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一抹淡虹


    圣经上说,虹是上帝与人类立约的标记。上帝的使者搭起中西文化交
  流的虹桥,只是这座桥未免单薄了些。

  在传教士传播福音的同时,中西文化交流也以他们为媒介逐步展开。上帝的使者身兼文化大使,在中西双方搭起了一座美丽的虹桥。
  最早,唐代景教士带来过西方医术,能治眼疾,甚至能施穿颅术。他们还曾“广造奇器”,但究竟造了哪些奇器,可惜已无法得知。
  元代中国与西方往来的使者,绝大多数是与教务有关的人员。在他们的穿梭下,彼此断绝已久的关系又再接续起来。西欧一度绝迹的中国丝绸、瓷器,这时又源源而至,成为当地的贵重之物。
  中国文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影响也有迹可寻。在意大利西埃那市政厅会议室,有文艺复兴初期给下的两幅大型壁画,一幅画的是将军骑马巡行寨堡,另一幅是城乡风光,虽然体裁不同,但构图都受到中国横幅画卷的影响,且置物布景颇带中国画风,从许多细节上也都具有中国绘画特色。
  至于当时中国从西方得到的似乎不多,除了教堂带着些西方建筑特色外,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一匹“天马”了。这是元顺帝时,访华的教廷使团,应元皇室的请求,特别带来的礼物。此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两蹄皆白,从皇帝到王公大臣,无不对它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天马赞》、《天马行》、《天马颂》之类的诗文纷纷出笼,元顺帝还命画工精绘“天马图”一幅。一股天马热成了元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话。

                色光映神州

  空前美丽的虹直到明末清初才出现。此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不论广度、深度都前所未有。来华耶稣会士在“学术传教”的过程中,亦予亦取,造成中西两学双向交流、互相渐染,而以西学东渐为主流,中国变“出超”为“入超”的格局。
  西学东渐惠及中国的,最突出的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虽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许多方面居于领先世界的地位,但到了近代,却远落在西方之后。到耶稣会士进门的时候,这种差距已相当明显。传教士们首先把西方许多先进的科技知识传播到中国,同时也带来了其他一些文化成果。

                窥天窥日

  耶稣会士来华之前,中国人还不知道人类居住的大地是圆的。天文仪器的制造也落后于西方,使用的传统历法亦多疏舛。
  利玛窦不但为中国制造了许多天文仪器,而且首先介绍了地圆说。很难想像,在不了解人类居住地基本形状的条件下,人们能够具有认识宇宙真面目的慧眼。从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利玛窦辈引领中国人,向近代天文科学领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汤若望则主持制定了“西洋新历”供中国使用。他的参与,才使洋洋180万言的《崇帧历书》得以问世。此书共137卷,其中介绍了西方历法和天文学、数学、计算工具、测量方法等多方面的新知识。
  汤若望还为钦天监制造了浑天球、白玉地平日晷、大小望远镜、观象仪等天文仪器,写下了《浑天仪说》、《古今交食考》、《西洋测日历》、《星图》、《恒星表》、《测食说》、《测天约说》、《赤道南北两动星图》等多种天文著述。南怀仁在主持治历的同时,也制造了多种天文仪器,写下若干天文著述。
  在教廷宣布解除对哥白尼学说的禁令之后,传教士又对日心地动说予以宣传介绍。法国籍耶稣会士蒋友仁(P.MichaelBenoist)是其中代表人物。他按新说介绍了天体与地球的关系以及恒星和行星的旋转理论,为日心地动说在中国的传播最先启蒙。
  对耶稣会士们的天文历法之术,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明确承认:“有我中华昔贤所未及道者”,“其所制窥天窥日之器,种种精绝”。自从洋教士们参与乃至主持宫廷的测天治历工作,钦天监里就一直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即使禁教期间也没有断绝。

    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3第1223—1225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北京。
               五大洲和皇舆图

