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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盛行与晚明文学权力的下移
作者：张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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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初诸人到台阁体，从台阁、茶陵到七子之复古，公安、竟陵之性灵，以及山人文学之渐盛，明代文化权力经历了一个从台阁到郎署，从郎署到山林的下移过程。本文以山人小品为研究对象，描述晚明文学权力的嬗变轨迹。晚明山人是晚明文学风尚的引领者，他们对传统的笔记杂俎进行了创造性改造，创造出了一种为更多人所接受的文化时尚，并在新的传播方式下得以广泛流传。
文学权力的下移
明初，文学权力把持在庙堂台阁，宋濂将台阁与山林对举，对文坛格局做过一个分析：
濂尝以此求诸家之诗，其见之山林者无非风云月露之形、花鸟虫鱼之玩、山川原隰之胜而已。然其情也曲以畅，故其音也眇以幽。若夫台阁则不然，览乎城观宫阙之壮、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华夷会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厉其志气者，无不厚也，无不硕也，故不发则已，发则其音淳庞而雍容，铿而镗，甚矣哉！所居之移人乎？这正适合了朱元璋的好恶，据朱彝尊《明诗综》卷上，高祖皇帝喜欢“铿锵炳朗之作，厌恶寒酸咿嘤龃龉鄙陋”。君臣的共同追求导致明初的文学权力掌握在庙堂台阁之中。至永乐间形成台阁体，其主要成员是内阁大臣、翰林院和詹事府官员，以及其他一些非翰林院官员如六部、大小九卿衙门的首领官。至李东阳，虽对山林之文有所肯定，但其意仍推重馆阁之作。
前七子的出现，是文人文化正式崛起的标志，陈田总结道：“空同出而异军特起，台阁坛坫，移于郎署。”文学权力从台阁向郎署下移基本上结束了台阁文学把持文坛的局面，于慎行《海岳山房存稿序》云：“今世言文章者多谓此道上不在台阁，下不在山林。”上不在台阁，下不在山林，权力正在郎署文人手中。此后，曹僚、郎署文学彼此纷争，互为雄长，交替掌握文学权力。如自前七子以来，唐宋派、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云间派等，皆以郎署官员为主。崇祯间，夏允彝总结明代文学时曾说：
唐宋之时，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其起也多以延奖，其合也或贽文以献，挟笔舌权而随其后，殆有如战国纵横士之为也。至国朝而操之在下，其权在能自立，其起也以同声相引重，其成也以其书示人而人莫之能非。故前之贵于时也以骤，而今之贵于时也必久而后行。
明代山人是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主要由无功名的布衣及具有诸生、贡生等低级功名的士人构成，他们以诗文书画为贽，干谒权贵，以获取生活所资，并不断地游动。明代山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成化至弘治、正德间为山人活动早期；嘉靖至万历初为山人活动中期；万历中叶到明末为山人活动晚期。中期山人在文学上多依附于有影响力的文学集团，如七子集团，原因很简单，吴国伦《翏翏集序》：“今天下布衣能言诗者不少矣，乃独弘、嘉间孙、谢二子最近古，又率附当时名公以传，遂得贾重一时，为后进生地。微诸名公，天下且不知有布衣也，何论诗工拙哉！”至晚期，山人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开始提升，如王稚登，李维桢说他一生：“为家孝子弟弟，为世大儒高隐侠士，为知交死友，为艺苑盟主，为乡祭酒，为宗门护法，为湖海导师……至负海内之名，而以年享之，极人间之乐而以后人成之，造物忌盈，独先生多取，今世不可无一，不可有二。”陈继儒更是声名显赫，受到来自各方的赞扬，董其昌称：“钟鼎之业，乃在山林”。程嘉燧甚至以“山中宰相”称之。
