只报春的燕子。
　　
　　４５年前的“剪式”一跃，震惊了世界。成长过程中，她始终不忘周总理
　　
　　郑凤荣出身于山东济南一个家境贫寒的市民家庭，生父叫郑家怀。小的时候，家里留给她最深的印象，是母亲拉扯她姐弟两个孩子所受的艰辛。大冬天里，为了买一节烟筒，母亲四处借钱。
　　郑凤荣从小长得苗条，特征是腿长，特点是不仅腿长，而且心高。自打上学后她便憧憬着将来当一名海军，穿着白制服飘荡在碧蓝的大海，或者是当一名穿白大褂的大夫……她在连蹦带跳中所想的里面什么都有，惟独没有跳高。
　　郑凤荣开始练跳高是在已１６岁的中学时，得益于一位至今令她难忘的“冬天穿得很薄，身体很好的体育老师”。上体育课练跳高时，面对那么高的横杆，别人怎么跳也跳不过，可惟独她一抬腿就轻松地过去了。同学们都笑夸她有能耐，期望她将来当全国冠军，要能破世界纪录当然更好啦。但校长却对她的跳高成绩不屑一顾。他认为她迷恋跳高是不务正业，不支持她这一点。但当郑凤荣对我忆述到此时，我注意到，她对当年校长所持的反对态度，充满的却是敬意。
　　郑凤荣开始代表学校和市参加比赛后，立刻引起体育界注意。天津体训班和上海的华东体训班想马上招她为徒。从未出过远门的郑凤荣原打算赴离济南较近的天津，但报到的地点却是上海。妈妈一见她拎起皮箱真的要走了，哭得更厉害了。她当然也哭了——在她后来赢得的掌声和鲜花里面，除了有她付出的血汗外，一直有她的眼泪。
　　到上海后才知道天底下竟还有比济南更漂亮的城市的郑凤荣整日与草垫为伍。在那个条件艰苦的体训班里，最后坚持下来并能达到举腿腹肌３０多个的学员，惟有郑凤荣一人。
　　外号叫“仙鹤”的郑凤荣从上海的草垫上开始了真正腾飞。１９５４年以１．４５米的成绩打破女子跳高全国纪录。
　　到１９５７年，郑凤荣已成为中国体育业冲击更高目标的希望之星。
　　那时，正值中国和世界政治局势激烈动荡之际，国际上的反华浪潮铺天盖地，国内的“反右”运动也已山雨欲来风满楼。在这个时刻，有一个人对郑凤荣的关心和鼓励影响了她后来漫长的人生。这就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２０日，在郑凤荣打破世界纪录一个多月前，中苏友好田径赛在北京体育学院举行。周恩来专程赴赛场观看。
　　“本来比赛顺序是男跳在先，临时改成女跳先进行了，但其中原因是不是因为有我比赛，我不知道。”在专访中，为我做示范动作时，一扬腿仍像舞蹈家一样健美的郑凤荣着重指出这一点。
　　岂料，在那场比赛中，备受瞩目的郑凤荣的成绩令人失望。因此，当她于垂头丧气中看到周恩来总理出现在面前时，她很紧张。她没有想到，就是从那一刻起，周恩来总理与她的一番谈话像春风一样永驻在她的心间。
　　周总理亲手送给她一束鲜花，详细询问了她的许多有关情况，并问她为什么只穿一只鞋，另一只脚光着？郑凤荣认真介绍了自己在煤渣赛场上的训练和比赛内容，说那只脚不穿鞋是因为有利于起跳后抬腿。当得知郑凤荣的父亲是卖茶叶的时，周总理说：“噢，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谈到刚才比赛的失利，郑凤荣又难过起来。然而，让郑凤荣马上抬起头并睁大眼睛的，是周总理的这两句话：“你还年轻，时间长着呢；你一定能打破世界纪录。将来不只有郑凤荣，还会有张凤荣，李凤荣……”
　　“这么多年来，媒体上报道周总理对我说过的话，只引用过前一句，后面的话从来就没有登出过。”虽年过六旬，但仍像年轻人一样快人快语的郑凤荣使劲对我这样说着。周恩来的这些话在郑凤荣的心目中很重，因为后来对她有了与此话完全相反的定论。“文化大革命”时，郑凤荣被污蔑为出身于大官僚家庭，并扬言对她这样的人应斩草除根。
　　春雨润物细无声。一个多月后，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７日１０时１５分，在先农坛体育场，郑凤荣以她独创、曾被苏联专家反对的剪式跳法向全世界将整个中国的知名度提升：以一厘米之差使美国黑人运动员保持的１．７６米女子跳高纪录成为历史。
　　这一自１９３６年以来亚洲打破的田径新世界纪录被国际田联承认后，不仅举国欢腾，令自鸦片战争以来就视中国为“东亚病夫”的外国人也极感惊讶。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报道。
　　郑凤荣所创的这一世界纪录与后来荣国团所获得的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一样，在当时，其重大意义与深远意义都已远远超出了体育本身。正因此，郑凤荣所拥有的那一刹那间的辉煌，无论到何时，都将不仅仅属于她自己。
　　１９９５年，郑凤荣破世界纪录３８年时，经何振梁先生努力，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授予郑凤荣奥林匹克银质勋章。
　　无论在萨马兰奇授予郑凤荣奥林匹克勋章之前还是之后，郑凤荣都未得到过特殊待遇，可在“文革”期间，她却得到过特殊“关照”。