  在对世界地理的了解方面,直到和耶稣会士开始对话的时候,中国人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对中国是在四方大地的中央还坚信不疑。利玛窦首先向中国人展示了世界地图。他亲自摹绘的《山海舆地图》,附以中文注释,告诉中国人天下分五大洲,介绍了经纬度理论和划分方法,计算出地球周长为九万里,地厚28600余里(数据与实际略有出入)。此图在中国多次刊刻,流行之广几遍全国,学人著述亦多引其说。
  利玛窦的同事、西班牙人庞迪我(P.Did,de Pantoja),则绘制有世界分洲地图。每洲一幅,图的四周附以文字说明,略志各国概况。意大利的艾儒略(P. Julius AJeni)著有《职方外纪》,更详细地介绍了世界各地的情况,绘图立说,“是为吾国之有五洲万国地志之始”
  ①转引自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绪言第5页,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北京。
  清康熙年间,法国的耶稣会士白晋、雷孝思(P.Joan-Bapt Reds)、杜德美(P.Petrus Jartoux)等人,与中国学者一道承担了测绘详细的中国全图的任务。他们运用当时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法等,测量绘制成《康熙皇舆全图》,成为当时中国最科学、最优秀的全国地图,也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235页,科学出版社中译本,北京。
  其后,蒋友仁在乾隆朝绘制了新的世界地图,把探险家们新发现的地方加了进去,被最新研究所否定的内容则予以删除,各地位置也采用最新测量出的经纬度标示。他还受命参与绘制《乾隆皇舆全图》,共104幅,内容较《康熙皇舆全图》更为丰富详密。

               “女王”的领域

  数学素来有“科学的女王”美称。在她的领域里,耶稣会士对中国也多有帮助和促进。
  最著名的是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这是介绍当时流行于欧洲的欧几里德平面几何的系统著作。此书大大丰富了中国原有的几何学的内容,得到当时和后世中外学界的高度评价,梁启超誉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利玛窦还与徐光启合译了应用几何著作《测量法义》和《测量异同》。与李之藻合泽《同文指算》,这是应用算术方面的著作,其中以系统地介绍西洋笔算的部分为最重要。它突破了中国算术囿于筹算、珠算的框框,引进了自加减乘除法以至开方的笔算方法,并附有练习题。此书中还首次介绍了比例级数。
  清顺治年间,波兰籍耶稣会土穆尼格(P.Nicolas Smogolenski)传授了对数表,他与中国学者薛凤祥所译的《天步真源》,有系统地介绍了对数知识。康熙朝讲学内廷的会士,进而把代数学介绍给中国。

              从望远镜到西洋大炮

  格物究理中国讲求久矣,但与近代物理学结缘,最早也是由耶稣会士牵线的。
  汤若望以中文写成《远镜说》,对“镜之制造,镜之功用,说解详明,并有大图多幅”,是为光学理论传入中国之始。与利玛窦工作过的教士熊三拔(P.Sabbathinus de Ursis),著有《泰西水法》,其中介绍了抽水机、蓄水机等水利机械的构造原理。稍后,作为罗马科学学会成员、并且是伽利略好友的耶稣会士邓玉函(P.Joannes Terrenz),与中国学者王征合著有《远西奇器图说》,阐述力学的重心、比重、杠杆、滑轮、斜面等方面的理论,并介绍了一些实用机械的构造,书后还附有《自鸣钟说》,介绍了机械钟表的构造原理。
  随着耶稣会士的到来,像自鸣钟、望远镜、显微镜等物,开始在中国落户安家。而在器物制造方面,比这些奇巧玲珑之物对皇朝更显实效的,乃“西洋大炮”。
  明末皇家为了对付满洲军队,从澳门请来了有专长的教士陆若汉(Jean Rodriseaus)等20多人从事铸炮工作,可真谓立竿见影,挟所铸出的“红衣大炮”出关作战,顿显神威。努尔哈赤就是在与明军作战中被此炮的弹子“咬”伤致死的。汤若望也曾受命主持为明朝铸炮。他对制造大炮本是外行,只好临时抱佛脚进行研习,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而成品竟然奇迹般地出来了,计有大炮20多门,还有若干能驮在马背上的小型炮。为此,崇祯帝特颁金匾嘉奖。
  清朝也没有忽略这项工作,自康熙十三年至二十一年(1674—1682年),由南怀仁主持,共制大小洋炮372尊。康熙还饶有兴致地亲临芦沟桥场地观看试放情况,嘉其“制造精坚”。及至南怀仁去世,康熙帝的御制碑文中,还特别称道其“幸运巧思,督大器,用摧坚垒,克裨戎行”的功绩。这种洋炮不仅用于平定藩乱,在雅克萨对俄自卫反击战中也发挥了作用。南怀仁还著有《神威图说》,专门介绍铸炮技术。

    ①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123页,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台北。
                 西洋楼