山人地位的提升还表现在文学创作得到了认可，有时甚至得到相当高的评价。屠隆甚至说诗“在布衣”。吴从先曾辑明代三年布衣之诗，名曰《布衣权》，简直就是将屠隆的主张加以具体实践。这表明，山人文学地位正在迅速提升。明初以来，相对于台阁而言极其微弱的山林文学，此时完全处于上风，台阁一方则如胡应麟所称“翰林诸君都不复进”，郎署文学也不得不让山人一头地。崇祯间，山人影响持续增加。
赵翼在总结有明一代的文学时，曾将明代文人分为四类：一类是进士出身，入翰林院的翰林学士，一类是进士出身，官部郎、部曹、中书舍人、中书行人及知县者，一类是举人出身者，最后一类是不由科名而才倾一时者。翰林馆阁诸公在明代文学中地位不如前代，赵翼说：“一代之中赫然以诗文名者，乃皆非词馆。如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所称四大家者，皆部郎及中书舍人也。”而那些“不由科目而才名倾动一时者，王绂、沈度、沈粲、刘溥、文徵明、蔡羽、王宠、陈淳、周天球、钱榖、谢榛、卢柟、徐渭、沈明臣、余寅、王稚登、俞允文、王叔承、沈周、陈继儒、娄坚、程嘉燧，或诸生，或布衣山人。各以诗文书画表见于时，并传及后世，回视词馆诸公，或转不及焉。”可见山人在明代文学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明代山人诗歌成就最高的三家是孙一元、谢榛、徐渭，孙一元“矫然拔俗”，但只是“独行其志”。谢榛最终被排挤出七子之列，徐渭一生名位不振，其影响和地位是后来才赋予的。总体而言，山人诗歌固然是明诗重要的一部分，但却不足以使晚明山人获得如此高的文学地位，得握文柄。而是在边缘文体中发现了可以依赖并加以发展的新型文体——小品。这种表面上不太引人注目的举动，最终使他们得握文柄，也满足了社会文化需求，并在悄无声息中引导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消费行为。那么，他们何以会选择小品作为其文化代言人呢？
边缘与流行
首先，我们先要辨清什么是小品。现在人们普遍将小品理解为一个文类概念，本文则从历史的眼光出发，将小品理解为一种文体。小品一词在晚明的使用非常随意。《四库全书总目》对“小品”一词进行了系统规范，认为小品是指笔记、随笔、杂纂，或称明人小品，或称清言小品，或称随笔小品。山人是小品创作的主体，文震亨《长物志》提要：“凡闲适玩好之事，纤细毕具，大致远以赵希鹄《洞天清录》为渊源，近以屠隆《考槃余事》为参佐。明季山人墨客，多以是相夸，所谓清供者是也。”山人小品一出即引起社会的广泛兴趣，士大夫亦受此风气熏染。甚至书贾见有利可图，也纷纷加以编纂出版，伪托名人。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小品丛书大量出现，著名的如卫泳的《枕中秘》，吴从先等的《快书》、《广快书》等。这些书的写作与编订者大多是社会名流，并成为出版商大规模的制作发行的流行作品，在利益的驱使下，又有了作伪。
笔记是一种随笔杂录式的散文，或记录作者亲所闻见的事件、人物，或谈道说艺、考辨学术，内容博杂，故又称杂记、琐记、散记，形式自由、灵活，篇幅短小精悍。这一文体滥觞于魏晋，发展于隋唐，成熟于两宋。晚明小品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这一文体进行改造，创出小品一体。晚明小品与传统杂俎笔记有着深厚的渊源，陈继儒的《闻雁斋笔谈序》从汉代刘向的《高士》、《列仙》二传，到魏晋六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及士子所撰传奇，宋代士大夫的笔记，为“小说”即“小品”梳理出一个完整的历史发展脉络。
陈继儒虽然清理出了前代小品的发展脉络，但在接受上是有选择的，汉代可称得上小品的极少，唐代士子的传奇小说不属笔记杂俎的范畴。有实际影响的是魏晋六朝轶事小说和宋人笔记杂文，如《世说新语》。《世说新语》的冷隽、清微、简远、俊逸之美令明人心醉神迷，而宋代士大夫的散淡清雅亦为他们所心仪。正是魏晋六朝与宋人笔记的结合，使晚明小品获得了创造性的力量。吴从先就曾主张：“以晋人之风流，维以宋人之道学，人品才情，才合世格”，风流与道学并行不悖，可视为晚明小品的一个主要特质。
笔记、小品本是一种边缘化文体，长期以来只是文人士大夫退闲消遣之作。这样一种边缘化文体何以会在晚明广为流传呢？本文认为正是晚明特定的历史文化所塑造的审美趣味使得小品从边缘走向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