　　
　　苟延残喘度过“文革”岁月。心虽冷，腰却不能弯
　　
　　“‘文化大革命’时，我几次都不想活了。说实话，如果不是想到了还有周总理，或许还有出头的希望，我当时已没有任何活下去的意义。我和黄健教练有着很深厚的师生之谊，在这次４５周年纪念会上，他都泣不成声……
　　别人硬说我和他的个人关系如何如何。事实上，没有那么严重。这件事一直在我心上压了整整４５年……”“文化大革命”刚爆发时，天真的郑凤荣没有想到那场运动和她这一个无权无势、只会洒汗水的运动员会有什么关系。但几乎就在一夜之间，有关她的大字报贴满了，她一下子由又红又专的优秀运动员变成了“白专”典型。
　　“那些造反派在政治上整人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想当教练，要抢权。所以谁的成绩越大就越整谁。”
　　尽管郑凤荣并不是教练，但出头的椽子先烂。她在国家体工队中被停止了一切训练和工作，被勒令无休无止地写检查、作汇报、挨批斗……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４日，周总理要在北京体育馆接见我们，已让秘书打电话通知了。我得知消息后就一直等着。哪想到，造反派硬是剥夺了我前去参加的权利。原本在那一天我和我爱人说好去登记结婚，可由于我等着参加接见，我爱人干等我等不来，还以为是我变卦了呢……”
　　郑凤荣结婚时的情景令她没齿不忘。在一个陋室里，她和他的旧被褥搬到了一起，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除此外，还有跳高组的人冒险给她送来的两个枕套和两条枕巾。前来庆贺的只有三个人：赵丹的女儿、舞蹈家赵青，医生刘德康，跨栏组的运动员周连立。这三人之所以敢来参加她的婚礼，是因为他们当时也都属于了“黑五类”，不怕再有什么牵连了。
　　“我们那天在一起吃了饺子。”郑凤荣对这一细节记忆犹新。
　　那时的郑凤荣说什么也不能理解，原本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亲密同志，怎么突然间就都变成了青面獠牙一般？她于心灰意冷中被国家队清除出去。她和丈夫在什刹海后海处的一个８平方米多点的屋子里开始苟延残喘起来。她在那里学起了砌墙，并且砌得也不矮，但只过了一会儿，墙就倒了。原来她砌的墙砖与砖之间没错开缝。别人就说她：连砌个墙都砌不高，跳高能跳得高吗？那破世界纪录的成绩是假的。
　　她不想活了，把蜂窝煤炉子搬进屋里，让煤气熏着。但她未因煤气中毒死去的原因直到她醒来后才发现：破窗户上的漏洞救了她的命。
　　郑凤荣腹肌紧，生第一个女儿的时候很艰难，但性情刚烈的她硬是不叫喊，只把拳头砸在床头上。孩子后来是电吸出来的。可怜的小生命出生时脑门就破了，像伤兵似的被用绷带包了起来。就是这个于艰难时出生的女儿到一岁时，给她又添了一大罪状：小女儿在《毛主席语录》中的毛主席像上划了一条黑道。
　　“郑凤荣是反革命。”对郑凤荣的批判升级了。
　　面对那些道貌岸然的军代表，郑凤荣吓得只能结结巴巴无力地解释：这是小女儿不懂事，无意中划的。但军代表对她的回答却是掷地有声：“汽车司机轧死人有时也不是故意的，但他也要负责任。”
　　１９７１年，３４岁的郑凤荣患了腮腺癌。她这时已被停发了工资，在什刹海后海的那间破房里连煤都买不起，只靠亲戚每月借给她３０元度日。整型医院的宋儒耀院长出于人道主义，此时对她这位跳高名将给予了极大帮助，亲自为她做了成功的手术。军代表闻讯后也来看她了，结果把他们别人探望她时留下的东西都给吃光了。
　　使郑凤荣重现生机的时间是在１９７３年。有一个领队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为恢复中日友好邦交，中国要组织包括有运动员在内的各界人士赴日参观。郑凤荣得知这一消息，心里怦怦乱响。但她没敢把这消息告诉爱人，万一她去不成，该多丢人。后来参观团组成时，据说是经过周恩来亲自点名才有的她。４月１３日凌晨，周恩来接见了赴日参观团全体成员。当与郑凤荣叙谈时，周恩来仔细探问了她的身体情况，并嘱她转告赵丹和郭兰英要继续练功。后来她携邢燕子和侯隽绕道上海，探望正身陷囹圄中的赵丹、黄宗英夫妇，向赵丹转达了周恩来的叮嘱。“赵丹当时对我说，她一共有两个女儿，一个是赵青，一个是干女儿郑凤荣。”
　　中国于１９７３年组织那次赴日参观团时，也正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复出的第一年。赴日参观团启程时，邓小平亲自送行。
　　江青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被抓起来后，郑凤荣第二天就从萧克儿子萧兴华那里得知了消息。她立刻和众多好友欢聚一堂，买了“三公一母”螃蟹吃。当时的那种兴奋劲，与当年破跳高世界纪录时完全无法比。破世界跳高纪录时，我刚２０岁，在其他各方面还都很幼稚，光知道自己破了个纪录，心里挺高兴，便跑着玩去了，没有想得太多。但粉碎“四人帮”了，我们的整个国家都解放了，我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也要结束了。那种兴奋感，在我的一生中不会有第二次。