  在建筑技术方面“西洋楼”是最佳范例。
  圆明园中著名的西洋楼,是一组带有意大利洛可可风格,但也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石造建筑,从西到东共有谐奇趣、储水楼、万花阵、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喷泉)、线法墙(按透视法绘制的布景画)等。整个建筑是在意大利籍著名耶稣会士郎世宁(F.Josephus Castiglione)主持下,由蒋友仁、王致诚(J.Denis Attiret)等人配合设计建造的。
  据行家介绍,从西洋楼建筑表现出的艺术风格的特点看,“在欧洲同时期的建筑中,也不失其‘尖端’意义,而在中国这块艺术土壤上,它更成为世界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并举出现存实物为证:远瀛观正门花雕双柱今犹残存其一。若仔细审视,即可发现它虽名为石柱,实际上是雕成一串垂悬的花环,柱顶以西式环扣交相拼接,整个柱身刻成长叶串联之状,因此上宽下窄,与一般西式圆柱完全不同。这根花式柱子不仅为今日整个圆明园遗址最引人注目之物,它在西方建筑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①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9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郑州。
                丹青与书林

  耶稣会士中不少人在绘画艺术方面颇有造诣,郎世宁最为典型。他自康熙末年进宫廷供职,一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以78岁高龄病卒,此间留下了大量画作。他本承文艺复兴的西方画风,到中国后又精心研究吸取中国的传统画风、画技,作品送能中西合璧,独创一格。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尚存有郎世宁的若干作品。台北外双溪故宫博物院在1982年出版过《郎世宁作品专辑》,收画66幅。
  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马术图》是其力作之一(王致诚等参加绘画)。此画描绘乾隆帝在避暑山庄赐归降的蒙古部族首领观赏马伎的实况。以被接见的11位蒙古贵族居画幅正中,乾隆帝则骑马位于右侧,文武大臣簇拥于后,左面是表演马术的骑兵。据行家介绍,此作构图和中国传统的天子居中的宫廷接见图不同,系以侧面展开,由右至左,实际上是运用了文艺复兴以来常见的,表现圣母和圣婴接受东方贤士礼拜的构图形式。
  还有郎世宁与别人合绘的一幅《乾隆雪景行乐图》,“图中树林坡石皆取中法,人物头像则仿西法,建筑运用透视。”构图深宏,用笔工整,着色尤为华丽”
  ①同上书,第294页。
  郎世宁的画路很广,从自然景物到人物肖像,从花草树木到飞禽走兽,在其笔下都颇见特色。他尤善画马。留下了《八骏图》、《十骏图》、《百骏图》等精品佳作。
  书为学之本。明末清初西方书籍输入中国的规模颇大。仅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由金尼阁(P.Nicolaus Trigault)率领的教方使团一次就带来西书 7000部,是为当时西方大学文、理、医、法、教、道等六个科系主要课程的教学用书。这批书藏于北京天主教北堂。到1937年的时候,还有570部存留。
  在华传教士们也译、撰有大量著作。自利玛窦来华后的大约200年间,来华耶稣会上有著作可考的约70余人,著作370种,具有科学内容的120种。其中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和罗雅谷(P.Jacobus Rho,意大利人)四人就占75部。

                无形的冲击

  这缕缕虹彩色光给神州带来的,不止于有形的装点,更在于无形的冲击——对学术范式和思想传统的冲击。
  科技水平本来领先世界、有着光辉古代文明的中国,为什么未能在近代科学方面率先实现突破?诸多原因中,传统学术范式的限制不失为其内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同的母子

  中西文化是不同母亲的产儿。中国文化之母是先秦学术,而西方文化之母是古希腊学术。古希腊学术的代表人物作为哲学家也几乎都是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他们首先和着重追寻的问题是自然的本源,因而其学术是以自然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与之相适应,思维上也就容易建立起严密的演绎逻辑系统。而先秦学术的代表人物,除个别的对自然科学有所涉猎外,大多可谓“科盲”。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的儒家,与自然科学更是几乎绝缘,他们所胶着的主要是社会政治、伦理,因而其学术是以人伦主义为基本特点的。与之相联系,思维方式未能建立起严密的演绎逻辑系统,而钻入“玄览”、“内省”的牛角尖。
  与西方学术相比,中国传统学术具有重社会,轻自然;亲具体应用,疏抽象思维的偏颇。这影响到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有的中国学者反省及此,深有感悟地说:

    (我)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
  语绝于无验。

    ①《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89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北京。
  诚然如此。我国古代的科技成果,大多属于对生产经验的直接记载或是对自然现象的直接描述,生产、生活需要的实用性很强,但很少能作出理论的概括和分析。
  例如古代天文学,是为了农业用历甚至“观天象而卜人事”的需要,即使记录了许多宝贵资料,却并不善于从中探究其规律。例如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以我国最早而又系统,从春秋到清末出现的31次,次次都有详细记录,但就是未能发现周期的规律,而使此功终为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所居,这颗彗星也就永远冠以一个西方人的名号了。
  地理学也有类似的流弊。中国在地理绘图方面最早取得成就,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形图;绘制的时间比原认世界上最早的地图(产生于西方)要早300多年,且绘制的精确度颇高。至于宋代绘制的《禹迹图》,更以其对中国水系和海岸线的准确描绘,被公认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然而,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帝国,地图的绘制是为了皇帝家天下内的土地分配、赋税征收、城池防御、水利交通等方面的需要。这就把中国的地理制图引入一个小范围、大比例尺的轨道,老是在自己的鼻尖底下转圈,所以绕来绕去也总绕不出国门,更谈不上绕出个地圆来,在建立和发展地理学知识系统方面更是步履蹒跚。
  数学的情况也类似。中国古代数学代表作的《九章算术》,从篇目上就可以看出它实用性的主要目的,如“方田”讲田亩计算,“粟米”讲谷粮比例交换,“衰分”讲比例分配,“商功”讲工程计算,“均输”讲运粮和派徭问题等。全书涉及246个关系到当时生产、生活的实际应用问题。筹算和珠算相继在古代数学中占统治地位,也是因为这两种算法的特长都是数值计算,能直接用于实际需要。这样,中国古代数学只是作为实用领域的附庸,未能像西方那样发展成纯理论性的独立学科。
  物理学的不兴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病于此。基础理论发展不起来,器物制造也不求高奇。对所谓“奇技淫巧”恶于谈,更不屑于做,视之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末流之物,甚至妨碍圣贤之道的邪恶之物。

                催化出细流

  对于这种学术范式和思想传统来说,号称“万能博士”,从事“学术传教”的耶稣会士们,带来和译、撰许多学术著作,带来和制作许多“奇巧”器物,传授许多西学知识,并自然而然、潜移默化地施加着其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一切,不能不产生冲击作用,使中国固有传统再也不是一道凝固的冰河了,它开始被催化出道道细流。
  翻检《四库全书总目》,不时有耶稣会士和中国学者所译。撰的“西学”著作。《四库全书》是由清政府组织纂修的,对中国的古书进行了大量的删削改毁,而一些西学书籍竟能研身其中,足见其影响力不可小觑。梁启超就把此期西学的输入称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大公案”。他持论:

    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
  算学便是第二次。在这种新环境下,学术空气当然变换。

    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5第8页。
  的确,在耶稣会士和他们所带来的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中国知识阶层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分化,与杨光先辈顽固派形成鲜明对比,出现了一些热心西学的典型人物,从官绅士子到九五之尊都有其例。

               金针度人绣鸳鸯

  徐光启可作为士大夫当中的代表。他在儒家传统思想的深深熏陶下入仕,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竟勇于冲破旧的思想樊篱,不但自己无顾忌地向洋人学洋学,而且还力倡变革传统学术风习。他在说明为什么要译《几何原本》时,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
  政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若此书
  者,又非止金针度与……其要欲使人真能自绣鸳鸯而已。

    ①《徐光启集》上册第78页。
  由此便更能深切体察出他与传教士交友合作的深意所在。他翻译和撰述科技著作,也不是仅止于知识介绍,而是要启迪国人,将西方科技的“金针”变为己用,达到能“自绣鸳鸯”的境界。他还明确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深刻思想,即不仅立足于学,而且着眼于“超”,为能超则求融会贯通中西。
  另有一名王征的士大夫也是典型代表。其人是关中泾阳人,明朝天启初年中进士,与传教士交往甚密。他除了与教士邓玉函合译《远西奇器图说》之外,自己还撰写了《诸器图说》一书,不但介绍器物的结构和制造方法,而且重视阐释原理。
  据王征自己介绍,激发起他钻研制器强烈欲望的,是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中记述的异域奇器,诸如“能盘水直上山城,绝不赖人力,其器自能昼夜运转”的抽水、扬水机械;“倾一国之力,用牛马骆驼千万莫能运”的巨舶,而由一人“举手引之”,便能“如山岳转动,须臾下海”的船坞设施等。知道西洋有此等事物,王征“爽然自失,而私窃向往”,慨然曰:“嗟乎,此等奇器,何缘得当吾世而一睹之哉!”他还进而阐发了这样的看法:

    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虽
  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

    ①同注2书,第298页。
  其中,传统学术思想的偏见虽然还隐然可见,但与认为“‘几何’者,盖笑天地之无几何耳”的人们,与嫉“奇技淫巧”若洪水猛兽的杨光先辈相比,仍是智愚立见。
  这类热心西学的士子,在明末清初已不是绝少的特例,而形成一个群体。

                英君的表率

  皇帝中要数康熙大帝最为典型。他对“近世之人,事儒学者空谈理数,拘守旧闻”不以为然,积极倡导拓广见闻,学习西洋先进科技。从历法之争的事局中,他深切地体会到,自己作为主宰一切的皇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愤而自学焉”,决心使自己成为科学上的行家。
  ①《庭训格言》第51页,光绪年刻本。
  他在日理万机之暇,下功夫学习西方的数学、天文、历法、地理、物理、生物、工程技术、美术、音乐、医药等诸多学科的知识,聘请了来自意大利、葡萄牙、法国、比利时、德国等诸多国家的耶稣会士作老师。
  康熙帝学习之刻苦,令人钦佩。他自己说,为了熟记《几何原本》一书,至少读了20遍。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还收藏着这位皇帝当年为学习自然科学科目而特制的炕桌。它的桌面由三块可自由挪动或取下的银板组成。中间一块最大,光洁平滑,用以书写和绘图。两边桌面分别刻有斜线、直线、横线等各种线条和大小不一的格子,标着许许多多的数据,还有精密度为千分之一的分厘尺。桌膛内有七个长方形无盖的捕木屉盒,用以放置各种小件仪器和计算工具。由这张炕桌,仿佛就能看到它当年的主人盘膝而坐、伏案苦学的生动形象。
  康熙帝很善于学以致用。譬如,顺治帝时曾仿造若干自鸣钟,因关键部件不得其法,故走不准,成了徒有其形的玩物。康熙帝利用所学的有关知识进行修理,使之尽皆完好。
  学习和运用科学知识,成了康熙帝随时随地的事情。在亲征噶尔丹的行军途中,他还坚持进行地理学的调查研究。每到一处,都记录下地貌、地质、水利、农业、生物等方面的材料。在浩瀚的沙漠中行军,面对滚滚黄沙,他能独具慧眼地发现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例如根据沙漠中有螺蚌甲壳的存在,结合实地调查,记录下该地曾为泽国,“水退而为亲沙”的科学假说。他运用地学知识,根据地形地貌的特点,即可辨别出蓄水的不同情况,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沙漠行军人马饮水这一大难题。
  康熙帝还亲自主编了大部头的《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等多种自然科学书籍。其中《数理精蕴》大部分内容是介绍由耶稣会士传入的西方数学知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名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
  为了研究和学习西洋的器物制造,康熙帝仿照法国的国家科学院在宫中特设“艺学院”,集中了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工艺家在此工作。在罗致重用人才方面、礼遇数学家梅文鼎、梅谷成祖孙两代之事,已成为历史佳话。
  乾隆皇帝也值得一提。他是禁教时期的一位君主,但被耶稣会士们认为是很能从他们那里“骗取”西洋科学知识的人。这位皇帝在坚决维护中国圣贤之道正统地位的同时,也承认西洋近代科技的优胜,曾在廷臣面前公开说,在这方面“和西洋人一比,中国人不过是个小孩”。在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上,乾隆帝表现得相当积极,而且悟性颇高。
  ①冯作民《西洋全史》第八册第257页,燕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版,台北。
  有一次,乾隆帝同蒋有仁讨论地动说。蒋友仁向他解释,虽然从表面感觉上不是“地动”而是“天动”,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他听后恍然大悟地说,朕在坐船或轿时,也有这种感觉,从门或窗猛然往外一看,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在动,而我自‘己所坐的船或轿反倒一点也不动似的。看来,乾隆皇帝当属中国最早接受地动说的人物之列。
  还有一次,乾隆帝同蒋友仁讨论西方地理学方面的问题。他问对方,世界上有些地域西方人并未到过,怎么能画出那里的地图。蒋友仁解释说,那是根据已知的相邻地方推测出的,并举出一些具体事例来说明。乾隆帝表示很受启发。这中间,已不只是一般的知识性了解,还包含着对西方学术思维特点的体察了。

