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人都有，有的是所里的，有的是外边的。”

　　安在天看到一封揭发她跟谢兴国的信，问：“怎么，她跟谢兴国也好过？”

　　孙书记说：“她一来这儿，最早好的就是谢兴国。你刚才看见的就是谢兴国的爱人，她三天两头来我这儿哭，闹离婚。可真要离了，寻死觅活，又抓剪子又找上吊绳的……”

　　安在天：“你不是说谢兴国很老实嘛，他一个有老婆的人，怎么还红杏出墙？”

　　“不是谢兴国搞她，而是她搞谢兴国。”

　　“这不是一厢情愿的事，一个巴掌拍不响！谢兴国要是人家柳下惠，坐怀不乱，他还能被一个女人吃了？”

　　“反正他们好过，现在好没好就不知道了，老婆都看不住，何况我们这些做领导的呢？还搞不搞工作了？谁先主动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安在天越看信越怀疑说：“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不可能吧。她才来多久……”

　　“应该是不可能，可到了她的身上，就成了可能。不瞒你说，这些人我大多都找她问过，我倒真希望听到她否认甚至是狡辩，可就是听不到啊！她永远是说但丁的那句话，‘走我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安在天叹气。

　　孙书记：“说真的，影响很坏，反应很大，现在所里一召开领导会议，每一次都有人提出来，要处分她，开除她。幸亏她手上还有把尚方宝剑，是周总理点名要回来的人，否则我说早有人把她轰走了。这个黄依依，人家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可她回到中国，还在哼西方那边的靡靡之音，这怎么行嘛，完全不同的伦理，能这样乱来吗？”

　　“她有家吗？”

　　“哪个男的能接受她？”

　　“也许结婚就好了。”

　　“你以为她没结过婚？结过两次呢，都离了。她在美国就有过婚姻，丈夫是化学家，意大利裔美国人，回国前两人离了。回来后不久，她跟电影厂一个摄影师好上了，开始像块牛奶糖，粘在牙上就是下不来，可不久又离了，就因为男人在外地拍了半年戏，她后院起了火，又跟别的男同胞眉来眼去了。丈夫回家发现后，要打那个男人，你猜怎么着？她替他抗了，结果被丈夫打得鼻青脸肿，日内瓦有个重要的数学会议点名要她出席，她都没去成，那个模样，没法儿见人呢！”

　　“那个男人呢？她离婚后，没跟她结婚？”

　　“早没影儿了。老实说，她这样子谁愿意跟她结婚？谁敢跟她结婚？玩玩可以，真要放到屋里，没人放心，哪个男人也不愿意天天提心吊胆，老婆给自己戴上一顶绿帽子。她自己都跟我说过，现在她对婚姻已经不抱希望了，因为没人真正想娶她，那些人都跟她逢场作戏而已。所以，她也索性自暴自弃，更加放任自流了。我们这里毕竟是科研单位，人的思想相对要开放一点，很多人也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所以多少还能迁就她。要在其它单位，她还能有今天？早就当毒草给铲了。这样的人你们能要？敢要？所以我劝你还是别要她。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谢兴国在专业上绝不比她差，她能干的事，小谢都能干。而谢兴国的思想和生活作风都没有问题，去了会给你踏踏实实干事的，黄依依去了，说不定事还没干出来，尾巴就先露出来了。尾巴一露出来，你们这种单位能不处理她？到那时，她想干事都没机会了，害人害己，何必呢？”

　　“那我也不要谢兴国，破译是残酷而荒唐的职业，必须具备绝对良好的心理素质。如果面对我刻意装出来的傲慢，他就乱了分寸，忘了自己的身份，而低三下四地去取悦我、迎合我、讨好我，给我点烟，陪笑脸，这个人内心可想有多么懦弱，他怎么可能让我看到光明的未来？要知道，我们求索的那束光明本来就象游丝一样纤细，而且还在风驰电闪中，只有象一个死人一样沉着，处乱不惊，处惊不变，这样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才可能和密码有幸‘不期而遇’。”

　　密码是反科学、反人性的。说到底，密码玩的是欺骗，是躲藏，是暗算。兵不厌诈，密码是兵器，是兵器中的暗器，是人间最大的狡诈。研制和破译密码的人都是撒旦！孙书记哪里知道，他把黄依依说得越邪乎，却越发坚定了安在天要黄依依的决心。因为安在天明白，在密码这个充满奸诈、阴险、邪恶、惨无人道的世界里，一个桀骜不驯、带邪气和野性的人，或许要更容易生存下去。

　　孙书记绝望地问：“你真的决定还是要她？”

　　安在天安慰道：“那要看过档案，才能最后决定……”

　　但安在天心里其实已作了决定：只要没政治上的问题，没有人比黄依依更合适。

　　在安在天翻阅黄依依的档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黄依依还睡午觉的时候听到有人敲门，她迷迷糊糊地问了一句：“谁呀？”无人回答，还是轻轻地敲着。黄依依爬起来，趿拉着拖鞋去开门，也许有那么一瞬间，她想来人会是安在天，也可能是服务员。门开了，却是一个女人猛虎一样地扑了进来，抓住黄依依又撕、又打、又抓、又踢，手、口、脚全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