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击事件


   9月9日晚,在旧金山市幽谷区的一条小胡同,贝克被开枪打死了。
   当时,两个巡逻的警察看到他从“远景酒店”后门出来,手里拎着一只铁盒子。贝克一看到警察,拔腿就跑,警察在后面追赶,命令他站住,但是,他还是继续跑。有一个警察开枪警告,但是,贝克没有理睬,于是一位警察就冲他开了一枪。他打得很低,只想击中他的脚,但是,在昏暗的胡同中,很难看清楚,子弹却射中贝克的背部,贝克当场毙命。
   我是第二天早晨,在一家餐馆吃早餐时,读到报纸上的报道的。
   这条新闻登在内页,很简短的一条消息。一个人死了,只不过是个统计数字,你看过后就会忘掉,除非你认识他,除非他是你的朋友。
   我小心地折好报纸,塞进大衣口袋。然后,从桌边站起身,穿过一群穿西装的年轻人,走上大街。
   突然刮起了风,吹起了地面的垃圾,空气中有一种难闻的气味。
   快下雨了。
   我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想起了与贝克的一段对话。
   “贝克,工作怎么样?”
   “哦,很好,很好。”
   “没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没有,一点也没有。”
   “贝克,好好干。”
   “是。”
   “认真干下去。”
   “认真干下去。”
   走进我的办公大厦,里面黑漆漆的,没有一个人。关着的电梯门上放着“故障”的牌子。我绕到楼梯边,上到二楼,沿着走廊到我的办公室。
   办公室门没有锁,我推开门,走了进去,发现她坐在那里。贝克的妻子坐在我办公桌前的椅子上。
   我轻轻关上门,我们的视线相遇了,彼此看了几秒钟。然后,我走到办公桌前,坐在她对面。
   她说:“管理员让我进来的。”
   “没关系。”
   她双手紧握,放在大腿上。
   “你听到那个消息了吗?”
   “听到了,”我说,“我能说什么呢,玛丽?”
   “你是贝克的朋友,”她说,“你帮过他。”
   “也许我没有尽全力。”
   “他没有干,”玛丽说,“他没有偷钱,他没有像他们说的那样抢劫。”
   “玛丽。”
   “贝克和我结婚31年,”玛丽说,“你想我怎么会不了解呢?”
   我没有说话。
   “我总会知道的,”她说。
   我坐在那里,凝视着她。她是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很强壮。她的嘴巴棱角分明,灰色的大眼睛哭得红红的。贝克入过两次狱,逃匿20多年。现在看看她,我心中暗想,是的,她总该知道。
   我说:“据报纸上说,贝克从酒店后门出来,拎着一个铁盒子,他们发现里面有106元钱,门是撬开的。”
   “我知道报上所说的,也知道警方的说法,但是,他们错了,错了。”
   “玛丽,他的确是在那里。”
   “我知道,”她说,“贝克喜欢在黄昏后散步,走很长一段时间,回来后再喝一杯。酒让他放松,所以,他会在那里。”
   我在椅子上换了一个姿式,没有说话。玛丽说:“贝克有工作要做的时候,总是神经很紧张,夜里会失眠。”
   “他最近没有那样吧?”
   “几个星期前,你还看到他的,”玛丽说,“你看他是那样的吗?”
   “没有,”我说,“没有。”
   “我们很快乐,”玛丽说,“我们不再逃亡,不再等待,我们真的非常快乐。”
   我的嘴巴发干。“他的工作怎么样?”
   “上星期他们给他加薪,加了15元,我们到码头一家高档餐厅吃了一顿晚饭,以示庆祝。”
   “你们靠薪水过得很好,”我说,“没有什么问题吧?”
   “一点也没有,”玛丽说,“我们银行开始有一点存款,”她咬咬嘴唇,“贝克想退休后到西印度去。”
   我看看自己的大手,它们笨拙地放在桌面上,我把它们放到大腿上。
   我说:“幽谷公园抢劫案是一个半月前发生的,据警方估计,抢去的钱总共有3.5万元到4万元之间,你可以拿那笔钱到西印度好好生活了。”
   玛丽的灰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她说:“那些抢劫案不是贝克干的。”
   我能说什么?天知道,贝克不是圣徒,她也知道。但是,这一次他是无辜的,所有的证据、所有的言语都无法改变她的看法。
   我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盒,点燃了一支。吸烟只会使我的嘴巴更苦涩。
   我没有看着她,说:“玛丽,你要我做什么?”
