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美丽与哀愁
作者：李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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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个风姿绰约而才华横溢的女记者，五六十年代被卷入惊涛骇浪而迷惘失措的“大右派”，逝后三十余载仍无法摆脱审视与考问的受争议者——停留在黑白影像世界里的浦熙修依然端庄娴静，一生的荣辱沉浮、美丽哀愁，仿佛最终都化成嘴边那淡淡的一笑……
已七旬有余的袁冬林丝毫不回避当年母亲被指为“背叛”与“出卖”的那些举动，她只是努力还原母亲所处的那个年代，努力挖掘母亲当年种种不得已的心态，她说，“我并不是要为母亲辩解，我
浦氏家庭
母亲原来叫浦媐修，浦家家谱上，母亲这一辈的女孩子取名都要带“女”字部——像三姨叫“安修”，母亲的叔伯姐妹有叫“姿修”、“婵修”等等。大姨的“洁修”和母亲的“熙修”都是后改的名字。
大姨和母亲出生在江苏嘉定（现归上海），浦家是一个大家，但并非那种有钱有势的名门望族。外公浦友梧早年在外地读书，1912年到北京，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任会计科员。母亲7岁时外婆带着两个女儿到北京投奔外公，在北京又添了三姨安修和舅舅通修。
有些重男轻女的外公总觉得外婆多养了女儿，又说女孩子多读书也无用；外婆经常为要女儿们的学费跟他吵一架，倔强的母亲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完高一就辍学了。为了谋生，她进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学美术并半工半读完成学业。1929年夏，她看到高中同学都投考了大学，十分羡慕，于是拿着京华美术专科学校的文凭试着报考北平女师大中文系，居然考上了。
母亲天姿聪颖，她教过数学、美术、音乐，会弹琴、画画，毛笔字也写得好，外公的履历表也经常由母亲代写，一向重男轻女的外公也认为母亲最聪慧。人们后来都知道母亲是一位著名的女记者，却很少知道她其他方面的才能。解放初期，外公有一次在王府井附近逛地摊时候，偶然发现了母亲18岁时画的一幅扇面，于是买回来送给母亲。这张画现在我一直保存着，前几年有一次拿给黄苗子看，他说：“你母亲的毛笔字真的很不错！”
母亲她们姐妹都是名人。50年代一次两会期间，大姨、三姨是那一届的人大代表，母亲是政协委员，所以有人好奇地说，怎么名单中总有浦熙修？浦洁修北平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赴德国留学；三姨浦安修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后赴延安；舅舅浦通修“文革”以后曾做过高教部副部长。其实从家庭背景看，他们没什么显赫的出身，靠的都是勤奋。姐妹三个都念了师范，也说明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因为外婆早逝，外公早去德国工作，大姨赴德国留学后，抚养11岁的三姨和9岁舅舅的责任便落在母亲身上。母亲比三姨安修大8岁，她们姐妹俩感情非常深，在一张床上睡了14年，三姨晚年告诉我：“你娘结婚时，我还大哭了一场！”三姨是那个年代众多投奔延安的大学生之一，1938年在延安与彭德怀结婚，家人是后来才知道的。我隐约记得小时候家里还议论过这事，说没想到三妹嫁给了一位那么有名的将领。
美丽优秀的女记者
母亲在上大学时认识了父亲袁子英，1932年两人结了婚。父亲原是中学教员，后来到“神州国光出版社”北平分社做经理。“神州国光社”的背景是陈铭枢的19路军，后因反蒋被查封，也在受通缉之列的父亲匆忙出走，后辗转到了南京。在一所私立学校做国文教员的母亲1936年底带着我们姐弟和舅舅去了南京。
早年艰难的生活造就了母亲倔强而自立的性格，她并不甘心当家庭妇女，不愿在经济上依赖父亲。1936年，母亲到某地产公司应试女职员一位，虽公司不招已婚妇女，却觉得母亲应试时的文章写得极好，将她推荐到了《新民报》。母亲在那里先是做发行，后又转到广告科。偶然一次机会，报馆人手不够，派她临时去救场，母亲写的文章一下子被报社社长陈铭德看中，于是被调到采访部当记者，也是《新民报》第一位女记者。
