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别让世界再疼痛
作者：林 颖
字体： 【大 中 小】
三年里，86块先人的墓碑。一个以色列记者，踏遍上海西郊的一座小镇，寻找那烙印在所有犹太人心头的那段历史的疼痛，也在寻找着令这个民族刻骨铭心的那份历史的感动。
拂去墓碑上的尘土，仿佛揭开了那段尘封的历史。墓碑上的希伯来文，依旧清晰可辨，犹如深深烙印在这个民族内心深处的伤痛，难以被时光磨灭。那段疼痛的记忆，却也是这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永远不能忘却的感激。
在寻找历史的疼痛和感动中，迪文时有思索，时有感悟，他说：“和平是多么美好啊！感受过历史疼痛的人，应该更加自觉地为和平而努力。我们不能让这个世界再疼痛了！”
“迪文，……墓碑。”电话那头，是带着青浦口音的上海话；另一头，在迪文记忆中并不多的中文词汇里跳出了两个关键字——墓碑。
据发现人沈先生描述，这座墓碑是块纯净方正的黑色大理石，高约1.5米，重约500公斤。墓碑正面镌刻着几行清晰的希伯来文，正文上方中间雕刻着一颗犹太教标志的正六角星。墓碑现在就躺在他家的门口。
这是2004年11月初在上海青浦区徐泾镇发现的又一块犹太人墓碑。
迪文深吸一口气。每次，听说发现了一块墓碑时，他的心都会激动得扑扑直跳。
秋色染黄了上海西郊的梧桐树，汽车迫不及待地奔向一个小时路程外的徐泾镇。车内，迪文闭起了眼睛。三年前的这个时候，他在上海找到了第一块同胞的墓碑。三年来，无论工作有多么忙碌，他都要竭尽全力把失散的墓碑带回来。如今，在当地人的帮助下，他已经陆续收集了86块犹太人在上海的墓碑。
缘起
“寻找墓碑，是对我们民族和同胞的一种责任和情感，也是再次直面那段疼痛的历史。”
2001年11月的一个午后，虹桥一家古董店里静悄悄的。这时候没有什么顾客，偶尔有一两个外国人进来转悠一会儿。一缕阳光射进古董店的一角，墙根默默倚靠着一块白色石碑。大理石碑身正面，刻着一种少见的文字，正上方雕刻的一颗六角星发出微弱的光芒。
下午，一个中等身材的犹太男子匆匆推门而入，用生硬的中文简单地询问了一下店员，就径直走到这块石碑前。他生怕惊动了它，轻轻拂拭碑身后，立刻买下了这块石碑……
2001年，迪文来到向往已久的上海学习中文。此前，他在以色列一家电视台当摄影记者。11月的一天，一封电子邮件跳入他的眼帘：“虹桥的一家古董店里正在出售两座犹太人的墓碑。”电子邮件中附带着两张墓碑的照片，一块是一位俄国犹太妇女的墓碑，光洁的白色大理石上方闪烁着一颗大卫之星，希伯来文记载着墓主人的生卒年，两侧分别精致地雕刻着3根白色的蜡烛。而另一块的历史更久远一些，上面的字迹没有第一块清晰。
犹太人对祖先敬重无比，将墓碑看作纪念逝者的神圣之物。迪文匆匆来到了这家古董店，但发现那块俄国犹太妇女的墓碑已经被人买走，他立即买下了另一块还未出售的墓碑。当店员知道这是块墓碑时，大吃一惊。迪文问他能不能找到更多的墓碑，店员摇摇头，“近期内很难说，不过可以留下电话，一旦有消息就通知你。”
两天后，迪文接到古董店的电话，说又找到了一块非常完整的墓碑。他急忙奔过去一看，发现这不是一块犹太人的墓碑，而是一块信仰基督教的英国水手的墓碑。店员告诉迪文，这些墓碑来自上海西郊徐泾镇下辖的村子，离市区大约一个小时的路程。
凭着记者的敏感，迪文感觉到了什么。内心的冲动撞击着他的胸口，“寻找墓碑，是对我们民族和同胞的一种责任和情感，也是再次直面那段疼痛的历史。”从此，迪文在上海的学习计划，彻底发生了改变。
寻找
“如果告诉当地人这是墓碑，他们就能完全理解我。如果没有他们帮忙，我找不到那么多的墓碑。”
2001年冬天，迪文带着翻译，包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徐泾镇。
寻找墓碑的过程，也是他再次重温祖辈父辈与上海人那段真挚感情的过程。
徐泾镇，属于上海西郊的青浦区。
