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08　 中国之恋

　　Author :阿德里安·赫西亚

　　Issue : 总第 113期

　　Provenance :《时代报》《世界之窗》

　　Date :1990年第4期

　　Nation :

　　Translator :邱震海

　　克拉拉·布卢姆出生于切诺维茨（位于罗马尼亚。——译者）一个说德语的犹太人家里。一般认为她的出生日期是1904年11月27日。1954年6月21日，她加入中国籍，由此成为也许是唯一的说德语的犹太裔华籍女作家。

　　在这些枯燥的日期背后，藏着一个独一无二的动人命运。克拉拉·布卢姆是为了追寻一个梦而来到中国的，准确地说是为了寻找她梦中的白马王子。1937年底，33岁的她认识了他，一个中国人，并同他度过了四个月的幸福时光。随后他便神秘地消失了。她猜想他可能是回国了。于是二次大战结束后，为了寻找他，她来到了上海。

　　克拉拉·布卢姆很早便同自己的家庭决裂了。她恨她的父亲约瑟夫·布卢姆，把他看成是一个剥削者和放高利贷者。1947年，她在一首题为《愤怒的生活报告》的诗中写道：“父亲日思夜想：利润!又不时哀叹：费用!梦里还在复核：利率!”克拉拉·布卢姆就这样长成了一个“火药桶孩子”，“周身充满了爱和恨的火药”。1915年，她与母亲及她的同母异父兄弟一起去了维也纳。1922年高中毕业后，她当了一阵家庭教师，然后又进大学攻读心理学。人家时起，她便开始在犹太人的报纸上发表诗作。1928—1929年间，她曾在巴勒斯坦。返回维也纳后参加了奥地利社会党，参加了该党的一些工作，并为党报撰写副刊文章。1933年，她退出奥地利社会党，倾向共产党。1934年，她撰写的《叛逆叙事诗》获得了文学比赛第二名，由此得到周游全苏联的机会。以后，她便在苏联住下，并在莫斯科国际图书馆里工作，还作为红军的宣传员奔赴前线，对德国士兵进行策反工作。在苏联，她出版了五本诗集。

　　同中国人朱的相遇，决定了她后半生的生活。她在自传体小说《牛郎织女》中描绘了这次相遇。书中的女主人公名叫汉娜·萨姆洛娃·毕克斯，是一个黑头发高鼻子的波兰犹太人，男主人公叫牛郎，正好与中国民间故事中的牛郎同名。

　　克拉拉·布卢姆没有把同中国人朱的分离看成是受惩罚，而是看成他们为祖国——中国的更高需要所作出的自我牺牲。他们两人是在莫斯科的国际劳工服务中心结识的，两个古老而又遭受压迫的民族的两颗心就这样在流亡中相遇了。当时是1937年11月，正是搞清洗运动的时候。在这种形势下，一个无国籍的犹太人同一个没有护照的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恋爱是不无危险的。尽管朱穰丞，即小说中的牛郎，在莫斯科可以自由行动，但他却不能暴露自己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真实身份，因而不得不过着隐蔽的生活。克拉拉·布卢姆在小说中写道，牛郎及其党内朋友们“没有护照，不能向外人透露自己的真名实姓或住址”。即使克拉拉·布卢姆自己，在他们相聚的四个月中，也从未得知过他的地址。

　　除地址外，他把一切都对她如实相告。他告诉她，他结过婚并有孩子，告诉她自己过去在上海所从事的戏剧工作，并说他很想念中国。而她也不对他隐瞒自己过去的恋爱史。出于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克拉拉·布卢姆写下了一首描绘犹太人和中国人命运的诗，取名为《民族之歌》。诗的最后几段是这样的：

　　我的同胞正浪迹天涯，

　　被人驱逐，遭人辱骂，

　　在一个个国家四处飘游。

　　你的同胞默默地耕耘，

　　在强盗的铁蹄下，

　　血迹斑斑。

　　……

　　这是我们的睿智，这是我们的歌曲，

　　我们就这样忍辱负重。

　　相去何远，而又何其相似，

　　这一切使我们心心相印。

　　作为犹太人，她爱上一个中国人颇为不易。但她最终克服了民族习惯上的禁锢，尝到了幸福的滋味。她感觉到：“小屋的四壁闪着光亮，金黄色的傍晚，银白色的深夜，玫瑰色的早晨。”