   “我要你证明贝克是无辜的,我要你证明他没有做那些事。”
   “你知道,我很高兴他没有做,可是,我怎么能证明呢?有什么证据呢?”“该死的证据!”她的大嘴突然激动地抖起来,“我告诉你,贝克是无辜的!我不要他含冤下葬。”
   “玛丽,听我说——”
   “我不听,”她说,“贝克是你的朋友,你保释他,你帮他找工作;你劝导他,引他走向正路,他变成了新人,一个不同的人,这些都是因为你的帮助。现在,你愿意坐在那里,告诉我,你相信他因抢劫4万元而送了命?你愿意坐在这里,让他们给他加上各种罪名?或者你根本不关心?”
   我仍然不想正视她,低头凝视着手中燃烧的香烟,看着烟袅袅升起。我说:“玛丽,我很关心。”
   “那就帮帮我,”她说,“为了贝克,为了你的朋友。”
   过了很久,我才说:“好吧,玛丽,我看着办。”
   她抬起头,一副哀伤的样子,说:“我很抱歉,我不想那样的。”
   “不用道歉,”我站起身,“他是你丈夫。”
   她点点头,她的喉咙在动,但我们谁也没有再说话。

   在法院大厅,他们告诉我,艾尔警官出去了,一个小时内会回来。我便到旁边的一家咖啡店,抽了6根香烟,喝了三杯咖啡,便过了45分钟。
   当我再次走到外面时,开始下起小雨,驱走了一些刺骨的寒气,但是,风刮得更厉害了。头顶上乌云密布,随时都要下暴雨的样子。
   我再次走进法院大厦,乘电梯上楼,这一次艾尔警官在里面。他穿着一套棕色西装,看上去像是用手搓肥皂洗的,他的领带歪歪的,衬衫领上有一个扣子掉了,左眼上有一块青色淤伤。
   “好,”他说,“快一点说,好吗?”
   “你的眼睛怎么了?”
   “我碰到门柄。”
   “我猜就是这么回事。”
   “喂,”他说,“你来这里是聊天,还是有事?我已经38小时没有睡觉了,我可没有心情开玩笑。”
   “我要你帮个忙,艾尔。”
   “说吧,”艾尔说。
   “我想看一份警察的报告。”
   “你有病啊?”他说,“去你的!”
   “昨晚发生了一件枪击事件,”我说,“两个巡警杀死了一个在幽谷公园逃跑的抢劫犯。”
   “那又怎么样?”
   “那人是我的朋友。”
   艾尔看看我,“什么朋友?”
   “贝克。”
   “我认识他吗?”
   “我想不认识。他犯过两次盗窃,我帮助他,使他悔过,那时我是警察。”
   “你说幽谷公园,”艾尔说,“那不是最近常发生抢劫案的地方玛?”
   “是啊,”我说,“照报纸报道,他们把贝克当成抢劫犯。”
   “只有你不那么看。”
   “贝克的太太也这么看,”我说,“我也不认为是他。”
   “我不能让你看任何报告,”艾尔说,“即使我愿意的话,那也不属于我的部门,那是由抢劫组负责的。”
   “你可以帮着引见一下。”
   “我可以,但我不愿意,我忙得要命,我没有时间。”
   我站起身,“啊,谢谢你,艾尔。”可是,我正准备推门出去时,他叫住我。我转过身。
   “如果事情顺利的话,”艾尔说,眼睛没有看着我,“两个小时内我就可以下班了,如果我经过抢劫组,我会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
   “谢谢,艾尔,”我说,“我非常感谢。”
   他没有说什么,伸手去拿电话。

   我来到一家叫“路易”的酒吧,找到汤姆。他正在酒吧台边喝威士忌,两眼凝视着墙壁。另外还有两个穿工作服的人在另一头喝啤酒,吃三明治。中间有一位披白围巾的老女人,在啜饮暗红色的酒。
   我在汤姆旁边的凳子上坐下,向他打招呼。
   他慢慢地转过身,脸色苍白,毫无血色,秃秃的头上有一粒粒汗珠。他好不容易才回过神,用青筋直暴的手指指指眼睛,他在擦眼泪。我知道为什么。
   他认出了我:“嗨,喝一杯,好吗?”