像所有南方经济较发达的村庄一样，镇里下辖的村子城镇化痕迹十分明显。在村里的水泥马路和洋房周围徘徊着，迪文似乎已经找不到任何墓碑的踪迹。他用生硬的中文见人就问：“有没有看见墓碑？”
村里来了一个奇怪的外国人，到处在找什么墓碑。对这个消息，村民们口口相传。有人告诉迪文，村里有一户承包果园的沈先生，他家里似乎有像迪文所说的那种大石头。
沈先生经营着一座果园，每年都能给他带来丰厚的收入。在他的果园大门门槛前，埋着一块白色大理石石碑，上面的文字谁也看不懂。沈先生认为，就是这块奇怪的石头，给他们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运。
迪文找到了沈先生的果园，他一点点拭去碑面上的泥土，碑的正面逐渐露出一颗清晰的六角星，接着是一行行希伯来文字。“是的，这正是一块犹太人的墓碑！”
沈先生骑着摩托车赶回家，迪文一看到他就急着要买这块墓碑。沈先生怎么也不相信自家的“风水石头”会是一块墓碑，说什么也不愿意给。迪文着急了，指着墓碑上的文字一句句读给沈先生听。沈先生听不懂也看不懂，双方红着脸僵持不下。
搁下墓碑的事情暂时不谈，迪文请沈先生下小饭馆。酒过三巡，沈先生打开了话匣子，“真是你说的那样，我还能不给你？都是老祖宗的东西，成天变成垫脚石也太伤感情。”很快，墓碑交给了迪文。
150多公斤重的墓碑，从果园的门口一点点挖出来，被五六个男人抬着，吆喝着装运上了车。从那以后，沈先生成了迪文的朋友，他带着迪文挨家挨户不厌其烦地打听。在沈先生的游说下，一些原先不愿意给石碑的村民都感动了，有的一分钱也不要就把墓碑交给了迪文。
解放初，上海共有4个犹太人公墓，分别坐落在今天的惠民路、定海港路、黄陂北路和番禺路。1958年开始，出于市政建设和公共卫生的考虑，这些公墓逐渐外迁到距上海市区15公里的卫家角吉安公墓。当时，新规划的犹太人墓地足够安置原来4个公墓里所有的墓穴，搬迁完毕后，新墓地四周建造了围栏，栽种了许多树木。
“文革”期间，地面上的墓碑大多数在“破四旧”的运动中遭到严重毁坏，或者被铲除，或者被迁移。后来，兴建民主热处理厂的时候，厂址就选在当年这片犹太人墓地上。厂房建好后，原来的墓地就荡然无存了。风雨飘摇中，犹太人的墓碑三三两两散落在村里各处。村里人也不知道那些是墓碑，在农家的后院、墙根、窗台、仓库里都派上了用场。这些墓碑被重新发现的时候，大多正面朝下，乍一看根本认不出来。
2002年的夏天，迪文再次进村寻找墓碑。此前，他查遍了档案馆里相关记录，但记录中并没有留下当年犹太侨民死亡的详细记录，更不用说具体埋葬的位置。迪文于是决定，一块一块去找回现存的所有墓碑。
在一个叫杨莉莉的上海大学生帮助下，迪文又找到了许多块墓碑。杨莉莉从小在当地长大，在她祖父家也发现了一块墓碑。当时，她祖父把这块墓碑当作下水道的井盖。在杨莉莉的说服下，祖父将这块墓碑连同家里的另一块墓碑，一起交给了迪文。
在杨莉莉的带领下，迪文在村里发现了一些零零星星地镶嵌着墓碑的石板路。用清水冲洗碑面时，一颗颗六角星立刻跳进眼帘。在一条水渠边，迪文惊奇地发现水底有块大石头映出清晰的希伯来文。他借来附近建筑工地上的小吊车，将150多公斤重的石头从水里吊出来。
“如果告诉当地人这是墓碑，他们就能完全理解我。如果没有他们帮忙，我找不到那么多的墓碑。”三年来，他来回奔波于市区和徐泾镇之间，近乎神经质地寻找每块看似可能的墓碑，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的足迹几乎走遍了这些村子的每个角落，在水井边，在狗尾巴草丛里，在农户门前，在屋子的墙根下，在河边的洗衣石里……只要有可能的地方，迪文像扫雷仪一样，见到一块大理石，就会莫名地热血沸腾。当他将沉重的碑身翻转过来，在扬起的尘土中看到那依稀可辨的希伯来文时，那是他这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