　　
　　位卑未敢忘报国。进入老年的她，老当益壮时时想着再续新篇
　　
　　“这次纪念我‘首创女子跳高世界纪录４５周年活动，正逢党的十六大胜利闭幕之际，我万分高兴。我相信，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一定会更加繁荣昌盛。对我们来说，成就多大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做人。一个人不论老少、职务高低，也不论文化深浅、天赋厚薄，归根结底是要正正直直做人，坦坦荡荡做事。如果单纯是为了个人目的去争强好胜，那就什么也做不成。在国外也是这样。在这一点上，可不论肤色……我虽在国外客居过一段时间，但那并不是出于我的本意。我是爱国者，我的根在祖国，我愿为国家效力。尽管我现在除了工资外再没有任何待遇，袁伟民同志特批给我的这个办公室从下月起电话费也归我自己了，但我仍想做事……”
　　郑凤荣现在的健康体魄与她的实际年龄很不相符。在国家体育总局见面伊始，她热情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后，因有事着急，她登登自己先跑到楼梯阶上。坐下谈话不久，她感到有太多的话要说，怕我笔录不全她的话，又风风火火从老远的办公厅处拎来一个大录音机。尽管录音机最后没派上用场，但她的办事认真态度和干练作风，一瞬间已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
　　她待人的诚恳和注重友谊，同样被我发现。在采访她时，侯宝林的女儿侯真给她打来电话，邀请她参加纪念侯宝林百年诞辰活动。她们之间显然失去联系好久了。郑凤荣听完对方话后激动地说：“阿真啊，你爸爸在世时为我老公贺过寿。我一定去……”
　　“文化大革命”后，郑凤荣于１９７７年任国家体委训练局负责人，１９７８年任国家体委运动司负责人。在这１０年期间，她的工作成绩卓有建树。由于她十分了解和理解运动员、教练员和各种实际情况，因而为运动员和教练员争取和创造了许多有利机会。后来成为“马家军”教头的马俊仁曾对她说：“郑大姐，如果没有你为我提供的机会，我不会参加比赛。”在中国冰雪运动项目上她进行了不少开创性工作。她请来作曲家谷建芬和舞蹈家赵青为水上运动配乐、编舞，跑到轻工业部找到郝建秀帮忙后，中国冰上健儿才终于穿着比基尼服装登上赛场。
　　郑凤荣是爽快人，对工作十分敬业，因而在工作上无论与谁有了矛盾，她都从不记仇，尽管有时也确实令她暗暗流过不少泪。有一次，王蒙同志找她认真谈话：“有人告你的状呢。”
　　“告我什么？”
　　“告你坐在桌子上打电话。”
　　“我确实得注意。你怎么回答的？”
　　“简直是吹毛求疵。我说让你和我坐到桌子上去打还打不来呢……”
　　由于另外的许多人事原因，郑凤荣１９８７年于无奈中办理了停薪留职，到山东凤飞体育服务公司自谋职业。经过两年的风风雨雨，１９９０年回到国家体育总会任专职副秘书长、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
　　郑凤荣十分廉洁。有一次，一家企业利用她的知名度搞了一次活动后，赠给她１０部手机。她将这１０部手机分别交给田径协会６部、网球中心３部、办公厅田径管理中心１部。
　　自跳高成名后，爱做事不爱财的郑凤荣毕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当教练。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延误，她的这一心愿现在只能寄望于开办一所体育学校了。但在商业大潮汹涌的今天，没有钱作舟的她无论做什么也做不成。他为此曾给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同志写了求援信。贾庆林同志对她的来信作了认真批复。但毕竟不是在市场经济时代了，贾庆林同志对他批复后的无果也很无奈。
　　经接洽，一家著名保险公司与她进行了会谈。保险公司开口就说：“你准备办少年体校的想法很好。你一共有多少资金？听到她没钱后，保险公司回答得很干脆：“没钱怎么与您合作？”
　　现在的郑凤荣并不是一朵已凋谢的昨日黄花，她仍有着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而在经济学中，这恰恰正是一个应进行恰当配置的高效力资源，俗话说得好，姜还是老的辣。如何将如郑凤荣这样有较高知名度的老同志的潜力充分挖掘并极大发挥出来，对于已是进入老龄社会的我国各界来说，是应重视的一个崭新课题。
　　（摘自《中华儿女》２００２年第１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