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6期
“寻根文学”的指向
作者：旷新年
字体： 【大 中 小】
1985年是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一年，文学界的变化风起云涌。陌生和激进的文学试验开始涌现，传统现实主义的文学成规受到挑战，令人兴奋的文学潮流不断涌动。1985年文坛的主要流向被归纳为“八五新潮”。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引起了文学骚动。文学创新热和理论创新热达到了高潮。1985年也被称为“方法论年”，人们并且预言接踵而至的将是“观念年”。与此同时，美术、电影、音乐等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都发生了异常活跃的变化。在这种“新方法”和“新观念”的簇拥下，“先锋写作”在1986和1987年走向了高潮。
与此同时，一个显著而又含混的文学现象和潮流是“寻根文学”。南帆曾经这样描述它：“‘寻根’是80年代中期的一个重大的文学事件。如今回忆起来，‘寻根文学’似乎是一夜之间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寻根文学’之称已经不胫而走，一批又一批作家迅速扣上‘寻根’的桂冠，应征入伍似的趋赴于新的旗号之下。‘寻根文学’很快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同时又松散无际的运动；一系列旨趣各异的作品与主题不同的论辩从核心蔓延出来，形成了这场运动的一个又一个分支。”
“寻根文学”潮流的一个重要触媒是1984年底题为“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的杭州会议。会上，“大家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文化，尤其是审美文化的问题”，后来陆续成文，扩展成为了“寻根文学”的潮流。韩少功在会后发表的《文学的根》一文引起了广泛注意。这篇文章后来被人称为“寻根派宣言”。此外，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郑义的《跨越文化的断裂带》等文章都对“寻根文学”潮流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寻根文学”的出现使文学的流向发生了重要的转折，使文学从对于社会政治的关注转向对于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发现，是“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一个重要标志。郑万隆在《我的根》中说：“如若把小说在内涵构成上一般分为三层的话，一层是社会生活的形态，再一层是人物的人生意识和历史意识，更深的一层则是文化背景，或曰文化结构。所以，我想，每一个作家都应该开凿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韩少功在《文学的根》里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
在某种程度上，“寻根”思潮被裹挟在激进的“文化热”潮流之中。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和“文化讨论”，在某种意义上，是政治讨论的隐喻，即以文化批判来表达政治激情。1985年甘阳在《文化：中国与世界》上发表的《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两个问题》中写道：这场“文化讨论”是中国现代化事业本身所提出来的一个巨大历史课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他认为，现代化归根到底是文化的现代化。当前中国根本的问题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文化的冲突”。而这种“文化的冲突”恰恰是80年代中国现代化深入发展的背景。“新启蒙”思潮通过“反传统”与“反封建”，将“现代化”、“现代意识”和启蒙本身神话化，用来消除“文化大革命”“政治专制主义”与“文化专制主义”传统。然而，与此同时，对于“五四”的反思和传统的重新评价的潮流已经悄然从海外兴起。
“寻根文学”主要仍然依附和沿用“新时期”启蒙主义与现代化话语，集结在“国民性”批判的旗帜之下，被视为这一现代主题的延续和深化。甚至即使是对于文化传统的肯定，也采取关注边缘的、异端的和非规范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的策略。李杭育说：“我以为我们民族文化之精华，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规范之外。规范的、传统的‘根’，大都枯死了。‘五四’以来我们不断地在清除着这些枯根，决不让它复活。规范之外的，才是我们需要的‘根’，因为它们分布在广阔的大地，深植于民间的沃土。”“理一理我们的‘根’，也选一选人家的‘枝’，将西方现代文明的茁壮新芽，嫁接在我们的古老、健康、深植于沃土的活根上，倒是有希望开出奇异的花，结出肥硕的果。”它们无疑从属于80年代西化的浪潮，只有到了90年代，在理论批评家的重新阐释之后，“民间”等概念才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宣称。
李庆西将《爸爸爸》称为“新时期的经典作品”。《爸爸爸》明显继承了“五四”以来“国民性”批判，尤其是80年代“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剖析的思路。“寻根文学”的重要理论资源是李泽厚所谓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积淀说”。在文化讨论中，启蒙主义对于传统的批判和发掘，最后归结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从李泽厚的概念出发，“寻根文学”产生出两种不同的意向：一方面延续了启蒙主义和“国民性”批判的主流思路，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寻找中国落后的深层的文化根源，对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行批判性重建；另一方面则为文学建立了新的支点和视野，从思想批判的激情转入了审美视野的开拓。审美，而不再是政论开始成为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支点。
“寻根”思潮兴起之际，现代化和商业化已经开始真正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经验。尽管在“文革”以后，知识分子和国家一起急切地呼唤现代化，从国家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到知识分子对于“人的现代化”和“文艺现代化”的鼓动，当时普遍流行的是一种惟现代化论，一种现代化主义，一种对于现代化的全面崇信。而西方现代派则被理解为文艺的现代化现象，被视为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知识分子对于现代化的到来并没有真正的思想和精神准备。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在西方，现代派艺术是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抗与批判，是对于启蒙主义价值理想的一种深刻的怀疑和绝望的经验。如果说启蒙主义和现代化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的话，那么现代主义文艺及其哲学的根本特点却是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
按照季红真的说法，文学“寻根”思潮最早可以追溯到汪曾祺1982年2月发表于《新疆文学》上的理论宣言《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语言》，而《受戒》、《大淖纪事》等作品则可视为这一理论宣言的实践。李庆西认为，从1982年王蒙等人关于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讨论起，就逐渐形成追寻民族文化的趋势，贾平凹同年发表的《商州初录》，也同样可以视为“寻根派”作家已经迈出了自己的步履。陈思和则将之追溯至王蒙1982—1983年间发表的一组题为《在伊犁》的系列小说，认为其中对新疆各族民风以及历史所持的宽容态度，为以后的“寻根文学”开了先河。而1984年前后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乌热尔图有关“狩猎文化”的描述、阿城名噪一时的《棋王》、张炜的《古船》等创作则为更大范围和更大规模的“寻根文学”浪潮的出现作了准备。欧阳江河和杨炼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尤其是杨炼的《诺日朗》、《半坡组诗》、《敦煌组诗》等文化组诗以民族历史文化和神话传说为题材的作品也被视为“寻根文学”的重要开端。以季红真的说法：“及至1984年，人们突然惊讶地发现，中国的人文地理版图，几乎被作家们以各自的风格瓜分了。贾平凹以他的《商州初录》占据了秦汉文化发祥地的陕西；郑义则以晋地为营盘；乌热尔图固守着东北密林中鄂温克人的帐篷篝火；张承志激荡在中亚地区冰峰草原之间；李杭育疏导着属于吴越文化的葛川江；张炜、矫健在儒教发祥地的山东半岛上开掘；阿城在云南的山林中逡巡盘桓……”
最早提到“寻根”这个概念可能是在少数民族作家李陀与乌热尔图的通信中。1983年底李陀在致乌热尔图的信中说：“一定的人的思想感情的活动、行为和性格发展的逻辑，无不是一个特定的文化发展形态以及由这个形态所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产物。近几年来我国有些作家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如汪曾祺、邓友梅、古华、陈建功……我很想有机会回老家去看看，去‘寻根’。我渴望有一天能够用我的已经忘掉了许多的达斡尔语结结巴巴地和乡亲们谈天，去体验达斡尔文化给我的激动。”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