   “现在不喝。”
   汤姆把杯子举到嘴边,喝了一大口:“贝克死了。”
   “是的,我知道。”
   “他们昨晚杀死了他,”汤姆说,“他们从背后杀死他。”
   “别紧张,”我说。
   “他是我的朋友,”汤姆说。
   “他也是我的朋友。”
   “贝克是个好人,他们没有权力那样杀他。”
   “他正在抢一家酒店,”我冷静地说。
   “胡说!”汤姆转过身,一根手指指着我的胸口。“贝克已经改邪归正了,你听说过没有?自从他出狱后,他就改邪归正了。”
   “汤姆,真的吗?”
   “真的。”
   “他并没有在幽谷公园作案?”
   “我不是告诉你,他改邪归正了吗?”
   “谁干的,汤姆?”
   “我不知道。”
   “别这样,”我说,“你到处跑,总会听到一些风声的,对不对?”
   “没听到什么,”汤姆说,“我不知道。”
   “会是孩子吗?”我说,“街头那些小流氓?”
   “不知道,”汤姆说,“我不知道。”
   “可是,你怎么知道不是贝克呢?”
   “贝克已经改过自新了,”汤姆说,“现在他却死了。”
   汤姆把头趴在双臂上,侍者走过来,他是个大脖子,留着八字胡。他说:“汤姆,你不能在这里睡觉。”
   “贝克死了,”汤姆说,眼中满是泪水。
   “别惹他,”我对侍者说。
   “我不能让他在这儿睡觉。”
   我掏出皮夹子,拿出一元钱放在柜台上。“那么,再给他来一杯酒吧。”
   侍者看看我,又看看钞票,耸耸肩,走开了。
   我走到外面,进入雨中。
   欧罗巴批发公司是一栋很大的两层楼房子,靠近唐人街。
   我把车停在大厦前,走到里面。在办公室中间是一个玻璃围着的电话总机,里面有一位黑发小姐,她身穿印花市,头上戴着一副耳机。
   我问那女孩,公司经理在不在?她告诉我,经理到市中心去了,整天都回不来。贝克保释后,我就把他推荐到这里来工作。
   我想跟副经理谈谈,可是转念一想,他不会跟贝克有接触的,因为贝克在仓库工作,我想和他的管理员谈谈最好。我问那女孩,装货的办公处在哪里。
   她指着左边的一对活动门。我推开门,走进一条又窄又黑的走廊,两边都有纱门,出去是仓库。在我左边是一条长长的柜台,柜台后面是展示的货架,货架后面是两长排货箱,摆满整个屋子。柜台前有四、五个人站着,两个站在后面接受订货。从敞开的门边,我看到一个装货柜,外面凌乱的院子里,停放着几辆卡车。在我右边是一个有窗户的办公室,有两张桌子,都没有人坐。另一间房子堆满工作凳和满是灰尘的箱子。
   我走进办公室。
   一个老人站在办公桌对面的窄柜台前,正在摆弄纸张。他穿着宽松的棕色长裤和棕色的背心,戴着一顶破旧的软帽,嘴里叼着一根雪茄。
   我等了一会儿,但老人一直没有抬起头。最后,我清清喉咙说:
   “对不起。”
   他抬起头,不怀好意地上下打量我,继续摆弄他的纸张。他一边用铅笔在一张纸上画着,一边问:“什么事?”
   “你是海尔斯先生吗?”
   “是的。”
   我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我不知道能不能跟你谈谈?”
   “请吧。”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私下谈。”
   他又看了我一眼,“什么事?”
   “有关贝克的,”我说。
   他再次摆弄他的纸张,然后示意我向前走。走到装货台外面,走进一个双门的入口,来到第二个宽敞的仓库。老人在这里停住脚,转向我说:“我们可以在这儿谈。”
   “我听说你是贝克的管理员,对吗?”
   “对。”
   “告诉我一些有关他的事吧。”
   “如果你想听坏事的话,那你是听不到的。”
   “我不是想听坏事。”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耸耸肩,说:“贝克工作很卖力,我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从不罗嗦,很本分。”
   “你知道有关他的事吗?”
   “我们全都知道。虽然知道,没有人说他什么。”
   “他对他的工作好像很满意?”
   “非常满意,”老人说,“从不抱怨。”
   “没有和别人有过摩擦?”