                只是淡虹

  明清之际传教士架起的这座虹桥,应该为关心历史的人们所注意。
  英国的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就特别注意到了它,并给予了这样的赞誉:

    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17世纪时耶稣教会传教士那
  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
  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发展起来的科学,……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
  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
  仍相互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
  垂不朽的。

    ①同注3书,第4卷第2分册第640—641、693页。
  这一评价是中肯的,并不失实或过分,但它只是一抹“淡”虹。耶稣会士带来的“西学”。并不能代表当时西方文化的最高水平,传输上也不完全。毕竟是高涨的宗教热情催动耶稣会士来华的步履,传播学术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更何况,宗教与科学不免有抵触,这就决定了耶稣会士在学术传输上不可避免的局限和保守。

               葱头和鸡、蛋

  开启向中国学术传教先河的利玛窦,在西方近代科学方兴未艾的当时,传给中国的天文学知识中,关于宇宙的构图仍是中世纪的九重天说:天分九重,相包如葱头,日月星辰都在相应的位置上固定不移,而只随着本天之动而动。对当时较为先进的日心地动说故意隐瞒不提。他绘给中国的世界地图,为了迎合皇帝的虚骄心理,不惜故意违背科学,让子午线由中国通过,以迁就中国居世界之中的错误观念。他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因目的不同意见也不尽一致。利玛窦始则要跳过数学部分先译天文历法内容,后又阻挠把全书译完,以致全书十五卷当时惟译得前六卷。
  最先把地动说介绍给中国的蒋友仁,在传授科学知识方面算得上“激进派”,但他也决不放弃圣经里的创世说,而且不失一切可能利用的时机和场合“推销”。有一次,蒋友仁告诉乾隆帝,他来华前曾在大学里教过哲学。乾隆帝便向他提出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有趣问题,要听听这位西洋哲学家的高见。蒋有仁的回答是:关于这个问题,只能根据圣经里的创世说来解释。当初天主在第五天创造鸟类和鱼类,然后就命令它们自由去繁衍。鸡当然也算是鸟类。假如那天天主不创造母鸡,以后世界上也就不会有鸡蛋了,所以还是先有母鸡而后有鸡蛋的。至于母鸡为什么会生鸡蛋,那是天主在创造母鸡时同时赋予它的本能。这是无可怀疑的。
  像这种状况,正如李约瑟也实事求是地指出的,耶稣会士们“具有一种较高级的投机性质”,“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同他们带去的科学一般多”。

                此天亦溟溟

  除了教方的局限性因素外,当时中国这方天地里的溟溟状态,也有削弱和冲淡虹之色光的作用。从总体上说,中国方面其时只是被动地接触着传教士“有限供应”的西学。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稳固性,再加以在封建社会整体中受着政治、经济“韧带”的加固,有限的西学便更不足以使它发生强烈的震荡,旧的思想文化观念和学术风习仍占着统治地位,宋、汉之学并为官学禁锢着全国上下。
  在士大夫中,沈囗、杨光先辈远比徐光启辈人多势众。即使徐光启辈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离经叛道。皇帝们更不可能超越时代和社会限定给他们的活动舞台,堪称一代英主的康熙大帝毕竟也拖不住清帝国日趋封闭、保守、腐朽的沉沦。
  从宏观的社会背景条件看,明末清初中国对传教士实行的一定开放,只是闭关锁国条件下的局部例外。这无异于把一间大厅堂四面的门窗都堵起来,只容从外边传进一根蜡烛来点燃。在以关门闭户为能事的君主的家天下里,外域的色光自不能顺畅地向内流泻。