迪文的中国助手老徐告诉记者，2003年夏天，听说徐泾镇要拆旧房盖新村，迪文又跑到村里，在烈日下到处寻找着墓碑。迪文的好朋友沈先生，指着一大片已经变成了瓦砾的废墟对记者说：“我们在这片拆掉的老房子里找到了十几块墓碑，幸好当时及时抢救，要是现在来找，就来不及了。”
追忆
“墓碑后面，埋藏着那个苦难的年代里犹太人的故事，也书写着令犹太民族永远感动的援助和友情。”
几天前，迪文收到了已经七十多岁的维拉女士的电子邮件，信中，维拉再次关切地询问她母亲萨拉的墓碑的近况。
200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维拉女士在迪文的网站上看到了母亲萨拉的墓碑，于是专程从悉尼赶来上海缅怀母亲。
“真是难以置信啊，你找到的这块墓碑居然就是我母亲的！”在给迪文的一封电子邮件里，这位不善言辞的女士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感情。
维拉一家是来自俄国的犹太难民。她的母亲在1947年去世，两年后，维拉与父亲和哥哥一起离开了上海，到以色列定居。不久，维拉一家移民到澳大利亚的悉尼。在离开上海之前，他们曾经拍摄了一张完整的母亲墓地的照片。1995年，正值二战胜利五十周年，维拉和哥哥再次回到上海缅怀母亲的墓地时，却发现再也找不到这片安葬母亲的公墓了。
维拉在上海掩着脸哭泣着说：“迪文，你做的事情真是太好了！”在上海的5天里，维拉为母亲的墓碑拍了照，还去凭吊了位于虹口区霍山公园的犹太人纪念碑。
2004年六十多岁的苏菲女士正在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她是第二个在迪文的网站上找到亲人墓碑的人。1957年和父母一起离开中国后，苏菲就再也没有见过祖父的墓地。在网络上得知迪文收集到了许多犹太人墓碑的消息后，苏菲简直不敢相信其中就有自己祖父的墓碑。
她感到非常震惊，在给迪文的一封长信中讲述了她的家庭。她的祖父是一名俄国犹太人，1923年，不堪忍受俄国反犹势力的迫害，移居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1927年，祖父南下移居上海。苏菲的父亲排行第二，是个会计师，后来在上海办起了自己的外贸公司。他们一家在上海过着富裕的生活。1939年，祖父因心脏衰竭去世，当时将他安葬在上海的犹太人墓地。1957年，苏菲随父母移居日本东京，1961年又移居加拿大的多伦多，现在定居在美国加州奥克兰。“我出生在上海，在我们最艰难的时期，上海人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对上海我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
对于不少犹太家族来说，历史上的上海，曾经给他们的祖辈带来了财富，也曾经一次又一次成为“东方的诺亚方舟”，庇护着被驱逐之下无家可归的犹太人。
鸦片战争后，上海作为一个开埠城市，吸引了第一批犹太人来此拓展商业贸易。在近半个世纪里，赫赫有名的沙逊、哈同、嘉道理等赛法迪犹太家族来华从事金融、工业、地产、贸易，成长为在上海颇有影响的犹太家族。他们在上海兴办犹太会堂，开设医院、学校，形成犹太人社区，在黄浦江畔生生不息地繁衍着。
19世纪80年代起，俄国和东欧境内掀起反犹太人的狂潮，数万俄国犹太人穿过西伯利亚逃往中国东北和内蒙古。20世纪30年代，由于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东北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不复存在，东北俄国犹太人于是大批南迁至上海。而上海敞开胸怀接纳着投向她怀抱的异族难民。到30年代中期，在上海的俄国犹太人已经达到4000人。这些俄国犹太人最初到达上海时一贫如洗，身处社会的中下层，与上海普通市民的接触交流频繁。