   “没有,他和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很好。”
   第二仓库里面响起喇叭声,一辆小车开过去。
   我对老人说:“愿不愿意告诉我,你们对发生的事情的看法?”
   “我不相信有那种事,”他回答说,“我们没有一个人相信。”
   我点点头,“贝克在这里有没有特别好的朋友?比如经常在一起吃晚饭的?”
   “我已经说过,他话不多,但下班后,偶尔和山姆去喝杯啤酒。”
   “我可以和山姆谈谈吗?”
   “可以,”老人说。停了一会儿,又说道:“贝克能做那种事吗?当然,我知道报纸上说他做了。但是,只有傻子才会相信。”
   “也许是吧,海尔斯先生。”我说。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请通知我,”他说。
   “我会的。”
   我们回到里面,然后,我找山姆谈话。山姆身材高大而削瘦,虽然穿着工作服,但他一头白发,使他显得很醒目。
   “我可以跟你说实话,”山姆对我说,“我根本不相信这事。”
   “我知道你偶尔和贝克一起喝杯啤酒。”
   “大概一星期一次,都是下班后。”
   “你们谈些什么?”
   “大多是工作上的事,像公司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等等,一般男人聊天都谈的那些。”
   “还有别的吗?”
   “你是说有关贝克的过去?”
   “是的。”
   “只有一次,”山姆说,“贝克告诉我一些事情。但是,我从来没有追问过他,我不喜欢打探。”
   “山姆先生,他告诉了你什么?”
   “他永远不回监狱了,”山姆说,“他以前的生活都过去了,他一生中第一次过平静的生活,”他看着我,两眼放光,好像在向我挑战。
   “你知道吧?”
   “什么事?”
   “我已经活了59岁了,”他说,“我见过很多人,知道他们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我等他说下去。
   “我可以看出,贝克不是在撒谎。”山姆说。
   离开山姆后,我在公共图书馆消磨了半个小时,读一些过期的报刊杂志。幽谷公园抢劫案开始于6个星期之前,当时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当我把各个报道的细节摸熟了之后,便回到我的办公室,打电话给贝克的太太玛丽。
   “警察刚刚来过,”她说,“他们有搜查证。”
   “他们找到什么了?”
   “没有什么好找的。”
   “他们说什么了?”
   “他们问了许多问题,”她说,“他们想知道银行存款和保险箱的事。”
   “你跟他们合作了吗?”
   “合作了。”
   “好,”我告诉她我上午所做的事。
   “你瞧,”我说完后,她说,“认识贝克的人,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有罪。”
   “警方相信,”我轻声说。
   “警方,”她重复道,但是,她声音中已经没有了仇恨。
   我坐在那里,手里握着话筒,有很多话想说。但是,那些话似乎没有什么意义。过了一会儿,我告诉她,我会和她联系,然后挂上电话。我的手心全是汗。
   我掏出一根香烟,但是火柴没有了,我翻遍书桌,也没找到一根火柴,只好把香烟放回盒中。
   我伸手去拿电话筒,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是艾尔打来的。
   “我正要打电话给你,”我说。
   “我在这两个小时里,一直在打你的电话。”
   “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
   “别装了,”他说,“你知道我要告诉你什么。”
   “好,”我说,“你现在在哪儿?”
   “在家。”
   “我可以去吗?”
   “如果半小时之内你能赶到,我就等你,否则我就要睡觉了。我太太已经下令关上所有的门窗,取下电话。”
   “我20分钟之内赶到。”我说。
   艾尔的住房是白色的,很舒适,房屋四周有草坪和鲜花。如果你认识艾尔的话,就会觉得这房子反映了他本人的性格:忠实、勤奋。
   我把车停在院子里,走上台阶去敲门。
   艾尔的太太是一个瘦小的红发女人,她开门让我进去,带我来到书房,然后掩上门离去。
   艾尔坐在桌边,面前摆着烟斗和咖啡。
   “请坐,”他说,“要喝点咖啡吗?”
   “谢谢。”
   他给我倒了一杯咖啡,然后指指桌上的一个牛皮纸信封,装出不理我的样子,自顾自地吸着烟。
   信封里是两位巡警的报告,他们一位叫辛迪,一位卡斯达,就是他们开枪杀死贝克的。我小心地读着那份报告,我的眼睛落在“私人物品”下面的两行句子上。我看完之后,把报告塞回信封,放到桌上。
   艾尔看着我,问:“怎么了?”