                圣贤西访

  “来而不往非礼也”。礼义之邦的中国,此番也没有违拗此一古训。在自家大院里关闭了上千年的中国古圣先贤,这时作为最高级的“使者”破天荒地出访西土。
  古典经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源。欲知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就不能不对其有所了解。耶稣会士们自己俯仰之余,也就水到渠成地把中国典籍翻译介绍到了他们的故乡。
  利玛窦首先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并加以注释,寄回本国,其后又有别的会士效法。白晋、傅圣泽(J.Franciscus Foucquet)、马若瑟(P.Jee Maria de Premare)等法国会士,共同研究翻译了《易》、《春秋》、《老子》等书。历狱期间曾一度被关押广东的比利时籍耶稣会士柏应理(P.Philippus Couplet),回欧后出版了西文本的《中国哲人孔子》一书,是为《大学》、《中庸》、《论语》的合译本,书内附有《孔子传略》。比利时籍的另一会士卫方济(P.Franciscus Noel),则以法文译出四书和《三字经》、《孝经》,合称《中国六大经典》,于1711年在比利时出版。
  除了经籍的译、传之外,来华的耶稣会士们还翻译或以西文撰写了许多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其中以法国的几个人最有成绩:冯秉正(P.Jos.-Fr.Moyriac de Mailla)的《中国通史》共13卷,是根据《资治通鉴》加工而成,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同时也表明了他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看法,于18世纪下半叶在欧出版。金民阁著有《中国历史编年》四大册。宋君荣(P.Antonius Goubil)撰有《蒙古史》、《大唐史纲》等。白晋写了《康熙帝传》、《中国现状论》等书、18世纪中叶巴黎还出版有《中华帝国全志》。这样,中国从古到今的大事、要人也借助“虹桥”播声西方,名扬海外。

               一石激起千重浪

  此番“东学西渐”在欧洲竟激起了非同寻常的反响,甚至引起一股“华化”的思潮。一些启蒙思想家对中国历史文化颇表推崇。这在法国表现得尤其突出。譬如,揆内(Francois Quesnav)说《论语》都是讨论善政、道德及美事的内容,“此集所载德行原理之言,胜过希腊七圣之语”。狄德罗(Denis Diderot)在其名著《百科全书》中置论,中国人在历史的悠久、文化的成就以及对科学的兴趣方面,也可和欧洲最开明的人们争先。伏尔泰对儒学和孔子更是大加赞赏。他自称曾经认真地读了孔子的书,发现其中所用的是纯粹的道德,而不宣传神怪;认为中国人用自身道德伦理来协调人间事物,这比欧洲由“上帝”来支配要进步得多。他甚至得出如下结论:

    ①利奇温《十八世纪欧洲与中国的接触》第94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译本,北京。
    作为一个哲学家,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
  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

    ①同上书,第81页。
  中国文化传请新思潮方兴未艾的异域,何以引起这般反应?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经过长期的发展完善,确实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它首次显示于一个异质文化的世界,具有新奇、神秘的魅力是不难理解的。
  尤其重要的是,这时候西方启蒙思想家们正进行新思想体系的伟大创造,他们要吸收和借取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而中国文化正有其可用之处——摧毁中世纪神学残堡旧垒所需要的理性精神。伦理型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与欧洲中世纪神学体系截然不同的理性特质,可以用来为启蒙思想家们鼓吹“人是唯一的点”张目。
  可以说,伏尔泰辈主要并不是以历史学家的严肃,而是从政治家的需要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慷慨地奉送了一顶顶桂冠。实际上,“中学”在他们那里与其说是原样借用,不如说是翻新改造;与其说是汲取社会政治内容,不如说是利用非宗教的特质。他们从传教士手里接过“中学”的原料,加工制造成理性武器,反转过来攻击教会,揭露神学的虚伪和欺骗性。这样看来,当时中学在欧洲之所以能“一石激起千重浪”,除了中学这块石子具有一定份量之外,那里有着深水潭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中学在欧洲引起的这种强烈的积极反响,并未能长久持续下去,并且,即使当时也并没有成为普遍现象,反对派大有人在。譬如同是法国著名思想家的卢梭就持论,中国圣贤之教无异于中华民族的落后。孟德斯鸠则认为中国纯以专制恐怖立国,其国民道德尤其不足称许。
  特别是在德国,当时轻视儒学、嘲讽孔子简直成了一种时髦。德文中的“孔夫子”(Kollfuzius)和“糊涂虫”(Konffusius)两词常被谐音混用。包括黑格尔在内的一些学人,坚持“中国的历史本身并没有什么发展”;中国“是一个我们古代就认识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样的国家”;“中国人是永远静止的人民”之类的看法。在他们这里,基于欧洲中心论而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贬低是如此明显。
  尽管如此,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之虹还是显出前所未有的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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