他们大多是无国籍的犹太难民，将中国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犹太人第三次进入上海的高潮是在1933年到1941年之间。为了躲避希特勒的屠刀，2万多名犹太人远涉重洋涌入上海，当时的避难人数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和新西兰5国犹太难民的总和。上海，在当时犹太人的字典里再次成了“避难所”和“拯救”的同义词。上海是当时世界上惟一无须签证、自由出入的城市。这座中国最欧化、最充满商机的大城市，对于从纳粹集中营逃出来、身无分文的犹太难民来说，无疑是避难和谋生的首选之地。
历史奇迹般地让两个饱受战争蹂躏的民族再次相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虹口区的犹太人难民与他们的中国邻居并肩生活着。在艰苦的岁月中，虹口市民克服了种种困难，腾出自己的住房给难民居住；在犹太医院建立之前，中国医院收治了许多犹太难民，抢救了其中不少人的生命。1945年7月美国飞机误炸虹口犹太人难民居住区，造成31名犹太难民死亡，250多名难民受伤。周围中国邻居奋不顾身冲入火海抢救犹太难民，成为在犹太人社区里传颂一时的动人故事。
“墓碑后面，埋藏着那个苦难的年代里犹太人的故事，也书写着令犹太民族永远感动的援助和友情。”迪文每找到一块墓碑，都要将它清洗、修补好，在自己的本子上详尽地记下找到墓碑的时间、地点，以及墓碑上的文字和墓碑保存的情况。他不厌其烦地将墓碑的照片输入自己创建的网站，想方设法收集有关每一块墓碑的每一个信息，再放到网站上去。他要让更多的犹太人和上海人都看到这些墓碑，从而都不忘记两个民族曾经共同度过的那段岁月。
心声
“无论局势多么复杂，和平总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期待。我们不能让世界再疼痛，让渴望和平的心灵再次遭到创伤。”
那段历史，是犹太人逃离梦魇的历史，也同样是中国人难以忘记 的历史。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很多年轻的犹太人不知道上海曾经对犹太人的帮助。我们不能让这种感激在年轻人的脑海中淡漠、消失。”迪文告诉记者他内心的一丝隐忧。
每年，数以千计来到上海旅游的犹太人几乎都会参观位于虹口区霍山公园的犹太人纪念碑。时过境迁，当他们想瞻仰先人的墓地时，往往再也找不到先人的遗迹。霍山公园的纪念碑成了他们惟一寄托哀思的地方。
如今，迪文已经找到了86块犹太人的墓碑，它们静静躺在吴中路的仓库里。迪文的脑海里有个越来越强烈的想法：以墓碑为主体，在上海建立一块犹太人的纪念地。
莫干山路50号，迪文的工作室里，9位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捷克等不同国度的建筑师设计的上海犹太人纪念地的方案，日前在这里展出。
2004年11月14日下午，不少在上海工作、旅游的犹太人慕名而至。一位来自纽约的犹太人，供职于上海的一家美资公司，他告诉记者：“我听说了迪文的网站（shanghaijewishmemorial.com），特意赶过来参观展览。上海人民为犹太人做了很多，我们应该纪念这段充满了疼痛与感动的历史。”
迪文手边的电话不停地响着，他在为筹建上海犹太人纪念地一事忙碌地工作着。许多人询问这个展览的地点和时间，偶尔有人向他报告又找到了新的墓碑……
采访结束之际，迪文深沉地对记者说：“和平是多么美好啊！当我每找到一块墓碑时，我的心头都会感到一阵阵灼痛。感受过历史疼痛的人，应该更加自觉地为和平而努力。无论面临的矛盾有多么复杂，今天，我们不能让渴望和平的心灵再次遭到创伤，不能让我们的世界再次疼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