   “有一件事,”我说,“报纸上没有登。”
   “什么事?”
   “他们发现贝克大衣口袋有一瓶用纸袋包着的‘凯瑟琳’酒。”
   艾尔耸耸肩,“那是在一家酒店,对吗?也许他溜出来的时候,塞一瓶到口袋里。”
   “他会放进纸袋里吗?”
   “有些人的举止总是很奇怪的,”他说。
   “是啊,”我喝了几口咖啡,然后站起身。
   “你要走了吗?”
   “对,我还有事要办。”
   “你欠我一份情,”他说,“记住。”
   “我不会忘记的。”
   我开车来到查勒尼街,把车停在停车场,那里离贝克夫妇的家只有半条街。我冒雨向前走,顺着一个木梯来到贝克家。
   我一敲门,玛丽就出来了。
   她穿着上午到我办公室的那件黑衣服。看到她,我就觉得她肯定一整天都默默地坐在椅子上,独自沉思。
   她把我让进屋,我坐在靠窗的一张旧椅子上,那是贝克生前常坐的椅子。
   玛丽很疲倦地问:“你想吃点什么吗?”
   我摇摇头,问道:“你呢?你今天吃东西了吗?”
   “没有。”她回答说。
   “玛丽,你得吃点东西。”
   “也许过一会儿吧。”
   “好,”我说,把帽子放在手中旋转。我想问她,但我不想给她任何虚幻的希望。我有一个想法,但是,现在说出来太早了。
   我说了跟那些人的谈话。说完后,我问她:“你今天上午说,贝克喜欢在黄昏时候散步,他是不是总是沿着一条固定的线路走?”
   “没有。他只是喜欢散步,有时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
   “他没有提到过他去哪儿了?”
   “只是在附近走走。”
   在附近?可是,他被击中的地方,离这里很远啊。他可能走直线,或者绕着圈子走。
   我说:“贝克散步回来后,喜欢喝一杯,对吗?”
   “对。”
   “那么,他这里留有一瓶酒,是吗?”
   “是的。”
   我继续转动我的帽子。“玛丽,我想,我是不是可以喝一小杯?”
   她缓缓地点点头,走到卧房门边的一个矮柜边,拉开小门向里望着,她说:“对不起,我们……我好像没有酒了。”
   “没有关系,”我说,“反正我也该走了。”
   “你现在要到哪儿去?”
   “去看一些人。”
   “请消息你会通知我的,对吗?”
   “对,”我说,“玛丽,你是不是有贝克的照片?”
   “有的,”她说,“可是,你要照片干什么?”
   “有用,”我含糊地说,“我得去看许多人。”
   她对这回答好像很满意。“我看看能不能给你找一张,”她说。
   她走进卧室,一两分钟后,拿出一张贝克的半身照,是在客厅拍的。照片上的贝克面露微笑,嘲弄地扬起一条眉毛。
   我把照片放进口袋,谢谢玛丽,然后走了出去。
   大雨下个不停,远处传来雷声。我竖起衣领,跑向汽车。
   两个半小时后,我来到“泰水酒店”。我站在地板上,让身上的水滴下。他们在进门处的架子上装有一个暖气,我在那里烘了几分钟,然后走向柜台。
   有一位年轻人坐在收款台边,他身穿白衬衫。一看到我,就站起起来向我走来,同时微笑着说:“外面在下雨啊。”
   “也许你可以帮助我。”
   “当然,”他说,“你想要什么?”
   我从大衣口袋掏出贝克的照片,递过去给他看。“你以前见过这个人吗?”我问。
   他看着我,问:“你是警察?”但是,他的声音仍然很亲切。
   我叹了口气,把我的证件给他看。他耸耸肩,眯起眼睛仔细端详着照片。“我可能见过这个人,”他说,“可能。”
   我现在不像刚进来那样冷了。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在幽谷公园区走了两个半小时。走过了八家酒店,两家通宵营业市场,一家食品店,六家酒吧,结果一无所获。
   这个年轻人仍然在打量着照片。“这个人好像昨天晚上来过。”
   他说,“他是一个好人。”
   “大约什么时候?”
   “11点半左右。”
   那就是说,15分钟后,贝克在离这里三条半街的胡同被枪杀。我问:“你记不记得他买了什么?”
   “让我想想,”年轻人说,“我想是威士忌酒,一般的那种。”
   “凯瑟琳牌的?”