“记者”这一职业让母亲一下子找到了她一生的方向。她的文章敢于切中时弊，文笔犀利流畅，很多作品至今仍为人所称道。后来有人评价，浦熙修、彭子冈、戈扬和杨刚是三四十年代最著名的四个女记者。
1941年，母亲颇费脑筋，冲破当局新闻检查机关的扣发，写了“洋狗坐飞机”的新闻，轰动了全国；1943年，母亲在重庆写的两条短新闻《孔大小姐飞美结婚》、《女公务员为米请愿，孔副院长予以拒绝》，这是被新闻检查机关明令禁止刊登的，报社为此险些被封。1945年8月，国共重庆和谈，1946年1月，政只是希望今天再看母亲时，能多一份客观和公正”。治协商会议前后，母亲每天在重庆《新民报》晚刊的头版上，发表她对政协委员的采访，国共两党以及民主党派人士的重要人物，孙科、陈立夫、陈布雷、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傅斯年、张澜、沈钧儒等一共38位代表，都接受了她的采访，此举为历史留下了宝贵痕迹，成为中国新闻史少有的华彩乐章。
1946年6月的一天清晨，浑身是伤的母亲被抬回家——头天，马叙伦等十名请愿代表从上海去南京请愿，呼吁停止内战。结果到了南京下关车站遭到特务五个多小时的毒打，前去采访的母亲也未能幸免，数次突围被殴，受伤后还趴在雷洁琼身上保护她，结果再次被殴打。我看见她的旗袍被撕破，上面血迹斑斑，后背一侧从上到下淤血青紫，头发也被扯得稀疏。她只能侧卧在床，行动困难。那时来慰问的人士络绎不绝，因为妈妈随身携带的包物都被特务抢走了，新闻界朋友还送来钢笔、手表等，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其中一块小手表。
我们在重庆时，“浦熙修的家”是新闻界有名的沙龙。家里经常高朋满座，人来人往，经常没完没了、不分昼夜地评论时事、交流新闻。那时，周恩来也常常打电话来找母亲，商量怎么发表对中共有利的新闻，我还接过自称“大胡子伯伯”的周恩来找母亲的电话。
母亲早已上了国民党黑名单。1948年11月她被捕坐了70天的牢，后期作为重犯被押到军事法庭，险些牺牲。据陆铿写的文章《千古奇冤李荆荪》披露：原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总编辑李荆荪1970年在台湾被诬“通共”而被捕，被迫要交代在重庆和南京时期的“上级”，平时不好交往的李荆荪想来想去只好“交代”出他的“上级”是浦熙修，最后被判无期，可想而知，母亲在国民党中的影响。
母亲的情感世界
1947年秋冬，我在母亲的抽屉里发现她和爸爸离婚的登报启事，我才知道他们离婚了。
父亲袁子英祖籍在湖北，毕业于北京的中法大学。他当年和石评梅他们一起办过杂志，和她很熟，父亲的文笔很好，以前还经常给母亲改文章。不过我小时候觉得他写的东西都是风花雪月，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
其实父亲也是一个有民主思想的人。母亲的一个老朋友、也是董必武的秘书鲁明告诉我，父亲在解放前也帮助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但他与母亲终究是两种性格的人，父亲可能更希望母亲是一个贤妻良母式的人物。但母亲受那个时代的影响，追求独立，瞧不起那些依附在男人身上生活的人。她一生最骄傲的事情便是17岁就经济独立，即使和父亲结婚后，我们的学费往往由她出，实在迫不得已时才会跟父亲张口。他们的生活圈子也完全不一样，父亲不愿参与政治，更愿意平平安安地过生活。相比之下，母亲更激进一些。
母亲在1955年写的自传里回忆，她在重庆期间就与爸爸有了分歧，这分歧起自何时何事，我并不知道。我只记得1944年夏，有一个中外记者团去陕甘宁边区采访，母亲是受邀的惟一女记者，但爸爸知道后去报社阻止，因为多种原因母亲最终也没去成。我记得他俩为这事
也争执过。
一本很有影响的书里这样说：“……罗隆基与史良关系被大家默认……可谁也没想到，会冒出个浦熙修来……史大姐觉察后，立即结束了这段浪漫史。”史良和罗隆基之前是什么样的关系暂且不论。我们在1939年到重庆后，我家和史良阿姨同住在上清寺枣子南垭犹庄。史良住在二层小楼，我家住在一侧底层，出入不同的门。那时史良已和小陆（陆殿东）叔叔结婚了。我后来还专门委托民盟中央的一个老先生查档案，他告诉我，史良是在1937年前后结的婚。母亲的档案里写着，她加入民盟的介绍人是史良和罗隆基，我推测是史良介绍她认识的罗。所以，我以为，史良和罗隆基是因为母亲而分开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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