　　他俩每周只见面两次。对他的住址，她一直无从得知。但对她一生唯一的这次幸福，她却充满激情地写道：

　　哦，不——我的生活不是恐惧。

　　我的生命里闪着一丝幸福，

　　年复一年在黑暗中追寻。

　　十二个星期——短暂而又永恒。

　　远处有个孩子向我伸出双手，

　　给我描绘生命中最美的转折点。

　　我的身体，我的心，我的头脑最终接近了他。

　　在一丝幸福中，我看见了未来。

　　朱失踪了。后来有消息说，他被逮捕送进了西伯利亚的劳改营。有关朱的真实情况，克拉拉·布卢姆一直到1959年中苏公开闹翻后才获知。但她一直坚信，朱仍在秘密地从事革命工作。她把朱的死斥之为谣传，至少她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她还是坚守她原来的信念。她认为，当初他是应召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当时克拉拉·布卢姆也尽其所能地参加了这一斗争。她曾在诗中讴歌中国的烈士和英雄。在莫斯科，她把凡能找到的一切有关中国的材料都拿来阅读了。怀着一种强烈的爱和渴望，怀着一种坚定的信念，她写下了一首首她生命中最美的诗。

　　她决定前往中国。战争结束后，她便动身前往中国。当时，她身无分文，也没有证件。1947年8月，她到了上海——二次大战期间，曾有10万欧洲犹太人逃往那里。1948年9月，她被由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大学聘用，教授德国语言和文学。

　　她到中国来的目的是寻找朱。1948年，人民解放军挺进北京。为了追寻朱，她立即前往北京。1949年1月，她到达北京。但这时她又身无分文，不得不重新忍饥挨饿。她发烧了。在自传体小说中她写道，高烧中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和朱相会了一个晚上：

　　她站在那儿，找到了他，却似又若即若离。她被他抱在怀里，周围罩着一层珍贵的光环。这光环，她已失去了11年，明天还将失去。这一去，也许是几个月，也许是几年，也许要等到华发满头，也许就此永不相见。

　　小说《牛郎织女》就在这里结束。

　　1949年8月，克拉拉·布卢姆回到上海。1951年初，她在一所外语学校（现称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图书馆里工作。1952年，她担任了复旦大学的德语教授。同年，她取了个中国名字“朱白兰”并提交了加入中国籍的申请。1952年9月，她被调到南京大学。她在1954年下半年写的一份个人简历中作了这样的说明：朱穰丞于1932年加入共产党，目前的工作和居住地点不详，关于这些，她无权打听。她坚定地相信，朱穰丞正在一个什么地方从事国家的重要工作，继续履行秘密使命。1955年，她写了关于他的最后一首诗《给一位老人的情诗》

　　艰苦的战斗远没有结束，

　　我们已分离几十个春秋。

　　瑟瑟秋风送我而来，

　　金黄色的桑叶随风飘落。

　　你没有只字片语，

　　但我知道，

　　那上面有你的音讯。

　　桑叶飞近我疲惫的双眼，

　　上面映着流逝的岁月，

　　和苦难民族斗争的身躯。

　　苦难已尽，笑脸绽开，

　　洗却恐惧和血雨的世界，

　　普照着未来的光辉……

　　我们艰难的爱情，

　　将换来后人千百倍的理解和敬佩。

　　克拉拉·布卢姆还在继续等待。1956年，她被调往广东中山大学教授德国语言和文学。1959年，她又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去东柏林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民主德国建交十周年庆祝典礼。但由于中苏交恶，她不久便无法发挥她作为北京对德传言人的作用了。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她才重新露面。那时她写了一些歌颂毛泽东的作品。她开始在奥地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机关报《红旗》上发表诗作。

　　直到去世为止，她一直在期待着朱的出现，并一直在为他的祖国而效力。1971年5月4日，她死于肝病。没人知道她的骨灰在哪儿。她在维也纳时开始撰写的、在法国脱稿的小说《战胜命运的人们》、最终却没有发表。如今，这部小说的手稿正寂寞地躺在西德马尔巴赫的文学档案馆内。