   “对,我想是那个牌子。”
   “谢谢,”我说,“请问你尊姓大名?”
   “喂,我可不想卷进任何事中。”
   “别担心,”我说,“不会有什么的。”
   他有点不情愿地告诉我他的姓名和住址,我写了下来,再次向他道谢。离开那里后,我心里更有底了。


   艾尔说:“我真该在你下巴上揍一拳。”
   他刚从卧室出来,睡眼惺松,头发蓬乱,穿着睡衣。他太太站在他身边。
   “很抱歉把你叫醒,艾尔。不过,我有急事。”
   他嘴里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清,但他太太听见了,她很不以为然地捅了捅他,然后转身离开房间。
   艾尔坐在沙发上,用手理理了头发,然后抬头看着我:“什么事那么急?”
   “贝克。”我说。
   “你还在查这事?”
   “对,”我告诉他我在泰水酒店听到的事。
   他想了一会儿,最后说:“他在那里买了一瓶酒,这也不能证明什么啊?”
   “艾尔,”我说,“如果他准备抢劫酒店,你想他会在15分钟前买一瓶酒吗?”
   “那次抢劫可能是心血来潮。”艾尔说。
   “贝克做事一向不是那样,他进行抢劫前,都会小心计划,认真准备。” 
   “他老了,”艾尔说,“行为方式也变了。”
   他不了解贝克。我说:“还有一些别的事。”
   “什么事?”
   “盗窃,”我说,“我仔细研究了那些案子,那些案子都会留下一定的痕迹。后门撬开,侧柱和锁上有记号,”我停了一下,“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贝克的痕迹。”
   “也许他除去了那些痕迹。”
   “他怎么会有时间呢?他一出门就被他们盯上了。”
   艾尔舔了舔嘴唇,我看出我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说:
   “说下去。”
   “作案方式,”我说,“门撬开,抽屉搜索一空,纸张四处乱扔,没有指纹,不象是专业人士干的。”
   他摸摸下巴上的短胡子,“贝克是专业的。”
   “他可以著书立说了,他的手法干净利落,他从不乱来。”
   艾尔站起身,走到拉着窗帘的窗户前。他背对我站在那里,问:
   “那么,你认为是怎么回事呢?”
   “你想象吧。”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说:“不错,我可以想象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很不喜欢,一点也不喜欢。”
   “贝克呢?”我说,“他会喜欢吗?”
   艾尔突然转过身,走到电话机边,他打电话给一个人,然后又给另一个人。当他挂上电话时,他已经在解睡袍的扣子了。他走到卧房门口,停下脚问:“你想一起去吗?”
   “不,那不是我办公的地方。”
   他看看我说:“我希望你的推测是错的。”
   我盯着他说:“我希望我没有错。”
   三个小时后,我坐在漆黑的公寓里,抽着烟。这时,电话铃响了。我让它响了几次,然后拿起听筒。
   “你没有错,”艾尔说。
   我等着。
   “辛迪和卡斯达,”艾尔很痛苦地说,“他们在这里才一年多,神经有点不正常,我只能这么说。有一天晚上,当他们巡逻时,他们动了歪脑筋,便试了一次,结果收获不小,谁会想到是警察干的呢?”
   “我很难过,艾尔,”我说。
   “我也一样。”
   “你有什么问题吗?”
   “不太多。”
   “贝克是怎么遇上的?”
   “是这样的,”艾尔说,“他们从后门出来时,贝克刚好走捷径,想穿过胡同回家。他一看见他们,拔腿就跑,他们便惊慌起来,辛迪一枪打中他的背,当他们走过去查看时,辛迪认出了贝克。”
   “他们就趁机推到他身上,”我说,“瞧,艾尔——”
   “算了,”他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那好,再见。”
   “再见,”他说,挂断了电话。
   然后我打电话给玛丽,告诉她贝克的死因。
   贝克的葬礼很隆重,在一家小教堂举行,许多人都来了。报纸上对此事进行了全面报道。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艾尔也来了。
   葬礼结束后,我和艾尔站在教堂门口。
   “我不喜欢葬礼,”他说。
   “我也不喜欢。”
   “现在你准备做什么?”
   “我还没有考虑到呢。”
   “我太太不在家,”他说,“我家里有些白兰地,也许我们可以大醉一场。”
   “也许我们都很愿意大醉一场,”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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